▲徐敏(右)细致耐心地为前来办理工商注册的企业代表答疑解惑。袁婧摄
▲徐文东(右二)在病房里与正在术后康复的患者交谈。袁婧摄
▲施净岚(右)与同事一起分析研究案情。本报记者赵立荣摄
▲徐敏(右)细致耐心地为前来办理工商注册的企业代表答疑解惑。袁婧摄
徐敏:实践制度创新,助力“双创”者圆梦
■本报记者 唐玮婕
徐敏: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企业注册科科长,从事企业注册工作24个年头。窗口虽小,却事关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事关创新创业者的梦想,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平凡的窗口工作增添了不平凡的意义。
位于合欢路的浦东新区市民中心,企业注册窗口前总有不少申请人在等候办理业务———这里,正是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企业注册科科长徐敏工作的地方。
从2013年浦东诞生全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到2015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自贸区管委会与浦东新区政府合署办公,再到自贸区升级3.0版本——坚守在注册窗口一线,徐敏见证了自贸试验区改革给商事登记制度带来的重大改变:“扩区前一年,浦东新区工商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督‘三合一’,成立了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之后,我和同事们角色转换,职能更重,任务更多。”
自我加压,为申请人带来便利
随着先照后证、注册资本认缴制、多证合一、集中注册、简易注销等准入环节全流程创新改革举措在自贸试验区接连推出,市场主体的投资热情一下子被激发出来。这给徐敏所在的注册许可分局———一个由68名工作人员组成却承担着原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局注册许可登记职能的团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压力。数据最为直观:目前浦东新区共有9个注册许可综合受理点、36个基层所受理窗口、近200个对外服务窗口;2014年以来,日均业务受理量1500人次,接待量4000人次;仅徐敏个人每天平均受理咨询、审批、执照办理80余户次,需要批阅的申请材料堆积起来比办公桌还高。
高强度的工作,让徐敏格外用心:遇到预约号“爆满”、现场号“秒杀”的情况,一方面引导申请人合理使用“互联网+”方法,更快更好办理业务;一方面自我加压加号,尽量确保申请人都能拿到预约号。预约号多了,窗口工作人员的压力随之而来,她时刻关注叫号量,随时出来增援指导。她经常对大家说:“我们考虑得再周到一点,服务再贴心一点,用我们的耐心诚心热心换来群众‘将心比心’。”
企业的难点就是改革的重点
“企业的难点就是改革的重点。”徐敏感慨道,“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后,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同时又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市场监管局,我们推出的每一项改革,都要考虑是否可复制可推广。”
去年,浦东新区率先开展企业名称登记改革试点,实行网上名称自主申报。徐敏带头组织科室干部认真学习改革精神,安排骨干制定操作规范,开展业务培训,调整窗口设置和工作流程,同时深入了解企业需求,做好实施改革的充分准备。
“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这种创新精神如今已融入上海自贸试验区干部群众的血液。截至今年6月底,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累计收到企业名称登记申请案近13万件,其中通过网上自主申报系统申报7万余件,占总量的55.2%。据悉,上海将复制推广这一改革试点经验,全面实施企业名称网上自主申报,简化名称登记程序,提高效率。
从注册资本实缴制改认缴制、市场准入便利化“双十条”,再到“证照分离”改革,一线窗口人员正是这些先行先试举措的具体实践者。
“我们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改革释放出的红利。”徐敏举例说,市场准入便利化“双十条”借鉴国际经验,放宽企业住所登记条件;这条开创先河的举措降低了创业成本,让不少新兴科技型、贸易类企业直接受益。
不断升级的改革也无形中成为倒逼的力量。为了更好满足企业日新月异的需求,徐敏及其团队始终在加强自身业务功底上狠下苦功夫:“我们必须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只有不断提升业务水平,才能准确贯彻落实各项新政,帮助市场主体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更好地让改革精准落地。”
徐文东:缓解百姓看病难就是最大获得感
■本报记者 朱颖婕 陈青
徐文东:手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华山医院静安分院 (静安区中心医院)院长。自2010年华山医院静安医联体成立以来,他带领静安区中心医院上联华山医院、下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了一个全国重点专科、六个上海市重点专科。
静安区中心医院挂上的每一块牌子、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借着医疗改革的东风。
从2010年华山医院静安医联体成立开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副院长徐文东又多了一重角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即静安区中心医院院长。自此,每天“两点一线”往返于这段1.3公里长的路,他往往上午还在静安分院开展手术,下午就跑到华山医院坐诊,“最忙的一次,一天来回跑了五趟”。
作为医改前沿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徐文东欣喜地看到,静安区中心医院在这七年间逐渐将“华山基因”融进血脉之中;眼下,它还下牵全区五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百姓不再舍近求远扎堆三级医院看病,而是放心地走进了家门口的好医院。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一件件地发生了”
跟许多二级医院遇到的瓶颈相似,静安区中心医院也曾面临学科薄弱、人才匮乏、病源不足等问题。静安区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杨鲲用“难以为继”形容当时外科系统的境况,“外科医生平时只能开开药、拍拍片子,业务都荒废掉了”。
徐文东和一批华山医院专家的到来令外科业务量明显提升,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有刀开了”。
徐文东介绍,医联体采用的是“3+2+1”紧密型联合模式,即一所三级医院联合二级医院及若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统一运行管理和资源调配。目前,华山医院所有优势科室都已辐射到静安区中心医院,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顾玉东在内的50余位华山医院专家先后到静安区中心医院担任学科带头人及科室负责人,托管科室20个。从门诊、查房、手术到教学、科研、管理,专家都尽心投入,并积极参与到学科建设、课题申报、论文发表中。
医联体效应从各项数据中可见一斑。从合作初期至今,静安区中心医院门急诊人次提升43%,手术人次增加180%。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医院拥有一个全国重点专科、六个上海市重点专科,为全市同级同类医院之最。与此同时,课题中标、论文发表、专利申请等持续进步。
“最开始我们只有两个市级重点科室,SCI论文一年发一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更是遥不可及。但现在,大家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一件一件地发生了。”徐文东说。
探索完善转诊机制,为患者提供最佳服务
2010年到2016年,医联体从1.0版发展到了2.0版。去年开始,华山医院静安医联体的发展重点转移到对静安寺、曹家渡、江宁、石门二路、南京西路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工作的支持。如今,华山医院和静安区中心医院专家定期联合下社区,开展科研指导、社区坐诊、健康咨询、带教查房等。社区医生也会定期来静安区中心医院各专科进行轮转,取经学习。
为了缓解“挂号难、看专家难、住院更难”问题,华山医院为社区保留了专属号源方便患者就诊。在信息化支撑下,患者可通过微信、网络、电话等多种手段实现预约挂号,还能通过“互联网+”手段实现自由支付,大大节省了排队时间,社区百姓看病不再愁。
临床检验中心、消毒供应中心、B超会诊中心、放射影像中心、心电会诊中心、门诊预约中心六大中心的建设,也成了吸引病人回流社区的动力。以放射影像中心为例,静安老百姓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站点就诊拍片后,影像会立即传输到影像诊断中心,由专家进行高标准诊断。据介绍,放射影像中心已完成13万例诊断,无一例误诊。
徐文东还带领团队积极探索与华山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间的转诊机制,这项工作正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完善。根据规划,对于重大及疑难病例,静安区中心医院和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均享有优先向上转诊、优先预约专家的权利;对于常见病、慢性病,享有直接向下级医院转诊的权利。
徐文东说:“对医护人员来说,百姓看病不难了,就是我们最大的获得感。”
施净岚:手中权力大了,肩上责任更重
■本报记者 沈竹士
施净岚:浦东新区检察院“施净岚检察官办公室”负责人,从事检察工作20余年,成功办理了陶校兴受贿案、林森浩投毒案等具有社会影响的大要案件,赢得了行业内外的广泛认可,曾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司法体制改革改变了上海检察官施净岚的职业生涯轨迹。
今年3月28日,全国检察机关首创的四个“命名检察官办公室”在浦东新区检察院挂牌成立。施净岚奉调从上海市检察院二分院来到浦东新区检察院,走马上任命名检察官办公室,在司法改革的潮头,她成为了标志性人物之一。
命名检察官办公室是上海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的创新之举,是落实司法责任制、去行政化、提高司法效率、扩大检察官授权的载体。施净岚坦言:“检察官手中的权力大了,责任也更重了。”
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
司法体制改革之前,检察院办案普遍实行三级审批制,几乎所有案件最终都要经手科长、处长,最后由检察长或分管副检察长决定。现在,施净岚的办公室里配备了两名检察官、两名检察官助理、一名书记员,而她直接对检察长、副检察长负责,享有办案决定权。
浦东新区检察院经办的案件量是全国同级检察院中最多的。挂牌半年以来,施净岚检察官办公室受案超过160起。在落实司法责任制的背景下,如何保证每起案件经得起检验? 施净岚通过电子系统实时跟进室内检察官办理的案件,一旦发现问题或是办案时间明显迟滞,就对相关案件提前介入、及时纠偏。
例如,她发现一起合同诈骗案件中的部分情节涉及借款纠纷,而借款纠纷是不适用认定为合同诈骗的。她立即指导办案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改变了这一节事实的认定。还有一次,她发现一起案件的管辖权存在问题,浦东新区检察院并不具有管辖权。为此,她联系基层执法机关调查清楚之后,报送指定管辖起诉。
通过施净岚的把控,检察官办公室的办案效率大幅提升,办案质量也得到了保证。
善用检察官的权力清单
今年,上海市检察院更新出台了2017年版检察官权力清单,进一步向一线检察官授权。授权扩大了,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 施净岚有20余年办案经历,曾办理过陶校兴受贿案、林森浩投毒案等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选择施净岚领衔命名检察官办公室,就是要发挥她对法理的明晰和新制度试点探索中的分寸感。
上海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试点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18个城市之一。施净岚今年处理过一起认罪认罚案件:倪某因通过他人遗忘在ATM机内的银行卡提现5000元入罪。案发后,倪某及时退赃、自愿认罪认罚。根据法律规定,施净岚检察官办公室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便召开浦东新区首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开听证会,对这起信用卡诈骗案作相对不起诉。
施净岚检察官办公室还受理过这样一起案件:被告人故意吹嘘自己能够影响建筑工程发包,要求被害人——一名包工头为其吃请、消费买单,而后根本没有兑现承诺,并为了搪塞对方而签订了一份合同。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坚称对方给予的钱款属于朋友之间的借款。
施净岚要求被害人出庭陈述。被害人表示,自己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根本不会有富余的钱款借给被告人。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出庭是刑诉法修改后的新规定。施净岚说:“让被害人出庭,目的是通过他的表达形成一种效果,使被骗钱款不是借款的逻辑更加有力。”随后,她又要求鉴定专家出庭,明确合同上的落款是被告人的笔迹。
效果是显著的。庭审结束后,在场的被告人家属当即向被害人全数退回钱款。最终,法庭以普通诈骗的罪名,对被告人从重作出判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