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昌在野外考察。(均采访对象供图)

 

 

 

2009年，李文昌(左一)团队在迪庆州浪都铜矿井下开展研究。

 

 

 

2014年，李文昌(左四)团队在海拔4600米的热林钻机平台研究钻探验证情况。

 

 

 

在矿区，李文昌(右一)和专家分析矿床的形成机理。

 

本报记者　付鑫鑫

 

不久前，2016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昆明召开，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主任李文昌获得杰出贡献奖。

 

面对“大奖”，李文昌却很淡定。他曾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7项，国土资源部、云南省政府省地质规划、找矿成果一等奖4项……

 

一系列奖项的背后，是李文昌对地质勘探的满腔热爱和刻苦钻研。参加工作30多年来，他主持国家科技支撑、973课题和“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　有色金属基地勘查等重大项目10余项，发现评价多处大型超大型矿床，资源潜在价值数万亿元。完成重要技术报告22份，出版专著7部，其中　《西南“三江”多岛弧盆一碰撞造山成矿理论与勘查技术》　获中国图书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

 

生于洱海之滨、长在彩云之南的李文昌，深爱“三江”这片热土。他常说：“‘三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地质百科全书，能在这块土地上探索、耕耘，本身就是一种福气和荣耀。在‘三江,地下有无数的宝藏，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矿藏。”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李文昌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地图，那是1:1500000的青藏高原及邻区地质图。在外行人眼里，这是一张大红、大绿，五颜六色交织在一起，犹如壮美的油彩画；而在李文昌看来，这是一张珍贵的“成果图”。这张地图是多少代地质人用双脚丈量出来的成果。

 

找矿源于对“白帽子”的好奇

 

地质勘探，是风吹日晒的野外工作，往往在一瞬间面临生死考验。“找矿过程中，我们有一位同事滑下悬崖，不幸遇难；另一位同事，因为有高原反应，救治不及时也牺牲了……”李文昌的回忆里有着太多不可磨灭的忧伤，他自己的身体也并非“毫发无损”。

 

1994年，李文昌在云南大理州云龙县找矿，应邀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李宁博士合作，希望从泉水溶解的盐分中分析出卤水与古油藏的关系。

 

早上8点，两人从云龙县白羊厂银多金属矿出发，沿着沘江流域，一边提取卤水样本，一边考察地形地貌。

 

“我们一开始精力充沛，总想着等人走累了，再骑马也来得及。谁想，走得越远，样品越多，卤水样品已经把马压得满身是汗。人走累时，根本不忍心再骑到马上去。”李文昌清楚地记得，那天深夜11点多，他们才走到兰坪县金顶铅锌矿上，“走了六七十公里应该是有的。快到县里时，我实在走不动了，是赶马的老乡把我架到马上，驮进住所。下马时，整个人都累瘫了，站都站不稳。”

 

这一次长途跋涉给正值壮年的李文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膝盖永久性磨损。即使现在，他去野外出任务，徒步也不能超过2小时，否则膝部就会钻心地疼。“超过2小时的山路，我会尽量要求骑马。”

 

“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继续？”记者问。

 

李文昌说：“苦当然是苦，但是值得。每一次发现矿藏，我都由衷地感到快乐和满足。”

 

要说他与矿石的第一次“触电”，还得从读书时代开始讲起。

 

李文昌1962年生于大理洱海之滨的一个普通白族家庭，是家中长子。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我母亲是村里的能人，村里大事小事都喜欢找她帮忙。”李文昌回忆说，到了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母亲总是能找到一些边聊边做的活，剥玉米、做酱菜等。她勤于思考，对发生在周边的事理解得很透彻，从对一些事例的分析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们勤于思考的性格。

 

尚未恢复高考的教育环境，没能让“学霸”李文昌因为成绩好而去更好的学校学习，只是“就近录取”到初中学校的首届高中班。“也许我做事认真、爱思考的性格就来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甚至，数学老师有时候解不出来的难题，我都会解。那个年代，高中毕业生当高中老师，所以他们也会有解不来的题目。”李文昌对此不以为意。

 

高中时代，有一个地质队借住在李文昌所在的学校。地质队员每天早出晚归，带回一些其貌不扬的石头潜心研究，李文昌看着很新奇，“他们都戴着白帽子，工作也很愉快，星期天在球场活动时也很开心。我就奇怪了：这些看着普普通通的石头有什么好研究的？　还乐在其中。”

 

当年高考，有同学与李文昌相约报考专科，“先考出大理再说”。成绩出来时，李文昌分数很高，超出本科分数线很多，但也只能上专科。出于对“白帽子”的好奇，驱使他填报了昆明地质学校普查找矿专业的志愿。

 

在昆明地质学校的两年，李文昌学习非常刻苦。矿物岩石课有岩石、矿石标本摆放在教室里，供上课时讲解和课余时观察。“尽管在不断更换标本，但我每次都熟悉到不需要看，只要摸一摸就知道是哪一块岩矿石的标本。”他说。

 

1981年毕业时，李文昌成了三四百名毕业生中仅有的4名优秀毕业生之一。按条件，他完全可以留在昆明市，但他却选择了回大理。《春城晚报》　为此还报道了一则新闻，讲述“优秀毕业生李文昌主动要求到艰苦地区工作”的故事。

 

坚守“纯真年代”挑灯夜读

 

“新闻上说，我立志探索地质之谜。其实，当时还真没有那么远大的抱负。只是觉得，回大理、干地质都挺好的，横断山脉地质结构复杂，矿产资源丰富，能让我学以致用。”未满20岁的李文昌，青春年少，思乡心切，来到云南省地矿局第三大队，常年在野外，一干就是15年。

 

进山找矿，野外分队连固定住所都没有，队员都住在山上，睡在木板临时搭建的油毡房里。一个矿区找到矿了，再换下一个矿区接着找。在一个地方“占山为王”的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五六年。

 

上世纪80年代，崇山峻岭间的交通难以想象地差。雨季来临，坍方、滚石、泥石流成了“拦路虎”。车子出不去，买菜买油怎么办？　在车子能出去的光景，多采购一些海带、土豆、火腿进山。偶尔，遇上老乡自家种了青菜，就地采买一些绿叶蔬菜。

 

最惨的一次，李文昌他们在矿区吃了足足一个月的土豆，煎土豆、炸土豆、炒土豆……各种做法轮番上马。吃到最后，最好的调剂竟是用吃剩的火腿骨头炖海带汤喝。

 

“世外桃源”的环境造就了李文昌心无旁骛的心境。即使一年在矿区待上10多个月、过春节不回家，他也不觉得寂寞，一心一意地开展地质研究，解决找矿中的难题。15年里，在中型规模的云龙白羊厂银多金属矿、超大型规模的镇沅金矿等矿的发现和评价中，他都贡献突出。

 

李文昌白天上山干活，晚上吃好晚饭，和同事们聚在火塘旁烤烤火、聊会天；然后就回到油毡房里，点上马灯，从晚上8点一直看书到深夜十一二点，从不间断。偶尔眼睛酸了，抬头看看窗外，繁星满天。用李文昌自己的话说，那是属于他的“纯真年代”。

 

1987年，李文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函授大学。那时的函授大学，寒暑假期，每年要到学校面试两次，可山间交通闭塞，没有车子很难出去。

 

“单位车子不多，前辈们也不会无缘无故打电话叫车子进山接人出去办事，很多时候都是要凭借双腿。单位的车子，要等分队把事情都攒得差不多、人头也凑够了，再挤成一堆，用车斗运出去。”李文昌一边调整坐姿模拟当时的情形，一边对记者说，“你可能没坐过那种车斗，不是挤在驾驶室里，而是侧坐在车斗的条凳上。山路颠簸，开不了一会儿，大家集体下车吐，每个人都吐得一塌糊涂；吐完了继续往前开，然后再吐、再开……”

 

就这样，没想过撂担子不干吗？　李文昌回答，那时候的人很单纯，感觉单位本身就是这样的，地质工作者就应该出野外，不然，怎么将现场勘查的地质现象与书本上的知识结合起来分析呢？

 

勘探不到三个月找出80克/吨的金矿

 

学术功底好、勘查经验多，让李文昌的业务能力迅速提高。在野外工作的15年，他做过地质填图、槽探、坑探、各类工程编录、综合研究、报告编写等各种类型的工作。逢年过节的档口，他坚守在大山深处，静静琢磨一个个地质现象、成矿原因。对此，李文昌从不抱怨，在他心中有一个“小目标”———40岁之前评上工程师。

 

1993年，来自北京的中国地质大学覃功炯教授带领学生在“三江”流域调查，跟李文昌住在一起好几个月。当时，李文昌因其业务能力强，吸引了覃功炯的注意。

 

李文昌笑言，好像每次在读书这样的大事上，他都是被人推着走的。“教授对我说，工程师职称可以先放一放，分队长也可暂时不当，还是要到学校‘充电’，补充理论知识。”

 

李文昌被说动了，由单位推荐参加全国研究生考试被录取，顺利进入北京的中国地质大学学习。全新的理论知识如潮水般涌来，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李文昌忽然开了窍，学得越多，想要探索的也越多。

 

1995年4月，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与美国一家公司签协议，由李文昌带队去老挝帮助找矿。

 

公司老板是个美籍华人，之前在老挝琅勃拉邦魔鬼山找了两三年，都没有重大发现。听说云南地勘局有个“火眼金睛”的能人李文昌，所以指名要李文昌带队。

 

“5月初的老挝真热，不仅如此，还有蚂蝗，特别多、特别大，一只只像豆芽菜一样，看着都瘆人。”李文昌说。

 

他带队去现场勘查地质构架　(俗称“摸地皮”)，炎炎夏日里，队员们用铝壶带的水不够喝，改用5L的大油瓶装水，背在大号的地质包里上山。从后面看过去，每个人的背上都有一条条笔直的汗水线，俨然成了地质队员的“标志”。

 

李文昌一直在想，为什么有那么好的金矿脉，却始终找不到大矿体的存在。几个月的考察，让他对勘查区的地质状况有了新的认识，根据自己的推断，他似乎感觉得到矿在哪里。一个周六，李文昌带队从山上下来，想去预测有矿的地方取样，以便核对头天晚上“灵光乍现”的理论模型。样品送下去后，李文昌耐心等待分析结果的到来。

 

一周后，李文昌凿取的样品，经检测，含金量高达80克/吨。在业界，含金量超过4克/吨的金矿层就具有商业开采价值，超过10克/吨就算富矿……老板秘密写信告诉他，要求保密，并请李文昌再次取正式的样品。

 

金矿位置得到确认后，老板大喜过望。而此时，中国西南“三江特别找矿计划”正在论证，云南地矿局决定，调李文昌回来，代表云南参加“三江”特别找矿计划。“三江”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继续探索“三江”奥秘一直是李文昌的心结。李文昌决定离开老挝。

 

“当时，我的月工资360多块钱，帮老板找到金矿后，为了挽留我，他通知财务将我的工资按年薪10万块发放；我当时的家还在大理，老板还说，帮我在昆明买房，安家落户；又说让我为他筹建资源勘探公司，并承诺在公司中给我10%的股份等等……条件十分诱人，但我不愿意再干，感觉不是为国出力。而且，我的团队有两个人得了疟疾，必须回国治疗，递了辞呈以后，还是带队走了。”李文昌说，他从不后悔，因为他对钱没那么在乎。

 

答辩给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

 

回到局里以后，李文昌有位要好的同学，见到他第一句话是：“你这个憨包!一年10万多块，你只要干两年，就能挣上我们一辈子挣的钱，为什么要回来？”

 

李文昌淡淡地回应说：“钱固然好，但钱可以多用，也可以少用。我有我要做的事，我在老挝，毕竟只是给资本家打工。”

 

1996年，李文昌以　《老挝琅勃拉邦魔鬼山金矿床地质特征及勘查开发一体化研究》　参加中国地质大学的硕士论文答辩。原本，上午两个、下午两个的硕士研究生答辩日程已安排好了，结果，李文昌的答辩过于精彩，光他一个人就回答了27个提问，排在后面的3个学生愣是没时间登场。

 

“起初，老师们就着论文提问，后来，他们觉得我的回答比论文还要精彩，就一个接一个不停地问，答完都快中午了，我们就在外面等着答辩结果。事后，听说是学术委员会和院系的行政领导在争论到底该不该破格授予我博士学位……”李文昌哭笑不得地引述道：赞成的一方说，答辩精彩，本人学习成绩特别优异，以前也有破格授予博士学位的先例，应该突破，授予其博士学位；反对的一方说，现在开了口子，将来有院士要求授予其学生博士学位，可怎么评判？　两方相持不下，从上午辩论到下午，最终决定不同意授予博士学位，但可免试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由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的校长致信云南地勘局局长，说明情况。

 

优秀的人才学校需要，单位更需要。那年，李文昌刚从大理调到昆明，“三江特别找矿计划”需要他回去。

 

滇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地区，一直被誉为“有色金属王国”、天然的“地质博物馆”，是我国最具潜力的金属矿产富集区之一，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地下“宝藏”，这里既是地质科学家探索地质演化的理想乐园，也是找矿人乐此不疲的热土。然而，6000万年来，地壳的大规模隆升、切错、搓揉，使得这里的地质现象纷层繁杂，岩浆活动超强，成矿作用多样，加之雪山高耸、峡谷纵深、森林茂密又为一个个矿藏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如何揭开面纱，破解“三江”形成演化历史和地质构造成矿的奥秘？　李文昌带领团队，在前人基础上，系统解剖“三江”4条构造—岩浆—成矿带，努力探寻地质构造演化与成矿的内在规律，于2005年创造性地提出“多岛弧盆成矿论”和“陆内构造转化成矿论”，揭示三江地质构造演化和形成矿产的内在联系，并以理论指导找矿，实现系列找矿的重大突破。1981年至2005年，李文昌参与或主持评价的12个大型、超大型矿床，查明的铜铅锌银金资源量约占当年全国对应矿产保有储量的10%，潜在价值大于4000亿元。2005年，李文昌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且排名第一。

 

寻宝发现价值超5万亿的矿藏

 

当然，找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差”。1997年至2001年，英国比利顿公司在地矿局专家的推荐下，选定迪庆州中甸县　(今香格里拉市)　格咱地区为找矿靶区。“他们开展了三年多时间的风险勘察，在发现矿的地方用直升机吊运钻机钻孔，第一个钻孔见矿较好，但后来的几个钻孔见矿都不好，于是放弃了该项目。”李文昌记得，2001年七八月间，有位老专家好心劝他说，在此发现中型矿是可能的，但大型或更大的矿可能性不大。

 

李文昌仔细研究此处的岩体性质，根据超基性岩、基性岩、中性岩、酸性岩的演化序列，认为这片区域斑岩序列完整，而酸性斑岩发育斑岩铜矿矿化蚀变系统，肯定是个大铜矿。他专程到北京向中国地质调查局作了汇报，中国地调局领导在充分的研究结果面前，决定给予项目资金支持，从下半年450万元的综合研究经费中，拨出100万元。

 

时至今日，李文昌仍然感激当时的中国地调局专家：“他们一共就450万元，拨给我100万，还语重心长地交待说，文昌呀，你不能拿这个钱去修路。”

 

可是，不修路怎么上山找矿？　用直升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2004年就任云南省地矿局总工程师、云南省地质调查院院长的李文昌，先用院里的自有节约资金修起简易道路。寒冬腊月，高原上的冻土没法开工。直至第二年七八月，路修好后，钻探施工才快速推进，人们纷纷祝贺李文昌：“你们真是逮着大东西啦!”

 

经普查、详查和前期勘探，此处的铜矿约有500多万吨。

 

在业界，50万吨的铜矿都属大型矿，更何况有10个50万吨!

 

2008年，升任云南省地质调查局局长的李文昌向省政府提出开展“云南省地质找矿行动计划”的建议被采纳。2010-2012年三年找矿计划，累计投入79亿元，新发现了4个超大型、15个大型矿床等，由此获得云南省政府的表彰，评价是：“有深藏不露的底蕴，有石破天惊的欣喜，云南三年地质找矿，找到了潜在经济价值超过5万亿元的宝藏!”

 

随后，有李文昌参与的　《非线性矿产预测理论方法创立与应用》　获得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6年9月，应国土资源部“三深一土”(深地探测、深海探测、深空对地观测、土地科技创新)　科技战略需要，李文昌从云南省地质调查局调任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担任主任。但他却说：“不管多忙，我还是要继续我的研究。”

 

现在，李文昌还是念念不忘“三江”。他说：“我的项目仍在云南，我会组织和带领团队继续为西南地区，特别是‘三江’的基础地质调研奉献自己的心力与智慧。我已向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报告，很快，我又将进入‘三江’，探索未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