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书库全景图。(均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绿荫之下的抱经厅。

 

中国四大藏书阁建筑规制均源于天一阁

 

 

 

古朴的两层木构藏书楼天一阁。

 

本月，本报　《天下》　推出“走访中国四大藏书阁”系列报道，本报记者先后对北京的文渊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和杭州的文澜阁进行了深入的采访报道。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获悉，当年藏贮《四库全书》　的四大藏书阁的建筑规制均源于宁波的天一阁。于是，本报记者于近日走进天一阁，为您带来这座对中华文化传承意义深远的江南私家藏书楼的今昔故事。

 

天一阁位于宁波城西的绿茵深处，是一座古朴的两层楼阁的木构建筑。它不仅是亚洲地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宁波人的藏书史可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自唐宋以来，宁波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港口，并逐步成为浙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初史学家万斯同曾说“浙江东渡是宁波，人物由来此地多”。宁波著名的藏书楼有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范大辙的卧云山房等，而至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天一阁藏书楼。

 

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　(1561—1566)　之间，原为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范钦退隐后，为了将毕生所搜集的书永久传递下去，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最终以　《易经》　中阴阳五行之说来建造藏书楼。

 

天一阁的命名取自　《易经》“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范钦把天一阁的两层楼阁喻为天与地，楼上为一通间取其“天一”，楼下为六开间取其“地六”。他认为书最怕火，而“天一”“地六”这样的格局能产生水，实为以水克火之意。公元1774年，当乾隆皇帝为了收藏《四库全书》，而要建造藏书楼时，天一阁已历经二百多年的历史，故派官员到天一阁取经。

 

王先谦　《东华续录》　记载，乾隆皇　帝诏谕军机大　臣　等：“……因闻其家藏书房屋、书架、造作甚佳，留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乾隆皇帝不但以编书为名征了天一阁600多种书籍，而且还仿天一阁藏书楼的式样建造了七个阁来庋藏　《四库全书》，至今尚存四座皇家藏书楼。

 

当记者穿梭在天一阁的园林中，耳边不禁回荡起余秋雨曾在《风雨天一阁》　中写到的一句话：“登天一阁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驻浙记者　蒋萍

 

天一阁书与楼不可分割

 

中国四大藏书阁，书与阁基本都是分离状态。相比于四大藏书阁，天一阁不仅历史最久远，还是书楼俱存的藏书楼实例。此外，天一阁的建筑环境，尤其是具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宝书楼及其园林，是古代私家藏书楼的典范。

 

来到天一阁的正大门，最引人瞩目　的是门前一对钟鼎文对联:上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下联“南雷深意藏久尤难”。这是原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为天一阁手书的对联。上联说的是天一阁的建筑、形制与环境，下联借用黄宗羲的话，诉说藏书的艰苦。上句说楼下句讲书，这正是天一阁书与楼不可分割最好的诠释。

 

“从1566年建成天一阁到现在建成古籍库房，天一阁由私人藏书楼逐步演变成以天一阁藏书楼为核心、藏书文化为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00平方米扩大为今日的3万平方米，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民国年间的建筑和一批近、现代仿古建筑。这些建筑是在保持天一阁风貌整体和谐的基础上，不同年代、不同历史条件下逐渐迁移规整或规划新建的，不同时期的建筑与绿化、假山、长廊、水池、碑林、亭子等园林元素组建了不同的院落，各院落又相互融合贯穿，形成了天一阁目前藏书文化核心区、园林休闲区、藏书文化延伸区、典藏区的四区组合。”天一阁文博副研究馆员干彬波告诉记者。

 

有关天一阁修缮的史料记载不多。康熙二十五年　(1686)，范光燮“葺天一阁诸屋，以安祖泽”;道光九年(1829)，范筠甫、范邦冉“节省祀田之余，鸠工庀材。上自栋瓦，下至阶庭，左右墙垣罔不焕然一新，阅八月而告成”。1933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因“阁东墙圮，池台湫隘，亭馆荒凉”进行落架大修，更换腐败柱、梁、楼板，增添菱窗、围屏、天花等，山墙由斗墙改用青砖叠砌。1951年、1974年、1996年对天一阁进行局部修缮，更换部分朽蚀的梁柱。

 

天一阁也会遇到历史建筑都会出现的问题，如屋面漏水、排水道堵塞、外挂面油漆开裂、剥落、抹灰面龟裂、起壳等。干彬波表示:“这些都属于日常性和季节性的保养维护工作，每逢下大雨就会组织工匠对墙、屋面进行渗、漏水检查，疏通堵塞的排水道。每年春秋两季，都会组织工匠清扫瓦垄，有些如东园落叶多，甚至清扫三次也不够。我馆文保部每月最少会组织一次对园区内的古建筑进行安全巡视，并记录备案。”

 

记者走到天一阁藏书楼庭院，发现其形制颇有特色，其前天井、书楼的布局与　《营造法原》　中“天井依照屋进深”口诀不谋而合。宁波地区传统园林在假山石料的选用上采用因地制宜的做法，往往使用海中礁石叠掇为山，而天一阁前后假山亦是目前浙东地区少见的完整保留下来的海礁石园林实例。

 

自2009年4月20日起，天一阁便自购设备测距仪、激光电子经纬仪、自动安平水准仪等，以沉降和干扰较小的南侧水池东栏杆柱表面+1.001米为基准，对天一阁藏书楼进行首次变形监测定位。同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监测，沉降、倾斜变形数据都没有超过1厘米，在正常误差范围内。干彬波说:“之后，我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组织对天一阁藏书楼进行监测。”

 

“朝历三代，书经五劫”

 

《孟子·离娄章句下》　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通俗地说，即君子的遗风，影响五代以后而中断。君子遗风尚且如此，藏书这项事业的传承比君子遗风的传承更加艰难，天一阁的藏书就“朝历三代，书经五劫”。

 

范钦去世后，范钦的大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楼。此后，一代又一代范氏子孙“接力”传承天一阁。为了保护天一阁内的藏书，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范氏家族还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久而久之，各房开始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1673年，黄宗羲向范钦的四世孙范光燮提出想拜访天一阁。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范光燮钦佩黄宗羲才学，挨个说服各房同意黄宗羲的请求。最终，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并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自此，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均可载入中国文化史。

 

在《天一阁藏书记》　中，黄宗羲谈到了藏书之难: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所以，天一阁能够历经明、清、民国直至今天，其过程也是异常曲折。

 

民国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这样总结天一阁的“五劫”:第一劫，明清易代之时，由于社会动乱损失过一批书籍，但当时藏书“犹存十之七八”;第二劫，乾隆皇帝编纂　《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六百多种，皇帝虽然说过要归还，但最终献出去的书却没有回来;第三劫，道光二十一年　(1841)，英军占领宁波，闯进天一阁掠走舆地类书籍数十种;第四劫，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入宁波前后，小偷趁乱拆毁阁后墙垣，偷出藏书论斤贱卖给造纸商人。有一宁波人出千金回购了部分散出之书，藏在一处，但这些救回来的书籍却于同治二年　(1863)十一月的一场火灾中灰飞烟灭;第五劫，1914年上海几个书商雇佣盗贼薛继渭，从屋顶揭瓦破椽进入书楼，偷去藏书一千多部，后来商务印书馆搜回了数百种放于涵芬楼，1932年惨遭日军轰炸焚毁。经过这五次大的劫难加上零星散佚，民国后期的藏书已经不及原藏五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有一些宁波收藏家向天一阁捐赠藏书，直至今天这种捐赠仍在继续。此外，天一阁还通过拍卖、购买等市场化手段征集古籍。目前，天一阁已有古籍30万卷、16万册、2.2万余种，善本古籍5000余种、3万余册。

 

天一阁馆藏30余万卷古籍中，约40%的古籍存在一定程度的虫蛀、鼠噬、絮化、酸化、老化、断线等情况，需要修复。王金玉是天一阁博物馆藏品修复部主任，已有38年修复古籍、书画装裱的经验，即便如此，她仍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形容自己修复古籍时的心情。

 

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拍照记档、拆书数页、选配补纸、清洁书页、修补、润湿压平、折页、捶平、压实、齐栏、打眼、穿稔、捆结、装订、贴书签等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极为考究，对从事修书人员的要求近乎苛刻。“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修复一页毁损严重的纸要耗时几个小时，而修复好一册古籍，一般耗时一两个月，有时甚至需要一年或更久时间。

 

“古籍修复不是简单的装裱。不仅需要通晓中国造纸术、印刷术、古代文学、文献学、版本学、艺术、佛学等传统文化，还要了解微生物、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王金玉对记者说。

 

2015年，天一阁古籍修复团队历经数年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纸张保护方法与纸张制造传统”项目———《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由此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国际标准。2016年，天一阁馆藏的科举录已经全部修复完工，而今年将完成地方志的修复。

 

打破“书不出阁”的古训

 

范氏家族向有“书不出阁”的祖训，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是其藏书得以留存的重要保证。但在抗战期间，为躲避外敌之觊觎、战火之肆虐，天一阁不得不打破数百年祖训，将所藏珍本向外转移，共分三批，转移了五次。第一批于1937年8月先移至月湖碧沚祠，后转至鄞西眺头范家庄。第二批于1939年1月移存鄞南茅山范钦墓庄。最后一批包括前两批一起于1939年4月转移到浙南龙泉。1943年1月又从龙泉转移到庆元。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阁中。

 

这次藏书转移前期主要由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因重修天一阁而创始于1933年，由鄞县文献委员会组织成立，成员主要包括地方官员、学者和范氏后裔，如鄞县县长陈宝麟、鄞县教育局长叶谦谅、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冯贞群、北京大学教授马廉、宁波效实中学教师马涯民、宁波女中校长杨贻诚、范氏后裔范若鹏、范吉卿、范鹿其等二十余人，其中陈宝麟任主席(1939年7月后由继任县长俞济民接任)，实际主事者则为冯贞群。后期则由于浙江图书馆馆长、宁波慈溪人陈训慈对天一阁的高度关注，浙江省图书馆参与并最终承担了转移工作。

 

天一阁典藏研究部副研究馆员李开升告诉记者，有关天一阁的材料大多都遗漏了天一阁藏书曾转移至庆元，并在抗战结束后从庆元运回杭州这一段历史。

 

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天一阁藏书移藏龙泉之后，其管理主要由浙图负责，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处于次要地位。尤其是1941年4月宁波沦陷之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所有银钱、书帖、文卷、器具移交范氏，该会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自然也就不再参与对这批藏书的管理。加之抗战结束后天一阁藏书是与浙图善本一起运回杭州的，并非直接运回宁波。而对此最清楚的管理员范召南，当时并未随书回宁波，而是留在了浙图工作，《浙江图书馆志》　第九章第二节　《曾在本馆工作过的人员名录》:“范召南1939.4~1962.7助理干事”。因此宁波方面很可能对移藏庆元之事并不清楚，这直接导致了此后一直到现在，宁波方面有关论著对天一阁这段历史的描述大多不够准确。

 

宁波位处江南，梅雨季节以后必须及时将书籍通风晾干，晒书防霉。在建成现代化书库之前，天一阁坚持定期晒书的传统。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张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天一阁的书柜前后都有柜门，需要通风时可把所有柜门打开，保证空气在整个库房中流通，这种书柜形制我们也沿用下来了。今天，除了继续坚持芸香、樟木、前后通风形制的书柜等传统外，现代化技术手段已经介入，比如，在藏品入库之前，我们开始使用专用化学药剂进行熏蒸杀毒;在藏品存放于库房过程中，使用恒温恒湿环境，一般而言，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5%，可有效防止虫类和霉菌滋生。”

 

天一阁的古籍，由于其珍稀性和纸质文物的脆弱性，文物本体无法直接向读者开放借阅。但是，张亮介绍，天一阁通过出版和电子化阅读两个途径更进一步让书“出阁”。

 

在出版方面，最有特色的馆藏———科举录、明代政书、范氏奇书、明史稿等都已出版。电子阅读方面，已经有70万页的古籍、家谱完成数字化扫描，在天一阁博物馆的网站上供大家免费浏览，同时馆内还设有古籍阅览室，也可以就古籍、家谱进行查阅。书籍的陈列也一直是重点，如明代是我国书籍文化发展的一大高峰，线装书、宋体字均在此时普及，还专门策划推出“芸香四溢———明代书籍文化的世界影响”特展，从装帧形式、字体演变、文本内容三个方面，通过古籍、书板等实物，与语音导览、虚拟现实等手段结合，展现明代书籍的特殊魅力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

 

文明的骨架需要典籍搭建

 

天一阁现有古籍中最为著名的是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明代文集、家谱等。如天一阁现存明代地方志271种，其中164种是孤本，保留了原始的包背装;明代科举录有80%收藏于天一阁，现存371种，其中90%是海内孤本;还有一大批明抄本和清代稿本，如前几年研究整理的明抄本　《天圣令》，虽是残本，却记载着失传的唐　《令》、宋　《令》，是目前传世的唐宋时期的唯一一部令典，对于研究中国的法制史及对古代东亚律令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天一阁所藏字画中不乏黄庭坚、吴镇、文徵明等历代名人佳作。在碑帖收藏中也有不少珍品，如神龙本《兰亭序》　帖石被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誉为“海内褚本兰亭之冠”。

 

李开升向记者透露，《天一阁历代方志汇刊》　正在编纂中，预计今年九、十月份就会面市。“说起天一阁藏的文献，方志是排在第一位的。即将出版的《天一阁历代方志汇刊》　将天一阁藏的所有古代的方志全部出版。”

 

记者不禁产生一个疑问:除了广为人知的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等，天一阁藏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挖掘还有哪些贡献?

 

李开升给记者举了张岱的例子。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史学家。据史料记载，他“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可谓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兼而有之。张岱的作品存世主要以抄本形式存在，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路伟到天一阁查阅有关于张岱的文献，发现了张岱几十首没有出版的诗文，其中有几篇　《上鲁王书》。

 

“张岱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风流才子，但实际上这次发现的几篇　《上鲁王书》　能看出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和黄宗羲一样，是传统的士大夫，积极投身于家国天下。”李开升说。

 

类似于张岱这样展现历史或历史人物“另一面”的文献还在陆续发现中，正在一旁的典藏研究部研究馆员周慧惠给记者说了“冯小青”的故事:明末有个女诗人叫冯小青，冯小青读完汤显祖的　《牡丹亭》　后自叹身世，以至于压郁而终。一句“人间亦有痴如我，伤心岂独是小青”让冯小青的故事在明末已经传遍。清代、民国，民间都在口口相传冯小青的故事。

 

有的人觉得冯小青是个虚构的人物，如清初学者钱谦益，但更多的人觉得冯小青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冯小青此人究竟存在不存在?　这个人的诗文集到底是怎么样的?　文学史上一直争论纷纷，到了民国，一个著名的学者叫潘光旦，潘光旦是社会学家，把西方新心理学理论就放到冯小青的研究中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大家都在寻找这个小青故事的源头在哪里，其实这个源头就在天一阁。潘光旦当时在天一阁发现了一个抄本:明末崇祯四年有个叫黄来鹤的人，他抄下了　《小青焚余稿》　一卷，里面就有《冯小青传》。《冯小青传》　就是有关冯小青故事的最早源头。当我们发现这个抄本以后为什么就确定冯小青这个人一定是有的呢?　因为黄来鹤和冯小青是同时代的人，并且生活年代完全重叠的。如果是传说的话，他就不会言之凿凿的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关于小青的故事，在清代戏剧中流传很多，我们不知道小青是哪一年出生的，什么时候去世的，自从有了天一阁抄本之后就可以解答这些疑惑。”周慧惠说。

 

天一阁的文献价值毋庸置疑，但是李开升认为，天一阁作为藏书楼，其象征意义更大:“天一阁的存在，对于我们藏书文化来说是一种象征意义。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它的特点是纸质书特别多。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很多文明都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发掘的东西有的是历史上被‘抛弃的东西’。考古还有个特点，就是‘零散’，挖出来什么是什么。事实上，文明的骨架还需要典籍搭建起来。天一阁论藏书量跟国图没法比，但是它对藏书文化和中华文明传承的象征意义却具有不可替代性。”

 

天一阁：源长垂远藏久尤难

 

 

 

 

 

 

 

北书库全景图。(均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驻浙记者　蒋萍

 

天一阁书与楼不可分割

 

中国四大藏书阁，书与阁基本都是分离状态。相比于四大藏书阁，天一阁不仅历史最久远，还是书楼俱存的藏书楼实例。此外，天一阁的建筑环境，尤其是具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宝书楼及其园林，是古代私家藏书楼的典范。

 

来到天一阁的正大门，最引人瞩目　的是门前一对钟鼎文对联:上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下联“南雷深意藏久尤难”。这是原上海图书馆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为天一阁手书的对联。上联说的是天一阁的建筑、形制与环境，下联借用黄宗羲的话，诉说藏书的艰苦。上句说楼下句讲书，这正是天一阁书与楼不可分割最好的诠释。

 

“从1566年建成天一阁到现在建成古籍库房，天一阁由私人藏书楼逐步演变成以天一阁藏书楼为核心、藏书文化为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00平方米扩大为今日的3万平方米，保存了大量的明、清、民国年间的建筑和一批近、现代仿古建筑。这些建筑是在保持天一阁风貌整体和谐的基础上，不同年代、不同历史条件下逐渐迁移规整或规划新建的，不同时期的建筑与绿化、假山、长廊、水池、碑林、亭子等园林元素组建了不同的院落，各院落又相互融合贯穿，形成了天一阁目前藏书文化核心区、园林休闲区、藏书文化延伸区、典藏区的四区组合。”天一阁文博副研究馆员干彬波告诉记者。

 

有关天一阁修缮的史料记载不多。康熙二十五年　(1686)，范光燮“葺天一阁诸屋，以安祖泽”;道光九年(1829)，范筠甫、范邦冉“节省祀田之余，鸠工庀材。上自栋瓦，下至阶庭，左右墙垣罔不焕然一新，阅八月而告成”。1933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因“阁东墙圮，池台湫隘，亭馆荒凉”进行落架大修，更换腐败柱、梁、楼板，增添菱窗、围屏、天花等，山墙由斗墙改用青砖叠砌。1951年、1974年、1996年对天一阁进行局部修缮，更换部分朽蚀的梁柱。

 

天一阁也会遇到历史建筑都会出现的问题，如屋面漏水、排水道堵塞、外挂面油漆开裂、剥落、抹灰面龟裂、起壳等。干彬波表示:“这些都属于日常性和季节性的保养维护工作，每逢下大雨就会组织工匠对墙、屋面进行渗、漏水检查，疏通堵塞的排水道。每年春秋两季，都会组织工匠清扫瓦垄，有些如东园落叶多，甚至清扫三次也不够。我馆文保部每月最少会组织一次对园区内的古建筑进行安全巡视，并记录备案。”

 

记者走到天一阁藏书楼庭院，发现其形制颇有特色，其前天井、书楼的布局与　《营造法原》　中“天井依照屋进深”口诀不谋而合。宁波地区传统园林在假山石料的选用上采用因地制宜的做法，往往使用海中礁石叠掇为山，而天一阁前后假山亦是目前浙东地区少见的完整保留下来的海礁石园林实例。

 

自2009年4月20日起，天一阁便自购设备测距仪、激光电子经纬仪、自动安平水准仪等，以沉降和干扰较小的南侧水池东栏杆柱表面+1.001米为基准，对天一阁藏书楼进行首次变形监测定位。同年9月进行了第二次监测，沉降、倾斜变形数据都没有超过1厘米，在正常误差范围内。干彬波说:“之后，我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组织对天一阁藏书楼进行监测。”

 

“朝历三代，书经五劫”

 

《孟子·离娄章句下》　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通俗地说，即君子的遗风，影响五代以后而中断。君子遗风尚且如此，藏书这项事业的传承比君子遗风的传承更加艰难，天一阁的藏书就“朝历三代，书经五劫”。

 

范钦去世后，范钦的大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楼。此后，一代又一代范氏子孙“接力”传承天一阁。为了保护天一阁内的藏书，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范氏家族还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是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的。久而久之，各房开始思考:被我们层层叠叠堵住了门的天一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直到1673年，黄宗羲向范钦的四世孙范光燮提出想拜访天一阁。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

 

范光燮钦佩黄宗羲才学，挨个说服各房同意黄宗羲的请求。最终，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并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自此，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二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他们的名字，均可载入中国文化史。

 

在《天一阁藏书记》　中，黄宗羲谈到了藏书之难: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所以，天一阁能够历经明、清、民国直至今天，其过程也是异常曲折。

 

民国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这样总结天一阁的“五劫”:第一劫，明清易代之时，由于社会动乱损失过一批书籍，但当时藏书“犹存十之七八”;第二劫，乾隆皇帝编纂　《四库全书》，天一阁进呈藏书六百多种，皇帝虽然说过要归还，但最终献出去的书却没有回来;第三劫，道光二十一年　(1841)，英军占领宁波，闯进天一阁掠走舆地类书籍数十种;第四劫，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入宁波前后，小偷趁乱拆毁阁后墙垣，偷出藏书论斤贱卖给造纸商人。有一宁波人出千金回购了部分散出之书，藏在一处，但这些救回来的书籍却于同治二年　(1863)十一月的一场火灾中灰飞烟灭;第五劫，1914年上海几个书商雇佣盗贼薛继渭，从屋顶揭瓦破椽进入书楼，偷去藏书一千多部，后来商务印书馆搜回了数百种放于涵芬楼，1932年惨遭日军轰炸焚毁。经过这五次大的劫难加上零星散佚，民国后期的藏书已经不及原藏五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有一些宁波收藏家向天一阁捐赠藏书，直至今天这种捐赠仍在继续。此外，天一阁还通过拍卖、购买等市场化手段征集古籍。目前，天一阁已有古籍30万卷、16万册、2.2万余种，善本古籍5000余种、3万余册。

 

天一阁馆藏30余万卷古籍中，约40%的古籍存在一定程度的虫蛀、鼠噬、絮化、酸化、老化、断线等情况，需要修复。王金玉是天一阁博物馆藏品修复部主任，已有38年修复古籍、书画装裱的经验，即便如此，她仍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形容自己修复古籍时的心情。

 

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拍照记档、拆书数页、选配补纸、清洁书页、修补、润湿压平、折页、捶平、压实、齐栏、打眼、穿稔、捆结、装订、贴书签等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极为考究，对从事修书人员的要求近乎苛刻。“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修复一页毁损严重的纸要耗时几个小时，而修复好一册古籍，一般耗时一两个月，有时甚至需要一年或更久时间。

 

“古籍修复不是简单的装裱。不仅需要通晓中国造纸术、印刷术、古代文学、文献学、版本学、艺术、佛学等传统文化，还要了解微生物、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王金玉对记者说。

 

2015年，天一阁古籍修复团队历经数年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纸张保护方法与纸张制造传统”项目———《古籍与文书修复导则》。天一阁古籍修复技艺由此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国际标准。2016年，天一阁馆藏的科举录已经全部修复完工，而今年将完成地方志的修复。

 

打破“书不出阁”的古训

 

范氏家族向有“书不出阁”的祖训，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是其藏书得以留存的重要保证。但在抗战期间，为躲避外敌之觊觎、战火之肆虐，天一阁不得不打破数百年祖训，将所藏珍本向外转移，共分三批，转移了五次。第一批于1937年8月先移至月湖碧沚祠，后转至鄞西眺头范家庄。第二批于1939年1月移存鄞南茅山范钦墓庄。最后一批包括前两批一起于1939年4月转移到浙南龙泉。1943年1月又从龙泉转移到庆元。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阁中。

 

这次藏书转移前期主要由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因重修天一阁而创始于1933年，由鄞县文献委员会组织成立，成员主要包括地方官员、学者和范氏后裔，如鄞县县长陈宝麟、鄞县教育局长叶谦谅、鄞县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冯贞群、北京大学教授马廉、宁波效实中学教师马涯民、宁波女中校长杨贻诚、范氏后裔范若鹏、范吉卿、范鹿其等二十余人，其中陈宝麟任主席(1939年7月后由继任县长俞济民接任)，实际主事者则为冯贞群。后期则由于浙江图书馆馆长、宁波慈溪人陈训慈对天一阁的高度关注，浙江省图书馆参与并最终承担了转移工作。

 

天一阁典藏研究部副研究馆员李开升告诉记者，有关天一阁的材料大多都遗漏了天一阁藏书曾转移至庆元，并在抗战结束后从庆元运回杭州这一段历史。

 

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天一阁藏书移藏龙泉之后，其管理主要由浙图负责，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处于次要地位。尤其是1941年4月宁波沦陷之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所有银钱、书帖、文卷、器具移交范氏，该会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自然也就不再参与对这批藏书的管理。加之抗战结束后天一阁藏书是与浙图善本一起运回杭州的，并非直接运回宁波。而对此最清楚的管理员范召南，当时并未随书回宁波，而是留在了浙图工作，《浙江图书馆志》　第九章第二节　《曾在本馆工作过的人员名录》:“范召南1939.4~1962.7助理干事”。因此宁波方面很可能对移藏庆元之事并不清楚，这直接导致了此后一直到现在，宁波方面有关论著对天一阁这段历史的描述大多不够准确。

 

宁波位处江南，梅雨季节以后必须及时将书籍通风晾干，晒书防霉。在建成现代化书库之前，天一阁坚持定期晒书的传统。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张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天一阁的书柜前后都有柜门，需要通风时可把所有柜门打开，保证空气在整个库房中流通，这种书柜形制我们也沿用下来了。今天，除了继续坚持芸香、樟木、前后通风形制的书柜等传统外，现代化技术手段已经介入，比如，在藏品入库之前，我们开始使用专用化学药剂进行熏蒸杀毒;在藏品存放于库房过程中，使用恒温恒湿环境，一般而言，温度保持在18摄氏度，湿度保持在55%，可有效防止虫类和霉菌滋生。”

 

天一阁的古籍，由于其珍稀性和纸质文物的脆弱性，文物本体无法直接向读者开放借阅。但是，张亮介绍，天一阁通过出版和电子化阅读两个途径更进一步让书“出阁”。

 

在出版方面，最有特色的馆藏———科举录、明代政书、范氏奇书、明史稿等都已出版。电子阅读方面，已经有70万页的古籍、家谱完成数字化扫描，在天一阁博物馆的网站上供大家免费浏览，同时馆内还设有古籍阅览室，也可以就古籍、家谱进行查阅。书籍的陈列也一直是重点，如明代是我国书籍文化发展的一大高峰，线装书、宋体字均在此时普及，还专门策划推出“芸香四溢———明代书籍文化的世界影响”特展，从装帧形式、字体演变、文本内容三个方面，通过古籍、书板等实物，与语音导览、虚拟现实等手段结合，展现明代书籍的特殊魅力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深远影响。

 

文明的骨架需要典籍搭建

 

天一阁现有古籍中最为著名的是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明代文集、家谱等。如天一阁现存明代地方志271种，其中164种是孤本，保留了原始的包背装;明代科举录有80%收藏于天一阁，现存371种，其中90%是海内孤本;还有一大批明抄本和清代稿本，如前几年研究整理的明抄本　《天圣令》，虽是残本，却记载着失传的唐　《令》、宋　《令》，是目前传世的唐宋时期的唯一一部令典，对于研究中国的法制史及对古代东亚律令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此外，天一阁所藏字画中不乏黄庭坚、吴镇、文徵明等历代名人佳作。在碑帖收藏中也有不少珍品，如神龙本《兰亭序》　帖石被清代书法家翁方纲誉为“海内褚本兰亭之冠”。

 

李开升向记者透露，《天一阁历代方志汇刊》　正在编纂中，预计今年九、十月份就会面市。“说起天一阁藏的文献，方志是排在第一位的。即将出版的《天一阁历代方志汇刊》　将天一阁藏的所有古代的方志全部出版。”

 

记者不禁产生一个疑问:除了广为人知的明代地方志、科举录、政书等，天一阁藏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挖掘还有哪些贡献?

 

李开升给记者举了张岱的例子。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史学家。据史料记载，他“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可谓纨绔子弟的豪奢享乐习气和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作风兼而有之。张岱的作品存世主要以抄本形式存在，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编辑路伟到天一阁查阅有关于张岱的文献，发现了张岱几十首没有出版的诗文，其中有几篇　《上鲁王书》。

 

“张岱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风流才子，但实际上这次发现的几篇　《上鲁王书》　能看出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他和黄宗羲一样，是传统的士大夫，积极投身于家国天下。”李开升说。

 

类似于张岱这样展现历史或历史人物“另一面”的文献还在陆续发现中，正在一旁的典藏研究部研究馆员周慧惠给记者说了“冯小青”的故事:明末有个女诗人叫冯小青，冯小青读完汤显祖的　《牡丹亭》　后自叹身世，以至于压郁而终。一句“人间亦有痴如我，伤心岂独是小青”让冯小青的故事在明末已经传遍。清代、民国，民间都在口口相传冯小青的故事。

 

有的人觉得冯小青是个虚构的人物，如清初学者钱谦益，但更多的人觉得冯小青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冯小青此人究竟存在不存在?　这个人的诗文集到底是怎么样的?　文学史上一直争论纷纷，到了民国，一个著名的学者叫潘光旦，潘光旦是社会学家，把西方新心理学理论就放到冯小青的研究中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大家都在寻找这个小青故事的源头在哪里，其实这个源头就在天一阁。潘光旦当时在天一阁发现了一个抄本:明末崇祯四年有个叫黄来鹤的人，他抄下了　《小青焚余稿》　一卷，里面就有《冯小青传》。《冯小青传》　就是有关冯小青故事的最早源头。当我们发现这个抄本以后为什么就确定冯小青这个人一定是有的呢?　因为黄来鹤和冯小青是同时代的人，并且生活年代完全重叠的。如果是传说的话，他就不会言之凿凿的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关于小青的故事，在清代戏剧中流传很多，我们不知道小青是哪一年出生的，什么时候去世的，自从有了天一阁抄本之后就可以解答这些疑惑。”周慧惠说。

 

天一阁的文献价值毋庸置疑，但是李开升认为，天一阁作为藏书楼，其象征意义更大:“天一阁的存在，对于我们藏书文化来说是一种象征意义。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它的特点是纸质书特别多。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很多文明都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发掘的东西有的是历史上被‘抛弃的东西’。考古还有个特点，就是‘零散’，挖出来什么是什么。事实上，文明的骨架还需要典籍搭建起来。天一阁论藏书量跟国图没法比，但是它对藏书文化和中华文明传承的象征意义却具有不可替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