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所在地南湖公园，过去曾是开滦集团采煤沉降区。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加剧了采沉区的塌陷，此处沦为城市垃圾场。经大力度治理，如今这里草木葱茏，水鸟成群，成为唐山市凤凰涅槃、生态修复的一个奇迹。曲玉良摄

 

本报记者　郑蔚

 

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内，在全长483米的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上，镌刻着24.2万多位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的姓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不知地震将至，而在睡梦中惨遭不幸的。但有六位罹难者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们是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地震地质组赴唐地震地质考察小组的成员，在完成了对唐山-滦县地区一个多月的地震地质考察任务后，不幸在唐山地震中全部以身殉职，为地震预报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勇士壮志未酬!　如今，他们的名字已与唐山大地震中逝去的同胞融为一体。让我们记住这些志士的名字吧：苏英俊　(考察组组长，38岁)、贾云年　(33岁)、黄钟　(41岁)、周士玖　(23岁)、王素吉　(女，29岁)、阎栓正　(司机，37岁)。当晚，与他们同时遇难的还有河北省地震局唐山地区地震队的同行石蕴璇　(44岁)、刘信　(33岁)、傅长河　(34岁)、宋保田　(27岁)　等四人。他们是我国最早在地震现场殉难的地震工作者。

 

地震预报是世界级科学难题。新中国的地震预报自1966年邢台大地震始，至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仅仅走过10年时间。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大震频仍，这是中国、是中国人、是中国地震工作者多么艰难的十年啊!　但他们依然一腔热血，哪里有地震预兆、哪里地动山摇，无论天南海北，他们就奔向哪里!他们终于创造了成功预报辽宁海城地震的案例，终于在唐山大地震中创出了“青龙奇迹”。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也交出过成功的答卷。

 

在唐山采访的最后一站，记者辗转找到了唐山市郊外于家店村外的唐山大地震罹难同仁纪念碑。当年殉难的十位地震工作者共寝安睡的坟冢，静卧在绿树翠草中。贾云年妻子陈非比敬献的鲜花，寄托着深深的哀思。这纪念碑，难道不是当年起步维艰的中国地震预报事业的悲壮祭坛吗？

 

在人类科学的祭坛上，有无数中外志士的生命。他们是人类科学事业的奠基者和铺路石，永远值得世人崇敬。

 

唐山大地震发生的当天，唐山地震台就成为痛失亲人的民众指责的对象：“你们地震台是干什么吃的！”这已经是最礼貌的质问。

 

“唐山大地震，我们的地震专家究竟有没有预测、政府有没有预报？漏报的原因又在哪里？”日前，记者就此请教了多位地震专家。

 

“希望能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1966年3月8日，邢台第一次发生6.8级大震之时，贾云年正在云南东川考察一个月前那里发生的地震震情。之后的21天里，邢台竟又连续发生了4次6级以上的大震，最高的一次震级竟达7.2级。3月31日，贾云年在给妻子陈非比的信中写道：“邢台地震实在令人痛心，第一次(地震)有近一万名阶级兄弟死于灾难，近十万人遭到不同程度的内外伤。第二次的两个大地震谁知又有多少损失。由此也联想到搞地震宏观(考察)工作，也要有冒生命危险工作的打算才行。”

 

“事实上，当时我们俩从中国科技大学地壳物理专业同班毕业，走上地震工作岗位才仅仅半年。而我国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强震活跃期就显现出来，这对我们年轻的地震工作者来说，的确是严峻的考验。”曾任地震出版社总编辑的陈非比说，那时，她丈夫就意识到，地震工作岂止艰苦，而且充满危险，在信中写下了“冒生命危险”5个字。

 

邢台大地震惊动了党中央，在首次大震发生的次日，周恩来总理就风尘仆仆来到邢台地震现场。周总理在地震指挥部听取汇报后的讲话，后来传遍了每个中国地震工作者：

 

“查了县志，在这里一千二百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取得经验。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知道这在外国也是从未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

 

4月1日，周总理又视察了邢台地震考察队分析组，语重心长地对分析组的科技人员说：“地震预报在我们这一代可能不能实现了，但希望能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大规模实践与探索事业由此启动。中国的地震工作者将攻克地震预测预报难关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向这一地震业的世界级科学难题发起了冲击。

 

中国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汪成民研究员从邢台大地震起，就多次现场聆听周总理关于发展中国地震事业的谈话。他说，1967年3月河间地震后，周总理又作了“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的地震动向”的指示，并责成有关部门将北京、天津、唐山和渤海地区列为全国最重要的地震重点监视区。

 

1971年9月，河北省地震办公室与河北省地震队开始组建。贾云年和陈非比此后不久来到了河北地震队。当时，根据总理主持制定的“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大打人民战争”“广泛实践、多路探索，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地震工作方针，群众性的防震测震工作亦广泛开展起来。以唐山市为例，开始向群众宣传地震和防震知识，在厂矿和学校设立地震测报点，进行地震前兆观测，动员中小学师生和农村社员监视地下水和动物等宏观现象。

 

“在监测台网逐步建立的同时，我们对京津唐渤地区地震规律性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专家李志永说，“京津唐渤地区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大震的观点，也被有的专家不止一次地强调提出。正是在此基础上，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会上，多数专家认为，该地区今明两年有可能发生5-6级地震，有专家甚至认为华北已经积蓄了7-8级地震的能量。尽管也有部分专家不同意上述观点，会议还是决定加强该地区的地震监测。会后，国务院发布了〔1974〕69号文件。”

 

陈非比告诉记者：“69号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华北、东北的地震部门都加快了步伐。辽宁的同行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赶在了大震之前。”

 

1974年12月中旬，辽南地区的一些地震台站和群众测报网点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异常现象：丹东等地的一些水井突然变浑、变味、冒泡和出现大幅度的水位涨落;冬眠的蛇竟然出洞，冻死在雪地上;老鼠成群出现而不怕人;沈阳地震台的地倾斜观测曲线出现明显的提前转折;盘山、锦州、丹东等地震台的水氡异常接近结束，有的点观测值出现突跳，异常变化幅度达20%-40%……至1975年2月初，异常现象有增无减，2月3日，当地小震突增达几百次。

 

震情紧急！　沈阳地震大队和辽宁省地震办认为这很可能是大震将临的异常现象。于是，在2月4日零点30分，他们向“省革委会”发出了震情简报，并派员赶赴海城;上午10时30分，“省革委会”向各地通报了震情，并对海城等地提出了5条防震要求;当晚7点36分，海城7.3级大地震爆发。

 

由于预报及时，大大减轻了海城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这还使我国成为唯一对强地震做出了成功短临预报的国家，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肯定。李志永作为海城地震预报有功人员的代表，受邀参加了1975年9月30日晚的国庆招待会。遗憾的是，周总理因病重没有出席招待会。

 

“挽救生命最关键的是临震预报，但它也是最难的”

 

“为什么我们成功地预报了辽宁海城地震，却未能成功预报一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呢？”记者不得不问。

 

“我们对地震的预报分好多种：2年以上的是长期预报，1-2年是中期预报，而几个月以内是短期预报，临震预报主要预报几天到十几天内可能发生的震情。”汪成民对记者解释道，“早在1975年4-6月间，我就曾多次在向领导汇报震情时提出海城地震后，华北地震形势更加严峻，地震活动沿燕山向西南方向迁移的可能性最大，最大的危险区是唐滦地区及冀辽交界地区。从中长期预报预测的角度说，我们应该是提前发现了震情。但对民众来说，临震预报才是挽救生命最关键的预报，但这偏偏也是最难的。你可以说两年内会有大地震，但老百姓不可能在帐篷里住上两年;你如果说两天后会有大地震，即使两天后地震不来，老百姓还可以在帐篷里再住上两星期、两个月。令人痛心至极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地震部门确实未能及时发出唐山大地震的短临预报。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国地震人的心头之痛。”

 

作为海城地震预测预报有功人员，汪成民曾在中南海紫光阁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并担负起国家地震局“保卫京津小组”组长的重任。但此后，地震局内部却对海城地震后地震总体趋势的判断产生了重大分歧。有相当部分专家认为海城地震后，华北地区已经不具备近几年内再次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了。其主要依据是根据中国东部3000年的历史资料分析，历史上很少有两个大地震地域上相邻、时间上相随连续发生的先例。更何况唐山历史上从未记录到7级以上地震，以往的烈度区划认定该区为6度区。更何况，当时我国西南的川滇一带也确实观测到很多地质异常信息，因此有部分专家建议从1976年起将国家地震局的工作重心由华北转向西南。

 

作为“主震派”的汪成民坚决不同意这一观点。1975年夏天，有一天国家地震局领导胡克实带领梅世蓉、汪成民等去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震情预测预防工作，他当着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面汇报了自己的观点，中央领导听得十分认真仔细。汪成民对记者说：“我记得很清楚，最后，邓小平同志指示：‘京津地区工作是涉及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大事，一定要抓紧办好。拜托了！拜托了！’”

 

“拜托了”，这三个字让汪成民压力巨大。

 

就在汪成民内心焦灼万分之际，有一天，他收到了此前素不相识的“河北省地震局贾云年”的来信，直言“辽宁(海城)　地震的发生加强了我们主要是根据河北省及邻区的地震、地质分析而提出的1980年附近在河北省北部有发生大于7级地震可能的认识”。

 

据汪成民回忆,后来俩人相见时，贾云年用筷子摆出华北主要断层格架与地震形势判断图，慷慨激昂地阐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完全同意海城地震后华北地震危险性加剧的结论。地震局若受持东部震情缓和观点的专家误导，把工作重点向西转移，肯定要犯重大的战略性错误，早晚会出事的，这就是我冒昧给你写信的原因。”

 

汪成民告诉记者，他至今记得，俩人分别时，贾云年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华北北部近期还会有一次8级地震，会议后我很快就要下去跟踪，首先要盯着唐山、滦县一带的危险，但愿我们一起抓住它，为国立功、为民造福。”

 

“我们就像是生死离别，哪想到真的是生死诀别！”如今已年过八旬的老人家眼睛湿润了。

 

“你们为什么要去唐滦？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去唐滦？　你们为什么会在唐山大震临近发生前才开赴唐滦？你们又是如何永远留在了唐滦这片土地上？”

 

40年来，这些令人心碎的发问，时时撞击着贾云年妻子陈非比的心房。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与地震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国务院　[1974]69号文件发布后，唐滦地区的地震危险日渐突出，该区地震地质考察工作的意义更显重要，时间也更趋紧迫。作为河北北部重要组成部分的唐滦地区，其考察工作的目的性与重要性更加明朗———必须通过实地考察进一步判定，河北北部1980年前后的大震危险究竟主要在“西”还是“东”？

 

然而，当贾云年忙完了海城地震后的震情监测工作后，却无暇东进唐滦地区考察。

 

“从1975年7月1日至12月16日，差不多整整半年时间，他被作为‘省管干部’派到石家庄附近的贾村去参加干部蹲点劳动。前往唐滦地区进行考察的工作又被搁置了整整半年！”陈非比遗憾地说。

 

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生了6.3级地震;4月22日，河北大城又发生了4.4级有感地震。这让地震预测的局面更加复杂：和林格尔的6.3级地震，震级和时间与年初的估计相符，但地点偏西;而在京津地区发生的大城地震又太小，不能解释京津地区已有的前兆异常。这让国家地震局的众多专家一时难下判断的决心，拟在七八月份再进行深入的讨论。

 

但是，北京地区陆续出现了形变、地磁、地电、水氡、地下水、地震和气象活动等七大异常现象，还是引起了北京市地震队的密切关注。他们感到震情严重，多次紧急会商，并于7月27日上午10时，向国家地震局负责人汇报了震情。

 

7月27日，这正是贾云年一行6人完成了唐滦考察工作既定任务的日子，次日凌晨那场大地震却在他们脚下突然爆发！诸多不利因素的叠加,使他们失去了任何生的机会———

 

河北省地震地质考察组当晚下榻的唐山地区农科所招待所，恰恰位于被震断的胜利桥附近———那里地处极震区，地震烈度高达11度;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一个不设防城市的基层单位的招待所，质量极差的平房,水泥预制板房盖简单搭放于墙体之上,震时瞬间全部坍塌;作为临时客房的室内陈设也极为简单，一张矮小的桌子，一副简陋的木板床,没有任何其他能起支撑作用的家具或设施，难以形成避震空间，沉重的预制板无情地砸向地面、床板或桌面;而远离城市中心和救灾部队，又使他们没能得到及时救援，被埋压在废墟下整整三天三夜！

 

参与现场救援的同志后来说，他们六个人分别住在三处平房，都各自采取了紧急避震行动：或躲在墙根，或滚到床下，或冲向门外,或蹲在桌下……但是,墙体被震倒,床板被砸断,桌子被掩埋……六位志士都没能逃出地震的魔爪,全部被那场残酷的灾难无情地吞噬!

 

大震当天就从北京赶往唐山震中的汪成民告诉记者：“我再次见到贾云年是在胜利桥唐山地震队的废墟前，我仅从折断的眼镜架中认出了他，肯定是他，是那秀气阳光的青年！”

 

“悲壮”的地震业，永不言弃的地震人

 

地震预报，这个交织着科学与社会问题的复杂课题，在远远没有过关的探索的初创阶段，就义不容辞被推上实践与历史的舞台;直面社会，直面公众，也不可避免地直面着惨痛的失败。

 

科学探索事业，往往会经历失败，并因其目标的崇高与失败的无奈而呈现出“悲壮”。然而地震预报科学探索要承载的风险与磨难，却因为它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而更为严峻：成功了，可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失败了，特别是对于发生在人口密集、建筑物抗震性能低下地区的强烈地震，如果预报不出来，那么后果就极为严酷！唐山地震就是最惨痛的一例。

 

陈非比曾说过，地震预报，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场敌情不明的战争，这是一场不知用什么武器去拼杀才最为有效的战争;这又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是一场必然要付出牺牲的战争，这是一场即使付出牺牲也未必能让世人理解的战争，这是一场参战者本身未必能看见胜利的战争！　然而，为了人民的安宁，为了科学的发展，这又是一场不能回避而必须要去面对和苦斗的战争！

 

面对地震预报这场特殊的战争，中国的地震工作者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知难而上”，选择了“矢志不渝，奋斗到底”！

 

“我们读大学时，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中国40个农民才养得起我们一个大学生。我们不能不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养育之恩啊！　我们不会去躲避地震的风险，而必须去做老百姓避免震害的守护者！”陈非比说。

 

原上海地震局专家沈宗丕认为：“1976年是我国7级以上大地震发生最频繁的一年。这年，我国共发生了6次7级以上的破坏性大震，这确实是我国地震历史上最为少见的一年。”

 

中国的地震事业也因此写满“悲壮”。

 

回到前面的问题：为什么唐山大地震未能成功预报？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物理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陆其鹄认为，地震预报的主要难点在于地震的发生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不同地方发生的地震，其发生发展过程都不一样，这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有一个通用的地震模型放之四海而皆适用。因此，地震短临预报，只能是也必须是分区分片进行，必须依靠群众。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主任高建国告诉记者，邢台大地震的特点是“小震闹，大震到”，就是在一场大震爆发前，会有一连串的小震预警。但唐山大地震爆发前的短临期间，却并无上述现象发生，没有有感地震警示人们。

 

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IASPEI)中国委员会主席陈运泰院士曾指出：“迄今，地震学仍未探索出一种确定性的地震前兆———也就是说，尚未找到任何一种异常现象，可以在所有大地震之前必被无一例外地观测到;并且一旦出现这种异常现象，必无一例外地发生大地震。”

 

但地震也不是“无迹可求”。汪成民在唐山大地震震中考察时，第一次了解到确有被地光伤害的人与畜。产生于断层面的地光会瞬间形成一个火球或光带，呈现红、蓝、紫、白等多种不同的颜色，甚至有日常生活中罕见的“银蓝色”、“白紫色”、“绿青色”等等。它们不仅从地面上升起，甚至会在海面上横空掠过。临震前，地声大作、地光照亮夜空，让在唐山火车站站前广场上候车的旅客以为雷雨将至，竞相逃到屋内，不料强震袭来，唐山站站房顷刻倒塌，旅客伤亡惨重。

 

他还第一次确认地震发生前后地下水的“临震回跳”现象。地震前，因地层中能量的释放导致地层裂隙急速闭合，导致震中地区地下水位剧烈上升。对地震预测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由下降变为上升的转折点略早于地震波到达之前，此为“临震回跳”，是重要的临震预测依据。

 

这些震前征兆，其实也为地震的临震预报提供了可能。即使在唐山大地震中，也仍有奇迹发生。

 

唐山大地震发生前的7月17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华北地区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汪成民不请自到要求在大会上发言通报震情，遭到会议组织者拒绝。再三争取，被勉强同意在晚上召开震情座谈会，与会者自行决定是否参加，结果三百多名代表只来了四五十人。但汪成民的话引起了青龙县地震办主任王青春的注意，7月21日他返回青龙县后即向县科委主任王进志汇报。王进志也觉得事态严重，于是在23日向县委书记冉广岐报告。冉广岐根据此前的国务院的〔1974〕69号文中提到的“在华北及渤海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果断下令在全县采取防震措施。就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前2天的7月26日，县委班子亲自上阵动员全县老百姓搬出住房到窝棚暂住，学校一律在操场上课，商店在外营业。

 

短短两天后，虽然青龙县的地震烈度不及唐山，但住房也倒塌了7000余间、损毁18万间，却无一人因地震埋压致死，堪称“青龙奇迹”！

 

汪成民告诉记者，唐山大地震40年过去了，中国地震人对地震的探索并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