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常住人口总数达近6000万人。但随着这几个城市相继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广等城市隐现“人口拐点”的信号。北上广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陆续公布的常住人口数据显示，北京出现核心区人口减少，上海出现人口负增长，广州出现人口增速阶段性放缓

早上7点半，家住北京双井的孙女士挤进了北京地铁10号线，前往中关村上班，“人都被挤成了照片”。顾不得与陌生人严重挤压的尴尬与苦恼，她很庆幸自己赶上了这班车。她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实际上，这条北京最繁忙的地铁线路，在2015年全年减少了近1亿人次的客流量。

面对人口疏解，哪些人走了，哪些人会留下，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点？

北上广人口拐点来临？

据记者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万人，但增幅下降，与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万人。同时，北京2015年末城六区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总数比2014年末减少10.41万人。这是新世纪以来，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为0.4%。

广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内，广州的常住人口总共仅增长了30余万人，总体看，“十二五”较“十一五”增速出现阶段性放缓。

北上广人口增长的变化是不是一个拐点？对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下降。在上海，有专家根据小学入学人数、公共交通客运量等较为基础的数据分析，印证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确下降。对于“账面人口”的变化，也有专家指出，其重要动力是政策的驱动，其中大城市严控、疏解人口成为主因。

实际上，北上广地方政府近一两年都在大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层官员的任务压力陡增，在考核指标上甚至排在GDP之前。记者在2016年北京地方两会看到，核心城区都将人口疏解问题列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地方政府设立人口红线，每年设置人口疏解指标，起码从‘账面’上给不堪人口压力重负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并以搬迁市场、拆除违建、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积极推进。”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说。

被疏解者不愿放弃机会

在地方政府强力推进人口疏解的同时，北上广的巨大资源虹吸效应，仍然让大量疏解目标人群不愿轻易离开。

为了能留在北上广，很多外来人口努力在政策夹缝中寻找机会。

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危旧房改造后的新型社区看到，尽管小区里每套房子都价值数百万元，但在楼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条条长长的、坑洼不平的通道尽头，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在仅1.5米宽的狭长走廊两旁，每个出租屋门口都堆放着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还有自行车等各种杂物。走廊的尽头是公共洗手间，挤满了忙着洗漱和方便的住户。据“二房东”介绍，这类地下出租屋内多住着从事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和厨师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

今年4月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显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务业用人缺口高达17.6万人。而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厅服务员、厨工的岗位缺口与求职人数比高达9:1。

在这种情况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层层向外转移。位于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交界处的孙河乡，截至2014年底的户籍人口2.2万人，而流动人口达5.6万人。2016年，随着产业调整、清理违法群租房等措施，该村外来人口从高峰时的1.6万人减少至七八千人。离开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还有数千人搬到了位置更远的顺义、昌平等地。

人口、资源与利益的平衡点在动态中不断调整

不管是哪一类城市常住人口，当下超大城市受限于资源与环境压力出台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将继续在实践中寻找平衡点。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伤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视对部分行业劳动力的刚性需求。

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表示，对于大城市的人口调控，更应该注重人口结构、素质和合理布局。

而对于大都市圈的整体规划，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带来的交通、教育、医疗等问题，也需要统筹协调解决。据了解，通州预计还能承接大约40万人口。未来，通州将吸纳城市核心区的优质医疗、教育资源，全面建立起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级医疗、教育服务体系。

新华社记者　杨毅沉　乌梦达(据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