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百年变局、全球秩序重构，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土耳其，但是俄乌冲突却让土耳其变成了俄罗斯与美西方之间的平衡者，成为全球秩序重构的重要力量。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左）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

土耳其是俄罗斯在北约的卧底?

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先是加入西方阵营，对俄罗斯进行强烈谴责，但它又独立于西方阵营，没有参与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随着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土耳其摇身一变成为俄乌之间的调停者。

但“调停者”的角色只适合由“局外人”充任。置身局外难以对局势产生直接影响，更不能获取利益。在制裁收效甚微，北约集团准备接纳芬兰和瑞典成为成员，以作为对俄罗斯的“重大地缘战略胜利”之际，土耳其突然威胁要对芬兰、瑞典行使否决权。尽管土耳其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上最终放了芬兰、瑞典一码，投了赞成票，但尚需议会的批准，相当于仍然手握芬、瑞两国入北约的“命门”。

土耳其的“搅局”让北约集团感到愤怒，甚至是出离愤怒。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就以“土耳其是否是俄罗斯在北约的卧底？”为题，集中刊发了美国各路专家大咖对土耳其的口诛笔伐。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前北约助理秘书长马歇尔·比林斯莱表示“土耳其今天正在玩的是它在该地区一贯玩的把戏，它只在乎自身利益，而不管这种利益是否与北约的利益背道而驰。”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费城中东论坛主席丹尼尔·派普斯对土耳其的态度更是直截了当：“是时候把土耳其从北约驱逐出去了，让它去找俄罗斯吧，让它去找中国吧。早走早解脱”。派普斯进一步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土耳其变坏了，它奉行敌视北约的政策，它对北约成员国（如希腊）咄咄逼人，它入侵叙利亚，用叙利亚难民威胁欧洲”。

土耳其“否决”芬、瑞加入北约之举，应该是基于对北约集团和俄罗斯关系的充分评估和拿捏：埃尔多安认识到，无论对西方怎么卑躬屈膝，就像土耳其学者伊尔汗·乌兹格尔所指出的，他在北约集团那里还是不会受待见的。但即使他做得稍微过分一点，北约集团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只要这种“过分”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即不要直接站到西方集团的对立面，站到俄罗斯一边去。所以，埃尔多安的策略就是对西方集团苛刻强硬，以获取更多利益，对俄罗斯相对友善，或者关键之处“帮”一把，就可为将来从俄罗斯那边获得利益积攒“功德”。没有参与制裁俄罗斯是表现之一，斡旋签署粮食出口协议是表现之二。

俄、乌、土及联合国四方签署粮食出口平行协议

粮食出口协议的签订凸显土耳其的大国担当

在世人眼中，土耳其在外交上善于搞“交易”，说难听一点，就是搞“机会主义”外交。土耳其有它的地缘政治和身份优势，可以在以俄制美、以俄制欧与以欧美制俄之间任意切换，这种切换和交易看似游刃有余，其实质是“弱国无外交”，或者外交不能自主，不得不在大国夹缝中图谋生存，确保自身利益。不过，如果我们把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政策取向完全定义为“交易性外交”，恐怕要陷入对土耳其战略地位的误判。

7月22日，在土耳其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分别同联合国、土耳其签署粮食出口协议。这份被称作“前所未有”的协议，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达成的首份重大协议。它让处于饥饿之中和饥饿边缘的中东、非洲国家看到了吃饱饭的希望。用古特雷斯的话说，是一座“希望的灯塔”。

７月27日，黑海粮食外运联合协调中心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正式成立

埃尔多安帮助达成粮食出口协议，可说是一石三鸟：首先，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土耳其“洗去”了“交易外交”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土耳其的“全球责任担当”，尤其是与其他欧洲国家只顾寻求俄罗斯的天然气替代，全无国际道义担当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联合国秘书长对土耳其的溢美之辞，确是实至名归。

其次，为普京脸上贴金，因为这个协议有助于普京把“粮食危机”的责任归罪于西方集团，即俄罗斯从来不想制造粮食危机，是北约集团及乌克兰使得粮食无法运出。

第三，确保了土耳其的利益。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全球45个国家的多达5000万人正濒临饥荒边缘，这些人口主要集中在非洲，仅在非洲之角，就有18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要知道，过去的十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逐步提高其在非洲的形象，埃尔多安自执政以来，已经访问非洲多达30次，非洲成了土耳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所在。根据《经济学人》的评论文章，土耳其建筑商在非洲正在“异军突起”，已成为唯一能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国家。因此，对外运送粮食协议的达成，直接受益的就是非洲的受灾国家，土耳其此举可以在非洲满满地赚一大票！无怪乎土耳其媒体将粮食出口协议的签订看作是“土耳其外交的重大胜利”。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土耳其正成为构建全球秩序的重要力量

在冷战时期，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走向完全由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和系统性决定，土耳其外交不能自主，遑论长袖善舞。埃尔多安及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仅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更把目光投向非洲和东方。西方社会对越来越“偏离”的土耳其对外政策非常不满，便冠之以“新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标签。对于这些陈词滥调，我们应该特别谨慎对待。

2012年，时任土耳其外长的达武特奥卢撰写了一份《全球治理》的报告。指出，拿破仑战争让欧洲于1815年签订了维也纳议定书，一战后创设了“国联”，二战后则建立了联合国，但冷战结束至今却没有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原有的“联合国体系既不能适应现在的政治状况，也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挑战”。他认为应该重视地区组织在地区秩序发展中的建设性关系，并把欧盟、非盟看作是模范，还认为古老的丝绸之路也可为全球治理提供重要借鉴，因为它是一条“和平之路”。达武特奥卢的看法为我们认识正发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外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我们据此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埃尔多安总统总是在批评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土耳其会主导建立突厥语国家组织，可以进一步理解土耳其为什么对“一带一路”倡议那么热心，当然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土耳其为什么会在俄乌冲突中采取特立独行的立场。

2021年以来，土耳其先后与埃及、阿联酋、以色列、沙特修复了外交关系，与伊朗的关系也在最近的土-俄-伊峰会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再考虑到在俄乌冲突中的外交高光表现，可以说，土耳其已经成为构建全球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当然，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能否彻底摆脱美国施加的紧箍咒，最终还是要看经济实力，在这方面，中土关系的发展应该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作者：郭长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编辑：陆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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