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8日，开往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武汉）X8015次列车从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驶出。| 新华社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蔓延，冲击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导致了全球性的投资和贸易收缩，世界经济出现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全年全球经济预计萎缩超过4%。

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异乎寻常

受疫情冲击，生产的停顿不仅影响各国的经济运行，也导致了全球生产环节的收缩。国际分工深化带来的全球化生产在这次疫情冲击下脆弱性凸显。尤其是汽车、通讯电子设备、医药仪器等产业链比较长的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在疫情初期，当一些主要零部件生产国暂时中断生产和供货能力时，尚未发生疫情的国家上下游产业链就已经受到了冲击，当时就有很多人呼吁重构产业链。

但是，随着疫情扩散变成全球性事件，产业链重构和生产线内迁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此时，抗击和管控疫情有效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变成了各国投资和生产环节首选的安全之地。

然而，与疫情冲击交织在一起的却是西方社会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在此背景下，美欧把国家安全的外延扩展至产业链，将很多原来并不敏感的产业当成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战略性产业，比如口罩也被认为与国家安全有关，声称要建立本土的生产线，而不能依赖国际市场。

在这种思维之下，抗疫的设备器材，医药原材料，甚至维生素等都变成了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品，美欧都试图要重建生产基地。而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如飞机、汽车、电子产品等更是上了一些国家产业链重构的榜单，甚至有学者也断言，未来的产业链布局将会从全球化向区域化转移，向靠近最终消费市场重构。

这些判断似乎有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政府的政治考量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疫情的确暴露了全球产业链在遭受外生变量冲击时，按照简单的效率优先、成本低廉为原则的确存在安全隐患。适当的备份和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多渠道的弹性是需要的。

但是，安全因素的考量并不能否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国际分工的基本规律，安全因素只是内嵌在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当中。

▲  这是2020年5月10日拍摄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首个多跨连续梁合龙现场。雅万高铁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和印尼国家战略项目。| 新华社

全球产业链与国际分工基本格局具有内在韧性

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并不完全是政府政策主导的结果，它是跨国公司推动的基于市场经济原则不断拓展市场边界，并在全球范围配置生产要素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性动力。当然，科技革命提供了全球化生产的手段，交通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和信息技术革命使得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调动资源，并将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与可流动的技术、资本相结合，形成了全球化的产业链。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到了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环节当中。全球产业链不是静态的，会随着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和成本发生变化，产业链的布局始终不断调整。比如上个世纪70至80年代曾经在东亚存在过“雁型模式”分工形态，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大国。

但是实际上，国际分工的基本逻辑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仍然是决定产业链布局的主导力量。

当然，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博弈，对国际分工和产业布局的影响不能忽视，在一定时期和在某些敏感的产业上，政治博弈因素可能会颠覆和打破市场经济的原则。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带来了冲击。这也是人们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反全球化政策感到担忧的重要原因之一。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实际上是叠加在这些政治因素之上的，它使得政治力量获得了更多干预和调整全球产业链的理由和动力。不过即便如此，政治因素干预国际分工和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也还是第二位的，并不能根本改变市场经济规律作为决定全球产业链的基础性力量。

从现实角度看，2020年尽管受疫情冲击以及特朗普政府各种单边主义政策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仍然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跨国生产和产业内贸易的下降幅度远远低于原来的预测。

世界主要制造业大国，如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在9月份均恢复了出口同比正增长，世界贸易组织10月份也预测全球贸易收缩的幅度约为9.2%，要小于原来预期的12.9%，这体现了全球产业链的韧性。随着疫情逐步缓和，生产启动后，全球产业链也陆续恢复运行，产业链大面积断裂和大范围的调整重构并未出现。

▲  5月13日，第二批中国政府援科抗疫物资运抵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 新华社

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对全球产业链稳定作出新贡献

中国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在今年第二季度就恢复了生产。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为绝大多数制造业提供配套和重要的零部件供应，中国经济的韧性为全球产业链的完全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面对全球疫情不断扩散以及美欧扩大国家安全外延、限制跨国投资的各种举动，中国的一些关键性产业也面临“卡脖子”和成本上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来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正确发展方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来推动经济全球化利益共享机制的建设；

另一方面则通过扩大对外开放，以实际行动来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国际秩序和环境。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推动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基础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建设，积极主动促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这些都是为了维护亚太区域内产业链稳定运行的重要战略举措。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疫情带来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思路。

这一战略思路的提出和贯彻，将对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全球产业链的有序调整作出重要贡献。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题中之义包括了中国通过改革打通供给侧的堵点，同时也要通过扶贫、收入结构改革和社保制度完善等推动需求侧改革，创造新内需，通过内需的扩大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改变世界经济失衡的结构。

中国不仅通过有效管控疫情成为全球投资和产业链布局的安全首选，而且通过“双循环战略”令外资格外看好中国中长期投资的前景，尤其是高科技行业、服务业和研发等投资在华集聚的前景。目前，无论美国商会还是欧盟商会的调研都显示绝大部分外资企业将会扩大在华投资，不会撤出中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下降的背景下，中国是唯一利用外资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截至今年11月，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增长4.1%，与中国保持GDP正增长基本同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全球产业链虽然遭受疫情冲击，但是韧性仍然很强，产业链国际分工基本规律仍然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国维护全球化和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努力，符合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规律。

作者：徐明棋（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上海分中心副理事长）

编辑：刘畅
责任编辑：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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