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来到“京都动画”楼前，悼念火灾遇难者。视觉中国

造成日本京都市伏见区动画制作公司“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34人死亡的纵火杀人案到25日过去一周。当天在现场附近设置的献花台前，来自国内外的粉丝等一早就排起长队，悼念这场前所未有的惨事。据称此事是日本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恶性杀人事件。

与此同时，联想起G20大阪峰会召开前不久的五月末，神奈川县川崎市发生一名男子持刀砍人事件，导致3人死亡、17人受伤的惨剧。两起重大伤人事件的连续发生，不禁使人担忧起日本社会的治安问题。

坦率地说，日本社会向来给人以安静、祥和、安全的感觉，但近期的两起恶性事件的连续发生，似乎完全颠覆了人们对日本社会的既有印象。由此不禁要追问，日本社会是否已经变得不安全了？还是日本人变得和过去不一样了？透过现象看本质，不难窥见日本社会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却隐藏着种种苦不堪言的隐忧，这也是近期日本社会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动因所在。

第一，社会运转节奏不断加速，社会竞争的激烈化程度持续增强，致使个人的主要精力和时间基本都用于应对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忽视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关爱。受其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交集逐渐减少，社会盲点或暗区日益增多，不仅如此，社会恶性竞争引致基本的人文关怀严重缺失，进而产生了所谓的“无人情化社会”。以此为背景，许多缺乏一定社会竞争力的普通日本民众，一旦出现“被脱节”或“被淘汰”的倾向，就再也无法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长此以往就容易被整个社会所抛弃，成为活在大众人群中的“孤儿”“弃儿”。

第二，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作祟，为滋生极端主义的思潮与行为提供了土壤。实际上，因受到传统文化保守性因素的束缚，日本在历史上就不乏极端主义的事件发生，而进入现代社会后，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包括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20世纪70年代知名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自杀、东京沙林毒气事件及奥姆真理教的非理性行为等。诚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其著书《菊与刀》中所述，“日本人生性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懦怯，既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

基于本尼狄克特的分析不难发现，日本传统文化中饱含着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甚至是极端主义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充斥着矛盾和对立的显著特征。文化决定了行为方式与思维逻辑。在力求事事做到精益求精、至善至美的文化实践中，往往也必不可少地夹杂着不计其数的失败与苦楚。而受传统文化因素的袭扰，在面对失败与挫折的逆境，很多日本人、尤其是缺乏足够社会竞争力的日本年轻人，就容易选择极端的道路与方式，来实现所谓的自我纾困或自我解脱。结果是损人不利己，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与损失。再加上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社会逐渐出现封闭化和保守化的发展趋向，这也为“剑走偏锋”的极端主义思想的存续创造了更为便利和舒适的环境。

▲日本民众悼念火宅遇难者。视觉中国

第三，经济复苏或发展缺乏足够动力，致使青年一代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进而逐渐产生失落、沮丧的情绪化特征，在个别情况下，容易引发极端主义的思想与行为。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就缺乏足够动能，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叠加，导致实际收入反而陷入“负增长”的怪圈，失业问题等成为困扰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尽管日本政府也运用了多种手段与政策，意图实现泡沫经济前的繁荣，但实际效果极为有限，短期的复苏也仅局限于统计数据上的经济增长，青年人就业及失业后的再就业等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突出。这也就是日本经济学家及普通民众所称的“无感复苏”或“无感增长”。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更难得到有效保障，出现了许多无家可归、甚至是夜宿街头或公共网吧的“游民”。在长期缺乏社会关爱和必要关注的状态下，上述的“游民”又极易产生报复社会、自我放弃的情绪，成为日本社会的非稳定性因素。

总之，日本社会需要从连续多起的极端事件中认真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全球社会也应当吸取日本教训，扩大对社会治理的基本投入与战略布局，尤其是增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尽可能地减少或消除社会“孤儿”现象的发生，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同步性发展。

作者：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编辑：陆益峰

责任编辑：宋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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