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金正诚6点起床，为首尔居民派送包裹；晚上，他开始做专车司机，在午夜结束工作。此外，金正诚还与妻子在家经营一家化妆品分销公司。金正诚的处境只是韩国首都众多底层民众的缩影。

7月1日，韩国出台新法案，法案规定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缩减至52小时。然而，对于按小时拿薪水的底层工人而言，这项原本旨在缓解韩国加班现象的新法案却犹如悬顶之剑，令他们苦不堪言。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蜂拥至监管不力的行业，寻找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

底层民众被迫每天打两三份工

新法案出台后，因为办公室员工早早回家，夜间车辆需求量锐减，金正诚的收入下降了约40%。他的三个女儿都在上大学，为供女儿上学，金正诚又加了一份为韩国国家邮政送快递的工作。如今他每天工作约19小时。“我们曾经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花很多时间陪伴我的女儿，还有闲暇时间阅读圣经。”59岁的金正诚表示。

金正诚的遭遇只是首尔底层民众的缩影。因为受到工作时间的限制，更多人开始从事第二份工作。一位姓朴的女士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表示，新法案出台后，自己的月收入减少了约50万韩元（1元人民币约合163韩元），不得已开始在便利店兼职。一名姓徐的建筑工人也寻找到第二份工作，晚间在一家公交汽车公司做临时司机。

据韩国国民议会估计，新法案出台后，约15万工人每月平均减薪41万韩元。在韩国，约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从事非固定工作，如建筑工人、司机、清洁工、便利店营业员等。他们认为新法律迫使自己从事第二甚至第三职业，“以前我们还有时间吃晚饭。现在我们迎来了一种新生活，那就是必须跳过晚饭。”金正诚表示，“新法律只会使有权有势的人受益。”

根据韩国救援驾驶员协会会长金钟龙的说法，自从新法案通过后，约两万人去做了专车司机。由于新员工大量涌入，公司纷纷降低了员工的时薪。金钟龙表示，自己在大力倡导员工权利后，被最大的专车应用程序屏蔽了。所有关于工作时间上限的大肆宣传都想让金钟龙知道，“对我们的法律保护在哪里？”

“这项法律旨在使所有人受益，但事实上，它只对那些从事稳定、高收入工作的人有益，比如公务员和白领。”他说。“打第二份工是这些底层民众的唯一办法，这是最后的选择。他们的挣扎反映了韩国社会如何看待和对待底层工人。”

白领终于可以摆脱“加班文化”

尽管底层工人面临的处境异常艰难，但新法案让白领们欢喜不已。长期以来，韩国的“加班文化”饱受诟病。即使员工已经完成手头的工作，领导也希望他们留在办公室多待一些时间。也有人表示，领导经常在正常上班时间外布置额外的任务。“加班文化”让很多员工一直拖延手头的工作，因为无论何时完工，他们都必须加班到深夜。

而如今一切都改变了：周五晚上7点，首尔市政厅大楼开始断电；一些私营企业整周都播放着广播，提醒员工早点回家；零售店与面包房也缩短了一小时的营业时间；甚至有企业采取了更激进的策略，用摄像头监视办公室的员工是否准时下班，打卡考勤系统也严格限制了员工的工作时长。据悉，违反新法案的企业负责人将面临最高两年的监禁以及巨额罚款。

“之前，只要领导还在办公室时，我很难告诉他们，我要比他们早回家。”27岁的赵正济在医院管理部门工作。之前，他每天至少加班两到三个小时。“而现在，所谓的‘夜生活’变成了可能，因为我们能准时回家了。”

上世纪60年代，韩国经济快速增长，成长为世界第12大经济体。在这样的契机下，三星、现代和LG这些世界级企业孕育而生，这一成就的背后是韩国员工无止境的加班。工作时间长、加班现象严重的韩国职场文化在全球范围有目共睹。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6个成员国和地区中，韩国人的工作时长仅位列墨西哥之后，位居次席。去年，韩国人均每年工作2024小时，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时间多出305个小时。

韩国社会近年来涌现的众多社会问题也被归咎于严苛的工作环境，如低出生率、生产效率急剧下降等。韩国女性家庭部长官郑铉柏称，韩国人工作时间“长得残忍”，这也促使了韩国社会快速老龄化。

为此，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在竞选期间承诺将强制实施每周工作52小时制，并新增50万个工作岗位。上月法律生效后，文在寅表示，“韩国低劳动生产率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习以为常的长时间工作。”这番话在韩国年轻一代中引发共鸣。随着以工作为荣态度的松动，像赵正济这样的年轻一代倾向于寻找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一周52小时工作是‘理所当然’”。

作者：吴雨伦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王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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