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大学老师，十之八九都对来自学校行政系统的考核有所抱怨或颇有微词。症结在哪?　怎么解?

昨天，上海大学A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十来位一线教师和学校相关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犹如“针尖对麦芒”般地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开了——

“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我有时会请来自企业的专业人士给学生讲课。结果，每次他们来，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可我心里很紧张。为啥?因为一旦遇到学校派来考评的老师，我就完了，我这么做似乎不符合学校考评的规定啊。”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刘寅斌的一席话，引发不少与会一线教师的共鸣。有老师甚至调侃说:“肯把自己资源拿出来无私为教学服务，这老师对教学是真爱。”

这份真爱，到底有没有“冲撞”学校对教师队伍建立的考评制度?

“这位老师请放心，假如你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让你的考评因此受影响。”上海教育质量考评办主任辛明军回答得十分恳切。在辛明军这里，类似的来自一线教师的困惑、意见乃至抱怨，一箩筐。对大学来说，这些盘踞在日常教学领域的矛盾不解决，系统的人才培养改革在推进中就会受阻甚至推不下去。

以问题为导向开一场教学工作座谈会，让老师们“吐吐苦水”。昨天，在上海大学的这间会议室里，不少一线教师“点”到的很多问题，都足以让人深思。

抵制“指标诱惑”，对大学办学是一种考验

眼下，中国大学建设“双一流”的号角已经吹响。最新公布的上海“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力争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我们应该要朝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千万不要在实际操作中，把它演变成建设世界一流排名的大学。”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聂永有教授直言，最近几年，包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好几所大学，在好几份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排名上都呈现出很快的蹿升态势。但很多业界人士清楚，在这些学校，学生培养的质量其实没上去，反而还有滑坡迹象。

在本土高校中，因围着指标转而快速尝到排名“甜头”的高校也有不少。来自上大法学院的许春明教授告诉记者，他发现，不少大学都在出台制度规定，不允许新进教师上讲台。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不上讲台的新教师入职前几年到底忙什么，不同的大学却有不同的考量。比如，有的大学出台制度性的规定，把新教师都圈在一个研究院里做科研、写论文，这样学校的论文发表数短期之内就蹿上去了，貌似学校的科研水平突飞猛进。这位教师说:“谁都知道，把年轻教师入职初期对教学的热情和崇高感磨光，今后要让他们专注教学就难了。”

从2009年开始，上海大学率先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学校本科教学开展质量评估，并定期对社会公布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数据。辛明军介绍，连续多年邀请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一些数据正在给学校的教学带来新的反馈:有的学科平时口碑不错，在国内的学科排名也比较靠前，但是不少毕业生在受访填写对母校教育的满意度时，打分却并不高。

人才培养的成效往往是滞后的，或许在学生毕业后三五年，甚至更长远的时间，才能做出客观评价。这些重要反馈信息如何体现在大学对学科专业的考评中，需要尽快破题。在聂永有看来，高校的人才培养要有真正的起色，首先就应该在办学过程中顶住来自指标的“诱惑”。

参照系偏差，或妨碍高校制定接地气的人才培养方案

上海大学是沪上最早试点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的4所试点高校之一，去年又入选第二批市属院校本科教学教师激励计划。用该校教务处副处长顾晓英的话说，“在教学层面，学校对教师的要求一直挺高的。”比如，学校不仅积极倡导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还让全校超过半数的正教授面向本科生开设新生研讨课。

“学校里真正会讲课的教授，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多。”辛明军坦言，无论是新生研讨课还是由教师们以创新的授课方式、多人联袂主讲的一些改革类课程，学校层面的考评还没有全面开展，但有些“数字”已经开始说明问题。比如，新生研讨课都是教授主导内容和教学，不进行同行评价，也不抽查考卷，但几年下来，也有一些教授面临学生“用脚投票”，有的课程只有1-2人会选。

在这次座谈会上，无论是行政部门负责人还是一线教师，大家达成一点共识:发现问题比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更重要。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直言不讳，他在校内开设的课程《社会学思维》考评分从来不低，但作为任课教师，他却感受到了大学教育正在面临的深层次危机:“很多年轻人不喜欢也不习惯思考，上课时期待教师们耍猴戏般的表演。老师们没有在讲台上给学生带来强刺激，学生就一直低着头(看手机)。”

而在顾骏看来，提升高校教学质量之所以显得棘手，一个原因是参照系的偏差。更形象地说，是因为“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这一头，发达国家顶尖高校的教学模式，从小班化教学的通识教育到倡导基于经典阅读的高品质师生互动，动辄成为本土高校效仿、移植的对象;可另一头，随着本土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普及化时代，众多大学开始迎来“好不容易从中学应试教育苦海逃离出来，对全新的学习兴趣寥寥的学生”。

大学应该怎么办?顾骏觉得，制定接地气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考评方案，本土高校应该从正视这种尴尬开始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