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座大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大门上的标语写着“劳动使人自由”。

93岁的前奥斯维辛集中营会计格罗宁出庭受审，他被控告协助谋杀30万人。 均东方IC

■严建卫 孙小靖

5月3日，德国隆重纪念达豪集中营解放70年，总理默克尔出席并献上花圈悼念遇难者。然而，与达豪集中营相比，杀害了110万犹太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更臭名昭著的“魔窟”，德国人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反思也从未停歇。今年开年以来，德国连续启动了几桩新的“奥斯维辛诉讼案”，四名原集中营党卫军守卫队的纳粹分子分别在多特蒙德、什未林、吕内堡被告上法庭。在二战结束70周年的今天，重启新一轮诉讼程序，清算残存的纳粹罪犯，无论是案情本身还是其特殊意义，都吸引了各方关注的目光。

十一州警方搜捕30名嫌犯

实际上，这几起诉讼案只是德国重启新一轮奥斯维辛诉讼程序的组成部分。为此，相关司法机构已酝酿准备了数年。

2013年9月，德国司法系统“纳粹罪行调查中心”公布了一项针对49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守卫队成员的调查结果，确定这些人中除9人去世、7人在境外、3人无法确定住址，目前仍生活在德国境内的30人将面临司法起诉。2014年年初，德国北威、黑森、巴-符和巴伐利亚等十一个州的刑警局先后行动，分别在多个地点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规模罕见的大搜捕。

70年前，纳粹以“工业化”的方式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在近600万受害者中，有110万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个“第三帝国”最大的杀人工厂中被杀害。这期间，曾有7000名纳粹党卫军人员在奥斯维辛效力，但战后仅有数百名主要罪犯被惩处。虽然，这支守卫队中的大部分人仅担任警卫、报务、会计和医务员等下级军职，但他们也都涉嫌参与了集中营的大屠杀，上述行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将所有残存的纳粹嫌犯绳之以法。

尽管这批嫌犯如今都已行将就木，他们中最年轻的88岁，年龄最大的已近百岁，但许多人，特别是受害者及其亲属仍然为此感到振奋：因为无论如何，终于可以追缉这些罪人“直至坟墓”了。

初期对纳粹罪行清算不彻底

其实，战后德国对纳粹罪行的清算并不是顺理成章、一路坦途，它经历了曲折、艰难的过程。

1945年的纽伦堡大审判以及战后盟军所设法庭，虽然处理了一批纳粹首恶分子，但当时德国民众，尤其是西德民众对纳粹罪行的反思却没有今天这样深刻。曾是反法西斯斗士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当时为了尽快稳定政权、发展经济，也对历史问题采取了“实用主义”方针，强调只有希特勒及其贴身随从对大屠杀负有责任，其他人都是被“强迫”，被“暴力化”了，“是希特勒的牺牲品”。因此在上世纪50年代，不仅“集体失忆”大行其道，而且不少纳粹分子还在新政府继续其职业生涯，一些司法部门的纳粹留用人员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

战后十几年间，西德审理和判决的纳粹案件很少。据一位历史学家调查：当时曾在奥斯维辛效力并活下来的纳粹党卫军有6500人，只有29人受到司法审判，而其中在东德被判刑的有20人，在西德受到惩罚的只有9人。

相比纳粹的其他战争罪行，集中营大屠杀从一开始就较少受到德国公众的关注。由于希特勒政权的长期蒙骗，很多人对纳粹缺乏足够的认识。1945年，美占区曾经搞过一次民调，20%的德国人承认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与希特勒的态度一致，还有19%的人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做法有些过分，但基本正确。纽伦堡地方法院居然称某集中营的关押人员为“很难调教的波兰犹太人”。而一些司法人员也许本身就有不光彩的历史，不仅在处理纳粹罪行案时相当消极，还常常把罪犯归为“胁从”，使处罚尺度大大降低，以致许多集中营的党卫军高级官员只受到很轻的处罚。当时有人做过计算：大约每害死一个犹太人，只获刑关押10分钟。

另类检察官击破“集体沉默”

上世纪60年代，在法兰克福成功进行的一场奥斯维辛大诉讼案，使德国社会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拷问和自省。

1959年初，《法兰克福评论报》的一位记者将一份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那里得到的文件交给了黑森州总检察官弗里茨·鲍尔。材料详细记载了1942年集中营37名党卫军枪杀出逃囚犯事件的细节及蒙难者名单，文件的签字人是当时集中营的指挥官赫斯和他的副官穆尔卡。鲍尔随即将材料转交给“纳粹罪行调查中心”和联邦总检察长。

当年4月，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由黑森州法兰克福地方法院接手处理此案，法兰克福地区检察院负责相关调查，而鲍尔则受托作为公诉人。

当时，鲍尔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个“另类”。他不仅本身是犹太人，而且曾被纳粹关押、驱逐。然而，正是这段遭遇赋予了他办理此案的巨大决心和勇气。鲍尔聘请了与纳粹没有丝毫牵连的年轻律师参与调查。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多方查阅档案，千方百计寻求犹太人组织的帮助，并在报纸上呼唤证人勇敢地站出来。尽管办案人员多次受到辱骂攻击和暗杀恐吓，鲍尔的司机甚至不得不配枪以防不测，但是，任凭来自各方的阻挠和威胁，他们依然毫不动摇。

整个调查取证进行了五年之久，其间，调查询问了1400人，约谈证人250多位，汇集证明材料75卷，包括幸存者的证词、档案文件以及集中营指挥官的命令、电报和记录等，撰写了厚达700页的起诉书。调查证明，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有7000名党卫军守卫队队员，他们看守共40个分营。1942年春，纳粹当局命令奥斯维辛开始执行“种族灭绝计划”，记录在案的即有：1942年，166趟列车运抵18万犹太人；1943年，174辆列车运抵22万犹太人；1944年，被“死亡列车”拉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高达65万！每趟列车的犹太人到达奥斯维辛后，都会由党卫军守卫队队员对他们进行一次“筛选”，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和妇女继续囚禁，“老幼病残弱”则直接被送进毒气室。

1963年初，鲍尔等检察官向法兰克福地方法院递交了对20余名原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军成员的起诉书，法庭审理正式启动。鲍尔还创造性地通过“巡回法庭”的方式，对“集体沉默”的德国社会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在134天的诉讼过程中，有两万听众到法庭旁听，庭审报告畅销难求。各家媒体连续报道数百名证人的证词，将奥斯维辛大屠杀的真相传入千家万户。

1965年8月19日，法庭宣布了判决：6人被判无期徒刑，11人被判处3.5至14年的监禁，3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

这场诉讼对提高战后德国民众的政治觉悟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些专家指出，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集体沉默”终于被击破，人们走进了必须面对“自己过去”的时代。

屠杀机器“小齿轮”同样有罪

上世纪60年代的奥斯维辛大诉讼案虽然将德国社会对纳粹罪行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许多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对此案及后来类似案件的判决并不满意。他们认为，德国对许多集中营的高级军官判罚太轻，其下属更是大多得到开脱。鲍尔曾在诉讼中提出，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谋杀不是多个单独的罪行，而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的罪恶。他认为，集中营守卫队的每个成员都犯有“参与谋杀”罪。但法院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数千党卫军只是在那里工作过，犹如一部机器里的“小齿轮”，不足以被判刑。

1969年，西德联邦法院以无法提供个人有罪的证据为由，终止了对原奥斯维辛集中营数十名守卫的调查审判工作。此后多年，各地司法部门都按这一标准处理奥斯维辛案，致使数百起调查、诉讼程序中止，许多嫌犯逍遥法外。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的举动震惊了世界。尽管当时德国人对此有很大争议，但全社会对二战的反思逐渐深入，对被屠杀的犹太人及二战受害者的凭吊纪念活动日益增多。此后，民众的情绪不断影响政府，政府的态度又促进了社会的反思。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国大范围、全民性的反省战争罪行的意识愈发增强。

“9·11事件”之后，汉堡学生、摩洛哥人默塔萨德克作为“恐怖飞行员”阿塔的帮凶被判刑。此人并没有亲自去美国杀人，但他隐瞒了阿塔离开汉堡的实情，并将钱款转移给在美国的恐怖分子，因此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此事使“纳粹罪行调查中心”的律师瓦尔特受到启发：用同样的理由也可以对声称没有直接杀人的集中营党卫军进行指控。

2008年，瓦尔特把奥斯维辛“索比堡死亡集中营”党卫军看守德米扬鲁克送上法庭。法院接受了鲍尔当年提出的观点，即：不是以个人犯罪证据为依据，而是以其作为纳粹屠杀机器的“组成部分”，“协助谋杀”2.8万名犹太人的罪名，判处其5年徒刑。

这个判决为彻底追究纳粹分子的罪行提供了案例，促使“纳粹罪行调查中心”全面重启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守卫人员的司法追究，因此才有了去年初联邦十一州的联合大搜捕。

“纳粹罪行调查中心”负责人称，虽然这些被追究的纳粹人员大都已九十多岁，但将他们绳之以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据调查，这些人中有不少人至今没有忏悔之心，审判这些嫌犯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善恶观，同时也是对后人的一种警醒。

以司法清算纳粹罪行的尾章

目前，距德国警方的大搜捕已过去了一年多，被追究的党卫军分子有的死了，更多的人已无行动能力接受诉讼。但即使如此，仅剩的几名嫌犯仍然要面对法庭的审判。

多特蒙德检察官指控的是一名93岁的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守卫队成员，他参与了对17万人的谋杀，受害人大多是从匈牙利被驱逐的犹太人。在什未林被起诉的是一名党卫军下士，94岁。此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医务队任职期间，至少有3681人被送进毒气室。下萨克森州指控的纳粹分子是一名92岁的党卫军女看守，她参与了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行动，其间共有1400名犹太妇女丧生。而现年93岁的格罗宁当年曾在奥斯维辛守卫队担任会计，负责收罗和注册被害者的行李与钱财。

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伊娃·法迪迫切希望亲眼看到所有的罪犯受到审判。法迪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钢琴家，但就在她报考音乐学院之前，一家人被押送到奥斯维辛。在集中营的毒气室外面，纳粹医生招手示意她站到和家人分开的另一队去。从此，她与其他八位亲人阴阳两隔。

一位匈牙利政治家指出：“每一个在‘比克瑙集中营’服役、站岗的党卫军守卫就是用具体行动在协助大规模灭绝行动。”法迪则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一伙强盗入室抢劫杀人，站在门外望风的人就没有罪吗？那就是协谋罪！”

2014年，有“纳粹猎手”之称的国际犹太人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柏林、汉堡和科隆等城市发起了海报宣传活动，甚至悬赏2.5万欧元，以期抓住“最后的机会”，寻求指证那些在逃纳粹罪犯的证据。在2000多张海报上写着：“晚了，但还不算太迟，帮助我们把他们送上法庭！”该组织估计，在德国还有数十名涉嫌犯罪的集中营党卫军成员“没有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

格罗宁案共有数十名原告，基本都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的代理律师瓦尔特说：“对于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他们的亲属，这已经是一个来得太晚的公正形式了。”虽然这些委托人现在都老了，且大多病痛缠身，但都想亲自到吕内堡参加诉讼。一些幸存者甚至希望，那些罪犯“别死在我们的前头”。对他们来说，这些罪犯70年后才得到惩罚近乎荒谬，但判决十分重要，因为这代表全社会公开表明的态度。

对于此次德国重启奥斯维辛诉讼案，德国舆论也从不同层面进行了解读。一些德国学者表示，“时间的流逝不会减少罪恶”，违反人道的行径应当永远被追究！历史学家、亚琛大学教授吕森评价说，此次诉讼程序不是“自我起诉”或“自我责备”，称其为“自我净化”更为合适。此举表明，德国勇于承认曾经以国家名义犯下的罪行，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更有媒体指出，随着二战亲历者的逐渐离世，这次的奥斯维辛诉讼案很可能成为战后德国以司法形式清算纳粹罪行的最后一章，但人们对于纳粹思想的追究不会终结！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在柏林参加纪念奥斯维辛活动时明确表示，德国人为此“感到羞愧”，“并将对此负起永恒的责任！”

（本报慕尼黑5月6日专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