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三兄弟和母亲的合影
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还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当时中央的文件需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签署才能发出;可见,毛泽东在30岁的时候,便干起了党内事实上的“二把手”。可一年后,他便离开了这个岗位,此后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起起伏伏,屡受排挤和打击。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不稳的特点。在早期领导层中,除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人具有特殊地位外,其他参与决策的领导层人员,变化很大,很不稳定。这种情况,必然使中共早期领导层在领导能力上打些折扣。对此,邓小平晚年曾谈道:“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怎样理解邓小平说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体制,也就是说,那时候一群年轻的人领导一个年轻的政党,对自身领导人的选择还缺少成熟的机制。
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央决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任弼时23岁时人中央政治局,24岁便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决策的王明、博古也大体是这个年龄,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的激发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势。而作为政治家,却正是经受历练的时候,自然还不成熟。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时说,“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毛泽东比这批人年龄大一点,但那时的个性也是针尖对麦芒。1929年在红四军七大上,他担任的前委书记一职被选掉,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家感觉他有家长制作风,脾气大。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过当时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他曾讲到中央苏区时期有一次和毛泽覃因为工作发生争论,气急处举手就要打,毛泽覃说了一句“共产党不是毛家祠堂”,对他触动很大。不少亲历者在回忆中都说到,毛泽东的这种性格是在遵义会议后开始改变的。
——摘编自《中外书摘》2010年第三期
作者:陈晋
编辑: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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