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剧照
“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
1934年10月，由于获悉一些情报，并结合种种迹象，蒋介石判断中共主力即将西移。14日，他在北巡途中致电留守南昌行营的何应钦，强调：“匪情变幻无常，无论如何堵其西南逃窜为我决定之处置，不必顾其临时匪情。”这既反映了其对原先预判的自信和笃守，同时也说明他虽在西面留出缺口，但并非一味“放水”，而是着眼于在远处堵截。30日，当蒋介石确认红军开始行动后，又立即电告北、西、南各路：“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并由此制定了“应侧重堵截其西窜”的方针，同时还从北路军抽调9个师组成追剿部队，交由薛岳带领。在他看来，此次红军主力之“离巢”，无疑为其围追堵截提供了机会。31日，蒋介石致电“追剿”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此次追剿，为民族与革命存亡成败之所关，望督励诸将士，努力前进，急起直追，期获最后之成功。”11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薛岳：“望兄等努力急进，并勖勉各官长完成使命，克奏肤功，有厚望焉。”同月9日，他还在日记中勉励自己：“不可错过剿匪成功之大好机会。”为此，他不断电令部下加紧堵截，以实现其“远处张网”、将红军一网打尽之目的。
当时，国民党已在西面修筑了多道封锁线。出于对红军战力的忌惮，这些防线大多作纵深布置。1934年9月29日，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向蒋介石报告：“综合各方情报判断，赣匪似有西窜企图，如能在沿赣江至信丰、安远之第一线及宁冈、桂东、汝城、仁北、曲江之第二线以东地区歼灭之固善，倘被窜逸，则以在沿湘江桂江之第三线封锁较为确实。”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判断应较为客观。不过为了鼓舞防堵部队士气，蒋介石却相当乐观地告诉何键：“判断匪之企图西窜行将实现。我军方针，首在巩固赣、信、安、寻第一纵线，务期聚歼该匪于此线以东地区。至第二、第三各纵线无非用作补助。”
但事实很快就打破了蒋介石的幻想。红军与陈济棠达成秘密借道协议，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对粤系的“通匪”举动，蒋介石自然十分恼火，遂于1934年10月31日严令陈济棠、何键、顾祝同三人：“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语气可谓相当严厉。蒋介石同时还特别向陈济棠施压：“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二十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11月9日，他再次致电陈济棠：“现窜匪离巢，复经重创，自必愈形慌乱，并希饬令加紧蹑追，分头截击，务期歼匪于汝城、郴州之线，毋使漏网为盼。”显而易见，蒋介石对陈济棠破坏其“远处张网”之计，致使中共“漏网”非常不满。
由于陈济棠已不可靠，而且在接下来的追剿中，湖南成了主战场，因此何键的态度举足轻重。为了让何键竭尽全力，蒋介石特请与何键私交甚好的刘文岛出面推动。他向刘文岛分析：“现赣匪主力溃围西窜，将达湘边，已至最后之关头。吾人应运其全力，不惜牺牲，务于湘江以东歼灭之。故湘中部署不可备广力分，专以消极的防匪保境为目的，应多留活动力，与赣中追击部队积极同负进击与兜剿之责，而以纵匪过境以邻为壑为奇耻。……中亦期待甚殷，尚盼相与透切言之。失今不图，不特匪势坐大，湘桂川黔受其威胁，永无宁日，且党国前途，实亦不堪设想矣。”言辞中明显对何键寄予厚望。为拉拢何键，蒋介石还在1934年11月12日任命其为追剿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并率领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须歼灭于湘、漓水以东地区”。
鉴于第二道封锁线此时也已被红军突破，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4日电告何键：“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不幸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遗（贻）害国家不堪设想。”故希望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同月中旬，南昌行营亦颁布追剿计划，要求“追剿军主力配合广西剿匪总指挥白崇禧所部，务乘朱、毛匪军主力窜至湘、桂边境之祁阳、零陵、全州一带，湘江以南，灌江以东地区围歼之。贵州之第二十五军王家烈部，应以有力之一部，在湘、黔边境之通道、锦屏、黎平一带扼要防守，堵匪北窜”。22日，蒋介石又致电勉励各追堵部队：“此次朱、毛被我压迫，离开赣南老巢，窜据湘、粤、桂边境。如任其窜过湘、漓，将贻国家之巨患。各部如能协力追堵，亦为歼赤匪之最好时机。”因此，“此次无论追、堵部队，不分界域，协同歼灭而后已”。可谓念兹在兹，皆在追堵。
然而由于何键与白崇禧各有打算，蒋介石所期盼的“协同歼灭”并未实现，红军很快挺进湘江，并于1934年11月27日开始渡江。次日，蒋介石致电何键、白崇禧严厉呵斥道：“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12月8日，他还曾在日记中记述：“西窜之匪未能痛创，后患可虑。”12月15日又记：“本周经过：甲、兜剿未成。”其失望和担忧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蒋介石在此之前也考虑到万一未能在湘江以东扑灭红军，使其突至湘江以西，故于1934年11月17日预先拟定《湘水以西地区“会剿”计划大纲》。其方针为：“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人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在这份大纲中，蒋介石还特别提醒黔军“应于锦屏、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俟匪西窜时，相机堵击，阻其入境”。而当红军果然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又于12月12日重申该大纲：“兹为严防赣匪入黔，重申前令起见，各军守备区域，按照筱电规定地点，迅速完成碉堡，严守之。”
不难看出，上述蒋介石命令的主旨有二：其一，“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其二，如若无法完成前项任务，则力求在湘江以西聚歼之，“严防赣匪入黔”。这也就意味着蒋介石这一时期最担心的是中央红军沿红六军团西征故道，经黔东北上，与湘西二、六军团或川北红四方面军会合或成犄角之势，因此希望能在湘桂黔边予以全歼，不让其进入贵州。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种认为蒋介石欲图西南、故意“放水”的观点，不免有些过度诠释，以致难脱穿凿附会之嫌。
“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放弃原定经湘西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入贵州境内。而随着形势的演变，蒋介石的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该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条材料往往被人误解成蒋介石为进入西南而有意“放水”。对此，前文已详加辩驳，证明其并无纵容或驱赶红军进入西南之意。但不容否认，在红军入黔前后，蒋介石确实开始将追剿中共与统一西南这两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量。
1934年秋，时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何其巩曾上书蒋介石：“今之论者，咸虑赣匪主力西窜，经湘入川，再造根据。职之愚见，则以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基此推论，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这实际上与此前罗卓英的“驱其离巢”“远处张网”之计不谋而合。何其巩还针对西南三省献策：“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率重兵入川。第一步清剿共匪，第二步整理三省军政，第三步发展交通及一切产业，在彼建立国防重工业之主要部门。一旦国际大战发生，乃能处于可战可守可进可退之地，争取最后之胜利，达到复兴民族之目的。”对何其巩的上述看法，蒋介石颇为欣赏，批曰：“颇中肯綮，足备参考。”
从蒋介石日记的有关记载来看，他在此之前也一直思考如何解决川黔问题。1934年11月26日，蒋介石便致电薛岳：“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追，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并预备入黔为要。”而12月1日蒋介石批阅何其巩之上书，显然又觉甚合其意，遂于同日再令薛岳：“兄等应努力兜剿，切勿稍有犹豫。……如匪窜黔省，则我中央部队应不顾一切，直入贵州勿误。”这表明他此时虽然仍渴望在湘桂边境全歼红军，但同时也做好红军一旦入黔，国民党中央军随即跟进，乘势渗入西南的准备。当时，蒋介石还曾对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而事态的发展正如其所料。12月15日红军攻克黎平后，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因兵力薄弱，不得不电请追剿各部入黔会剿。这样，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贵州。
薛岳进入贵州之初，蒋介石一方面仍令其加紧截击：“据报，现匪主力由黎平向剑河、溶（榕）江逃窜。黔军力弱，恐难防堵，希督励所属，克日迅由晃县、玉屏直趋镇远截击，以期一举聚歼。”他并告诫：“此次进剿镇远，行动太慢。无论友军如何，我军应不顾一切，独立专心进剿，勿使匪立主动，而我反陷于被动也。”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将追剿红军与解决西南二者相结合，以求实现“一石二鸟”。据薛岳幕僚李以勖回忆，蒋介石当时曾亲笔写信给薛岳指示机宜：“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敉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德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对此，薛岳亦心领神会。1934年12月31日，他致电蒋介石称：“本路军今次入黔，责在剿匪，间接亦为中央对西南政治设施之监视者。”这与蒋介石的思路极为吻合，故蒋介石当即复电：“所见甚是，当令筹备。”后来，薛岳又谈及：“职对黔粤桂均用极诚恳态度应付，务使我军确实把握贵州，以为西南军事据点。”对此，蒋介石高度肯定其“处理得宜，无任欣慰”。
在此期间，因为广西财源之命脉在于收取贵州鸦片过境税，故桂系对中央军入黔极为抗拒，亦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师进入贵州，目标直指贵阳。在这种情况下，薛岳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竞置向乌江挺进的红军于不顾，率部一路直奔贵阳。1935年1月1日，他向部下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发出密电：“本路军以迅速向西追剿，免匪窜犯贵阳，而保我中心城市，以别（利）尔后向四川进剿之目的，以一部尾追，以主力进出于贵阳。”为避免王家烈和桂系警觉，薛岳还要求保密：“本路军部署，不得向友军宣泄。”
经过一路狂奔后，薛岳终于抢先进入贵阳。1935年1月5日，他致电蒋介石，主张在贵阳整备，“再观匪行动，以妥定进剿机宜”。而薛岳的这一休整，也恰为红军在遵义休整留出了难得的12天时间。陈云后来就说：“这十二天的休息，使赤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他还分析：“当时赤军之所以能得休息十二天者，由于南京进剿军薛周两部急急进贵阳城，争夺贵阳地盘，不愿向赤军攻击，深惧牺牲自己实力。”可见，国民党中央军与西南地方势力之间的利益争夺，确实一度影响了其追剿红军的进程。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有意“放水”，毕竟其主观上从未放松对红军的围剿。在他内心，追剿红军与解决西南固然最好“一石二鸟”，但前者无疑更重要，应首先考虑。1935年1月14日，薛岳在军内的靠山陈诚曾向蒋介石含蓄提出：“职意伯陵（薛岳）所率之中央部队，固应努力于追剿，以引起地方部队之观感，而资表率，但贵阳仍不可轻于放弃，似可以后方为名，控置一部作为根据，将来西南之军政上裨益必多。”在这封函电中，陈诚还请示：“钧座总揽全局，示人以公，或不便出此，可否由职秘密示意伯陵办理，乞电示遵。”这显然是建议将重心放在统一西南上，同时探询蒋介石的态度。但从目前可见资料来看，蒋介石似乎并未允其所请。相反，他不断提醒薛岳：“此时仍以先破赤匪为要也”，“应严令周纵队与吴纵队会攻遵义之匪，然后再言其他”。他自己也一再饬令各部加紧追堵，并作出有关部署。
红军在黔北活动期间，蒋介石频繁调动和督促部队，处心积虑欲消灭红军，何尝有“放水”之举？1935年3月14日，他还曾在日记中祈祷：“本日朱匪尚未窜出赤水河以东，犹在围剿之中，如上帝赐我中华以解放，尚可一网打尽也。”4月9日，他又致电各部强调：“为彻底歼匪之目的……追剿部队应不分昼夜衔尾追踪，迫其无暇抗战，促其崩溃，俾得乘机解决。此时万不可姑息官兵体力稍有滞濡，以免功亏一篑，贻害党国。”10日，他再次训示各将领：“不顾一切，跟匪穷追，最为紧要。……所谓斩草除根，此其时矣。”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在此期间，由于薛岳有意保存实力、占据贵州，希图黔军与红军两败俱伤，故行动一度偏于保守。为此，蒋介石曾告诫之：“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故中央军此时万不可稍存观望，虽遭人疑忌，亦应努力为之。”后来，他还一再痛斥薛岳等人追剿不力：“当此釜底游魂之匪，若再不乘机聚歼，运其智勇，各尽职责，则何颜再立于斯世？”并责令薛岳：“现两广正藉口中央军在黔逗留不进，以罪中央。如果匪东窜，而我军不克积极追堵，则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军对中央亦受不良影响，则事更难为。务督各部向匪猛进，不得稍事贻误。”与此同时，蒋介石甚至越过薛岳直接电令周浑元：“请兄率部兼程急进，以后电报直致重庆可也。”他还给国民党中央军前线将领万耀煌下令：“务望兄亲自督率，急起直追，奋勇猛进，当此……我军歼匪之良机，切盼不顾一切，觅匪袭击，勿稍犹豫，完成使命。”显而易见，蒋介石综合种种考虑，仍力主积极追剿。
1935年4月，红军四渡赤水后通过佯攻贵阳，成功诱出滇军主力孙渡所部，然后突然向西折入云南，这更是出乎蒋介石之预料，远非其能操纵。25日，差点在贵阳被生擒而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训令薛岳：“此次匪入滇境，山峦重叠，道路崎岖，给养困难，气候险恶，瘴雾弥漫，是匪自陷死地矣！我军若能追堵如计，必可消灭残匪于此滇、黔交界之中。”然而，云南省主席龙云为保存实力，不欲与红军交手。30日，他电告蒋介石：“匪仍在西北之间，而窜西窜北，实尚未明显。在此一二日内，职意各部队除追击者继续追击外，其尚在曲（靖）、沾（益）、威（宁）各县之部队，似宜暂驻原地，以观匪之行动如何，再先（行）决定。”此电明显流露出一种消极避战的情绪。而同日，意欲洗雪耻辱的薛岳则致电蒋介石称：“我军应穷追，勿使其有喘息之余地而歼灭之于金沙江南岸，免使滋蔓滇西，为患将来。”面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建议，蒋介石于5月1日复电龙云：红军去向虽未判明，但仍须提前部署，“务期歼灭于南岸地区也”。
正在此时，红军已迅速逼近金沙江，蒋介石判断其将北渡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如此则更难处理，于是在1935年5月4日下令追剿部队：“周、吴、李各纵队，应由伯陵严督，不顾任何牺牲，追堵兜截，限歼匪于金沙江以南地区，否则以纵匪论罪。”其亟欲剿灭红军之心态昭然若揭。而当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更是在日记中惊呼：“匪已全部渡过金沙江，其窜力之速，更增余人以恶疾之心理，非速灭此丑，则我民族无噍类矣。”他还懊恼不已地写道：“上周朱毛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并感慨：“残匪之机惊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民族前途忧，非全力扑灭此匪，国家与民族更不堪设想矣。”其沮丧和担忧之情表露无遗。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快速向大渡河挺进。1935年5月11日，蒋介石电令薛岳和西康的刘文辉，要求其紧急部署，“封锁朱、毛股匪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陇（砻）江川（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15日，又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勉励其效仿活捉石达开的四川总督骆秉章，“予匪以迎头痛击”。在作了初步安排后，他在18日的日记中祈愿：“惟愿刘杨辈能遵令布防，在大渡河得以一鼓歼灭耳。”但红军最终还是成功摆脱了国民党部队的层层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并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面对这一失败结局，蒋介石不由哀叹：“我军节节败退，全无抵抗能力，以致士气沮丧，纪律荡然。剿匪前途良堪浩叹。”其内心无疑充满了挫败感和失望感。
——摘自《历史研究》2016年第四期
作者：卢毅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