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们要准备后事”
1964年，中苏论战正酣，毛泽东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预言” (1958年针对中国是否会发生和平演变，杜勒斯称“几十年的可能性大于几百年”）。
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撰文回忆，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工作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让林克整理出了杜勒斯谈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并亲自作了批注，印发给与会者。
在毛泽东看来，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关键举措之一，在于培养接班人。
引发他关于接班人的思考的，或许还跟60年代初中共高级干部的接连去世有关。1961年，58岁的陈赓大将去世；1962年，63岁的李克农上将去世；1963年，61岁的罗荣桓元帅去世。三年间，少将以上的解放军将领中，共有18人去世。在当时的干部终身制下，后继无人的问题被突出地提上了日程。
▲大将陈赓
1964年5月，中组部副部长赵汉有感于1963年在福建考察时所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积极地培养和大胆地提拔新生力量》。文章称，培养一个在政治上和业务能力上都比较成熟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干部，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因此，必须及早动手。
当年6月8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指出，宋任穷的一个材料很值得注意。
三个月前，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到辽宁省盖平县（今盖县）走访。该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对全大队200多名青年进行了认真考察，挑选出了14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之后，宋任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封题为“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的信。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
6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召开。毛泽东再次提出了接班人问题，而且提出，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上将李克农
7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中苏论战“九评”的最后一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的修改稿。他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文，正式向全国公开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海选：20万大学毕业生中敲定60人
接下来，中组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摸底调查。调查报告总结道：“过去十几年中，对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和本地干部注意不够，这是干部工作中的一个严重的缺点。”针对干部队伍的老化现象，报告同时提出了制定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具体规划。
1964年6月，中组部开始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接班人。按照安子文部长的设想，对待这些挑选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将按照特殊选拔、特殊培养和特殊使用的“三特殊”原则，先将之下放基层锻炼，当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和大队支部书记，看日后的成长。遴选的条件，首先必须是党员。仅此一项，全国20万大学毕业生里，只剩下2000人了。针对这2000人的挑选，按照政治条件第一位、学习成绩中上即可的原则进行。最终，全国共选出60名大学生（其中1人没有参加，实际为59人），男生占了大多数。
▲罗荣桓元帅
青训班：中央党校唯一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
除中组部之外，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也参与了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在党校校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的提议下，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党校开办了“青训班”。
因为时间紧迫，1965年的青训班只从北京市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由各中学推荐，中央党校和北京市委共同抽调人组成考察组进行考察，通过即可录取。
最后，45名高中毕业生进入了这个班，30名男生，15名女生，全部政治表现优异。这是中央党校建校历史上，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招收高中毕业生。
因为是培养接班人，培养方法十分特殊。学校在安排宿舍时，颇费了一番心思。青训班中，三分之二来自工农和一般干部家庭，三分之一为高干子弟。每间宿舍两个人，尽量让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搭配。
8月开学后，学校并不着急上课。有两个月时间，学员们天天自由地出入图书馆看书。学校破例给他们发了最高等级的借书证，可以借阅“灰皮书”。
给青训班上课的老师也十分特殊，多数是外请的党政领导，党校内部的老师并不多。
1970年，青训班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天南海北，到基层当了工人、农民。他们中一部分人留在基层直至退休；也有一部分学员靠自己的努力，从基层脱颖而出。
——摘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33期
作者：徐天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徐坚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