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聂荣臻（左）与陈毅在北戴河

父亲聂荣臻在“文革”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到1975年，父亲已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周恩来伯伯了。这时，不断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复手术的消息传来。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显露出焦虑的神色。他从报纸上搜集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一笑。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心想：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周伯伯是不会休病假的。

入冬时节，好长时间没有心情钓鱼的父亲，忽然迷上了钓鱼。下午或者傍晚，他一声不响地出家门，步行穿过景山公园，再穿过马路，来到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北端靠近305医院的那个小门附近钓鱼。那时候，北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父亲钓鱼的地方很安静，没有人走动。

每天，他默默地钓鱼，好半天一言不发。有时抬眼望一下公园通往305医院的那个小门，仿佛在期待什么。时间久了，陪同他的人渐渐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他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周伯伯。

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周伯伯，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如把一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对自己非常克制。这个问题，他本人是不会提出的。我这样考虑提出，不知是否合适，请你斟酌。

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难看出父亲对周伯伯的深切挂念。但是，谁也没想到，陈伯达看到信后，反诬父亲想夺总理的权，让父亲气愤不已。

1976年1月初，父亲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1月7日上午，秘书周均伦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声音沉重地说：“总理病危，请转告聂帅，来305医院见一下吧！”

当母亲和周秘书赶到301医院，父亲正在卫生间里，一听到消息，坐在马桶上的他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周秘书扶起他，帮他披上大衣，又帮他戴上棉帽，然后搀扶着他往门外走。在去305医院的车里，父亲和母亲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无声地哭，眼泪哗哗地流，气氛特别压抑。

▲晚年的周恩来

说起来，我们家和周伯伯、邓妈妈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从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起，父亲就在周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在南昌起义和起义后南下的路上，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两家更是亲若一家。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长征路上，到了陕北，他们仍然一直战斗在一起。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两弹一星”研究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直担当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亲总结说，他这一生，就是总理的助手。

周恩来伯伯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和他结下了战斗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谊，我的母亲和邓妈妈也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周伯伯叫我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我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母亲搀着父亲，他们边走边哭，居然哭出了声，都是泪流满面，简直哭成泪人一般，走路摇晃，神情恍惚，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着抹眼泪……

——摘自《铁血柔肠——记父亲聂荣臻的几次落泪》，聂力著

作者：聂力（聂荣臻之女，曾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位女性中将）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徐坚忠

来源：《百年潮》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