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派两万名干部、十万大军出关，逐步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全国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那么，是谁先提出了十万大军进军东北的主张呢？对此，党史界尚有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进军东北的建议是黄克诚首先提出的。如《黄克诚大将》一书中记载：“他（黄克诚）认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假意同我们和谈，国内局势是‘和战不定’。而我们党领导的地区还分散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东南沿海，没有联成大片的战略根据地，这是十分不利的，他决定，立即向党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这是一份很有见地的电报。”“几天以后，中央发出指示，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洪学智在回忆文章中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又假意同我们“和谈”，国内形势呈现“和战不定”的状态。黄克诚认为，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不可避免，我党必须不失时机地“创建战略根据地”，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1945年9月14日，他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在政治上谈判的同时，军事上集中主力准备决战。为此，东北应派部队至少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9月19日，中央即发出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从全国抽调大批主力部队进军东北。

黄克诚的老部下李雪三等人撰文也同意上述观点，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东北地区由苏联红军接管，国民党军队鞭长莫及，而八路军一部曾先期进入东北地区。1945年9月13日，黄克诚同志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请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向中央发电报，建议速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当时饶不同意，黄克诚同志遂于14日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提出《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在这份电报中，黄克诚同志洞察时局，高瞻远瞩，从国共两党两军面临长期斗争最后将进行大规模战略决战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国民党当局对“和谈”毫无诚意，只以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电报”从战略高度提出了迅速抽调主力部队进军东北“建立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建议进军东北的部队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黄克诚的电报转报正在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

另一种观点认为，进军东北的首倡者是刘少奇。

何明认为，黄克诚致中央电只能证明黄克诚在这一战略决策的制订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当时的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曾克林同志到延安的汇报恐怕也是一个有力的依据。而要了解谁先提出的这个建议。应对其产生的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首先，派重兵进军东北是党中央战略方针转变的必然产物。抗战后期，我党制定了以一部分力量向北发展、而以主要力量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利用各种手段很快占领了华东、华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而对东北暂时鞭长莫及。而东北北靠苏联，西倚蒙古，不会左右受敌，且与我华北解放区可连成一片，能改变我长期被围困的局面。东北又有丰富的矿产和发达的工业基础。因此，随着情况的变化，党的战略方针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直接影响着调重兵入东北的决策。

其次，派重兵进军东北决心的形成有其孕育产生的过程。国民党在与苏联签订同盟条约时，企图用允许外蒙独立等条件换取苏方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允许。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命令万毅、李运昌等部进军东北。8月26日，又派林枫带千余干部进入东北。9月11日，中央又从山东抽调四个师沿海路进入东北。9月15日，当得知我军在东北不能采用八路军番号时，中央又作出指示，派出可配备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工作。9月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提出苏军已开始从东北撤退，必须从苏南、山东等各根据地抽调10至15万重兵到冀东、热河，以便能在苏军撤退后抢先进入东北。因此，派重兵进入东北并不是一个仓促、突然的过程。

再次，派重兵进军东北是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抗战胜利后，争取东北一直是我党的重要任务。8月22日至29日，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条约后东北的形势，具体部署有关解放区派往东三省干部和军队迅速出发。9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将会议情况马上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9月15日，党中央又指出时间紧迫，任何部队不得有丝毫耽搁，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中央于同日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为了夺取东北，全党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这个方针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军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辉煌成果。

如果要找这个建议的首倡者，应该说是刘少奇。当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时，中央决定由副主席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主持中央工作。这个时期也是夺取东北，争取先进入东北的关键时刻。为了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刘少奇能动地执行了党中央关于迅速争取东北的决策，在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适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的当天，他对出发去东北的人进行动员，指出只有迅速进入东北，就有了和国民党谈判的根本。因为我军进军东北后要和苏军打交道，而当时国际局势又对我们不利。刘少奇表现出很高的策略性，一方面要放手去工作，另一方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要少说多做，尊重苏军。当曾克林部在沈阳挂八路军臂章引起苏军干涉时，刘少奇又提出名义上撤，撤小部分到乡下；留大部分在城里；形式上撤，秘密地去东北三省，开展有利、有理的斗争。

为了保证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刘少奇多次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去电报告部队开进东北的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成立东北局，指示各中央局派100个团的军事干部迅速前往东北，向毛泽东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即“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最初提法）电文都是刘少奇亲自起草和提议的。从最先争取东北以作为谈判的资本，到准备苏军撤退后能抢先进入东北，以及最后作出全党根本性战略方针的改变和派重兵进入东北的决心，每一步骤都表现出刘少奇得心应手驾驭战争的雄伟胆略和在军事上有高度主观指导能力的果断行动。

《刘少奇传》对此也作了较为详尽的述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中共中央立刻调长期驻在东北边界的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星夜行动，先行进入东北，配合苏联红军作战，迅速击破日伪军的抵抗，收复山海关等地，随后又进驻锦州和承德。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总结时说：“东北如何工作？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不能定，要看。有可能不能去。”毛泽东去重庆后，这个“要看”的重担就落在代理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的肩上。8月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随后，刘少奇像抗战初期开展华北游击战争时那样，又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对东北工作的部署。1945年9月17日，刘少奇起草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提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军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五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刘少奇在全面分析全国局势后，提出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队大规模调动的部署。对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性，党内许多高级干部也认识到了。如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这时建议中共中央把陇海铁路以南兵力北调。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也建议从新四军抽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

刘少奇在综合党内意见的基础上，在第二天再电毛泽东和周恩来，陈述：“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察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西安英美人亦见到此点。昨电抽调十万到十五万兵力的部署，望速考虑。”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中共中央和刘少奇表示完全同意。

作者：刘书楷 郭思敏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张裕

来源：本文摘自《中共党史辨疑》，刘书楷 郭思敏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