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左),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1924年参与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任董事长兼校长。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29年,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王伯群与其业师姚华(右)的师生之谊,尤其筹资为师出版文集诸事,一度传为美谈,时人誉其“笃念师长实足为今世楷范”。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1902年,姚华任教贵州兴义笔山书院时,培养了一批优秀学子,王伯群是其中优秀者之一,亦是师生关系保持最长久的一位。
姚华(1876-1930年),字重光,号茫父,甲辰科进士。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京华美专校长。精通古文字学、戏曲理论、曲学、诗词、书画、工艺美术,被誉为“京华一代通人”。
▲姚华
王伯群(1885-1944),原名文选,以字行。同盟会元老,曾组织参与护国、护法运动,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王伯群(摄于1928年)
姚王之间,有过三段时间的密切交往。
第一次是1902年2月,姚华受王伯群舅舅刘显世延请,任笔山书院山长,他讲诗作画,改进教学,拟定《书院学约》。“茫父先生盖尝主讲敝邑笔山书院,为伯群朝夕请业者也。” 17岁的王伯群跟随姚华专习《小学》《孟子》《左传》和数理学,还兼习书法。后来王伯群以篆书名世,一生追崇莫芝友、郑珍等大家,实乃受姚华的影响不浅。这层师生关系,令他们结下了终身友谊。王伯群执弟子礼甚勤,终身师事姚华先生。
第二次是1904年。姚华受官方保送,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彼时,姚华仍惦记远在西南边城的王伯群,经常写信告知日本及东京留学情状,鼓励他走出山区。“自后先生通籍官京曹,之东瀛留学,寓书伯群往游,尚得追随海外。”一年后,王伯群获官派留学资格入中央大学学习。在日期间,师生经常交往和切磋,姚华参编的《中国新报》,成为王伯群经常阅读的课外读物,为他从接受改良到支持君主立宪,从支持君主立宪到信仰民主革命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
1907年,姚华归国,出任邮传部船政司主事兼邮政司科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等职。辛亥革命以降,由于厌恶政治,姚华寓居宣武门外莲花寺,以文史自娱。1912年王伯群返国后,在沪黔粤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师生之间,因空间阻隔而少有面接,“及毕业归国,遂不获侍几席。” 三年后,王伯群受时任贵州省长刘显世派遣,以参加筹安会议为名赴北京会蔡锷、梁启超,谋划反袁大计。其间,专程拜见老师。姚华回赠一自制铜盒,上用楷书节录西晋张华四言励志诗。
▲姚华致王伯群信函
直至1928年,王伯群出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他们之间的往来日渐频繁。因脑溢血而致左臂残障的姚华,得知门生出任部长后,致函寻求帮助,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希望提携贵州同乡、平绥铁路局的杨铭修。信中写道:“国家前途自有吾弟英贤及时担荷一是,俱不必烦言。惟铭修老友不能不为一言,幸吾弟垂意焉。”王伯群则在职权范围内着力关照。
筹资为姚师出版文集
1928年7月,为召开全国交通大会,王伯群对平绥、平奉、平汉及津浦北段各铁路实地巡视考察。
北平几天,王伯群与阎锡山会商平奉、平绥两局长事宜,主持中美日无线电问题中外记者会,出席蒋介石招待外交界中外名人宴会等。公务间隙,他数次至莲花盫拜见姚华。王伯群决定为业师做两件事:一是代购老师书画,解决日常生活开支;二是提请老师自定诗文论著编纂成册,资助出版。
次年7月,未见姚师文集的王伯群致函催促。面对门生的热忱,姚华复函道,编纂迟延,乃“病久不痊,生之计日绌也”。谈到诗文论著刊行,表示先考虑论著,其次为诗词曲赋。10月13日,姚华再次致函王伯群,提出文集名为《弗堂类稿》。函谓:“拙稿付印,总名即题《弗堂类稿》(弗不加草头,此处校时希留意)可也。其次,先赋、诗,次词、曲,以次及于论著、序记、序跋、书传、碑志、杂文。因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故先有韵,而赋在诗先者,以五七言皆在赋后也。词为诗之变,曲又词之变也,故相次。而无韵之笔,论著为首矣,不分说辨诸目,以皆(竭)后人之纷也。序记与序跋虽同一序,而确是两事,故别之。”
经过近两年编纂,至1930年3月,《弗堂类稿》终于完成,王伯群亲为文集作序。《弗堂类稿》是姚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著作,也是他最全的文集,全书约50万字,凡31卷,计诗11卷,词三卷,曲、赋各一卷,论著三卷,序记一卷,碑志、书牍、传、祭文、赞、铭各一卷。
▲《弗堂类稿》(王伯群题签)
令人唏嘘的是,《弗堂类稿》尚在中华书局出版之际,姚华因病仙逝,终年54岁。王伯群悲痛中浩叹:“印既竣,去吾师之殁已六月,吾师不及见矣。”
《弗堂类稿》刊布后,在学术界影响日隆。民初供职教育部的黔籍画家桂诗成,为姚华撰写传记称:“当辛亥之际,海内外争传秋草诗人茫父先生,读其诗者,欲识一面而不可得。”姚华的清华大学学生、著名学者吴宓在《空轩诗话》中,认为姚诗突出的特点是用旧体诗写现实生活,从而引发出中国旧体诗仍有生命力的论断。文史大家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姚华列入民初曲学家和散曲作家,与王国维、吴梅等曲学家齐名。著名曲学家卢前撰文称赞姚华“前少时读(姚华)所为曲话,校订毛晋《汲古阁刻六十种曲》精且审,而《曲海一勺》一书,持论尤超卓,声家所不能废”,从言观之,可谓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收购姚师字画以志怀念
王伯群在《〈弗堂类稿〉跋》中表示:“其生平题画诸作,亦颇隐寓感慨。散佚居多,异日当搜罗补刊之。”由于政务繁忙,王伯群未能再为姚华文集补刊。但他遵守诺言,开始了漫长的收集购买姚师书画之路。
每收购到姚师作品,王伯群都要详细记载收购过程、心情、份数和款项等。譬如,1932年3月19日载:“李吉甫携姚茫父篆书联一付,有草书跋语,以二十元购之。觉茫篆书联不多见,此联尤精彩,可喜也。”两天之后的3月21日,购“姚茫父篆书联两付四十元。”翌年1月3日,“与访古斋周介之议价,购姚茫父花卉四条。”
▲姚华赠王伯群篆书五言
1933年,王伯群曾两次赴北平公干。第一次是4月21日至25日,政务军务繁忙之余,他抽空二次寻购姚师书画。4月18日记述:“看碑帖,得范式碑一册、衡方碑一张,均为姚茫父故物。” 4月22日载:“姚鋈来,赠姚茫父画山水一张,行书楹联、符缩印红崖碑两张,风画集一册。”
第二次是6月22日至8月12日。王伯群被推选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在该会委员长黄郛再三催促下赴北平出席会议,商讨对付日本入侵策略,救济东北难民,兴修河北水利等。其间,王伯群抽暇到琉璃厂访荣宝斋、悦古斋等,搜寻姚华作品。
王伯群搜集姚师作品,几乎到了痴迷程度。一次,字画商孙琚之送来姚华旧藏《小字麻姑仙坛记》,王伯群见之如小孩看到糖果般开心,连续三天详述他见到旧藏物时的经过和流连忘返的心情。
第一天,孙琚之送来颜真卿《小麻姑仙坛记》,王伯群爱不释手。“姚师校为南城原石,南宋拓本,虽裂,稍宽拓已晚,然字细而精神挺拔,所谓圆到有余者也。”他觉得此小字帖颜书可爱,虽曾见过何子贞藏、张叔未跋各本,但究系珂罗版,远不如拓本之出神。何况此为南城原石,又经姚华详考数十遍,而实爱终身之物。王伯群“为之狂喜不值”,但唯孙索价五百余金,觉得殊属太贵,又正值财务恐慌之际,遂命孙留观再说。入夜,王伯群又取小麻姑颜书再与何子贞藏三册对校,又细玩姚华精跋数过,最后认为如此宋拓本如不收藏,机会一过,不可再来。他计算自己钱包,匣中尚存平票三百数十元,加以上海银行余款,有数千元,收藏当无不足,遂决计收购之。
第二天上午,孙琚之来,王伯群当即留《小麻姑仙坛记》一册,姚篆八尺联一付,姚画摺扇故乡风景一柄,画菊八页,姚分书“今夕只读风月”横披一个,补亡双碑一册。下午,荣宝斋来,以姚书篆三联,姚画挂一幅等交之装裱。
第三天下午,孙琚之来,告王伯群已将姚遗墨全数送交荣宝斋,“内中有一姚、陈(师曾)合作端节景物手卷,长丈余,大观也。索百元,而余未收见之,又觉可惜,傍晚特往该斋一览。”由此观之,王伯群欲收藏留存姚师书画之心切,对收购姚师作品到了何等痴迷和沉醉的程度。
传播姚华的思想
姚华离世,传播姚华的思想成为王伯群的使命之一。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黄敬思曾感叹:“惟先生能尊师。先生尝慨然为业师姚茫父先生刊《弗堂类稿》,且以持赠友辈,艺林至今称美,其笃念师长实足为今世楷范。”
▲王伯群收藏姚华1924年所作《溪山读书》
王伯群赠送《弗堂类稿》的对象,主要是两类友朋。
一类是贵州乡贤。如军政部长何应钦,交通部次长李仲公,贵州省长卢焘、王家烈,以及画家邱石冥、文物收藏家申彦丞等,以弘扬黔省大儒,笃念师长。
1931年12月,王伯群接待二十五军军代表王家烈,相谈黔事后,送赠“《弗堂类稿》一部和王文华墓碑十份”。不久,王家烈在王伯群运筹下,被任命为贵州省长。
1932年2月5日,王伯群取《弗堂类稿》“亲携至何应钦处赠之”。4月10日,王伯群接待北京京华美专校长邱石冥等来访,王赠《弗堂类稿》。7月4日,在与文物收藏与鉴定家申彦丞谈川事后,赠《弗堂类稿》。
1935年12月8日,王伯群与李仲公、卢焘商讨组织成立西南实业公司,计划先稍投资,以坚人民之信仰,然后发展至政治计议。商谈结束后,赠卢、李《弗堂类稿》各一部。可见王伯群赠予《弗堂类稿》者,皆为他器重信任之黔省乡贤。
另外一类是赠送友朋。如民国大员与名流硕学吴铁城、黄郛、韦作民、吴鼎昌、鲁荡平、陈石泉、金仲荪、符矩存、章士钊、汤漪、何其巩、柳贻徵等友辈,宣扬姚华精典,正可谓“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
1932年3月初,王伯群赴洛阳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时,受蒋介石所派,赴北平会见张学良,相商中央对东北伪满洲国态度,请各友邦主持正义事宜。行旅中,3月17日,王伯群 “以茫父先生文集一部送韦作民,一部托伊送吴鼎昌”。3月21日,“以弗堂文集一部分送鲁荡平、陈石泉”。3月22日,以“弗堂集一部赠金仲荪”。
4月5日,回到南京的王伯群,嘱秘书取《弗堂类稿》50部回家,清理一名单嘱其分送。4月10日,王伯群赠吴铁城、黄郛、宋述樵、何纵炎各一部《弗堂类稿》。4月12日,接待符矩存,谈上海轮船招商局事后,赠符《弗堂类稿》。5月,国民政府为团结西南三省,特派王伯群以“川滇黔视察专使”前往巡视。结束巡视后,自重庆回南京船上,遇太虚法师,王伯群诺以《弗堂类稿》相送。“太虚出其两次入川所赋诗……不乏佳构,毕竟不似他僧之浅学寡识……余以《弗堂类稿》一部赠之,渠通信上海东有恒路雪窦寺南立中山东路佛学社。”即使生病期间,他也不忘推广姚师文集,曾专赠前来视疾的章士钊、汤漪两位好友,他记载曰:“仲文、斐予两君来谈久之别去,各赠与弗堂集一部”。
1933年7月的一天,北京市长何其巩前来拜访,王伯群赠以《弗堂类稿》谢之。1934年1月,王伯群与何应钦秘书长杜惕生同访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贻徵,送《弗堂类稿》两部,并托其辩别扫叶山房的《史记》是否宋本。
王伯群不仅把姚华《弗堂类稿》赠送朋辈,同时,也把文集当成自己案头读物,把姚师的著作思想化为自身的学识修养。抗战时期,王伯群率大夏大学远迁贵阳。一次,他手书一联语赠当地书法家陈恒安,联云:“昼了公事夜接诗人得句皆堪作图画;修褉虹桥访碑禅智此才真不负江山。”陈很好奇,问为何能写出如此生辟的联语?王伯群答茫父先生曾写过,故记忆深刻,信手拈来而已。
作者:汤 涛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张 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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