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王文恪出山图》局部

过云楼收藏名闻天下，其书画是怎样来的？通读《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顾承信札》及过云楼友朋信札等档案文献，可获知这样的信息：大部分是通过购买得来，小部分是交换所得。其中清代无锡籍书画家秦缃业与顾文彬的书画交易颇为频繁，尤以唐寅《王文恪出山图》（以下简称《出山图》）的交易经过特别曲折有趣。

秦缃业出场

同治九年（1870）三月，顾文彬进京等待起复，至十月二十日接到补授宁绍台道缺的“任命书”，一个月后即动身离京回苏。十二月十七日，顾文彬路过黄埠墩，这是位于无锡古运河中的一个小岛，因春申君黄歇曾在此疏治芙蓉湖而得名。墩为圆形，面积二百二十平方米，用石砌驳岸，四面环水，风景绝佳，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十多年前，顾文彬曾到过此地。这次南归，他心情更是愉快，遂停舟一游。曾毁于太平天国运动的黄埠墩由李鸿章集资重建，如今“飞阁临丹，视昔年更胜。楼上供奉康乾两朝宸翰，遍皆李中堂补录，此外楹联甚多，颇有佳者”，顾文彬在当天的日记中对此称赞不已。他还特地抄录了秦缃业所撰的楹联：“两水中分孤屿白，四山回望一楼青”。这是秦缃业第一次出现在顾氏的日记中。同治十年正月，顾文彬就任宁绍台道后，秦缃业开始频频出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顾文彬与秦缃业作为同在浙江为官的江苏老乡，又为书画同道，交往颇为密切。为了这幅《出山图》，两人斗智斗勇，既维护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又不影响同僚、朋友情谊，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秦缃业（1813—1883），字应华，号澹如，能书善画，并爱好收藏书画。道光二十六年（1846）副贡，官至浙江盐运使，后托病而归，不久过世。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顾文彬在苏州过完新年就赴杭州，向浙江巡抚杨昌濬等领导报到，并与一班同僚相识相见，又开始到处拜客，正月三十日始与秦缃业见面。紧接着两人经常碰头，如在余姚人郑兰、苏州人吴艾生及秦缃业做东的饭局上相聚，又一起到梁敬叔家共赏书画。二月初十，顾文彬到秦缃业家中，刚好有一位姓倪的人送阅书画，“绝无佳品，只携归铜器一件、古钱数枚”。三天后，顾文彬到秦缃业处辞行赴宁波就职，从此开始他们的书信往来与书画交易。

同治十一年，远在苏州的顾承写信给顾文彬：“见澹如新得六如为王文恪写《出山图》卷，是皖人携至杭州，被澹老六十金买去，即是当日鲍氏后人携苏求售，兰坡还三百千者，今竟为澹老得之，书画之缘，其有定数不浅。”鲍氏即鲍约亭，安徽富商，喜爱收藏。顾文彬得知消息，遂于同治十二年正月进省城向上级及同僚拜年之际，于十四日拜访秦缃业，“观其所藏十余种，以王叔明《西园图》小立轴、唐六如《王文恪出山图》卷、王孟端《惠山图》卷为最”。王叔明指“元四家”之一的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香光居士），王孟端指明初大画家王绂（字孟端，号友石生，别号九龙山人），而唐六如即唐寅。虽然顾氏已收藏多幅唐寅的作品，但《出山图》令其爱不释手，十六日他致信顾承：“在省数日，忙碌异常，仅于秦澹如寓中观其收藏数件……《出山图》即昔年所见，的是精品。”然而他对《出山图》尺幅不大表示遗憾，在当月二十三日的信中说：“六如《出山图》果然精品，然长只二尺许，似尚不及《黄茅小景》也。”有意思的是，过了几个月他又否定自己的观点，说：“画之精与不精，岂以大小为断哉？”

《过云楼档案揭秘》

沈慧瑛著

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图谋”《出山图》

自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顾文彬作为浙江省秋闱提调来到杭州，入住提调公寓，至九月二十五日离开，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都待在杭州，既参与考场事情，又与秦缃业频繁相见，这是他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光。其实，顾文彬内心非常不愿意担任提调，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收入减少，因为看中宁绍台道这个肥缺的人实在太多，他害怕上级临时派人充任其职。当他从秦缃业信中知道上级领导有意让他做“秋闱提调”的消息时，立即到杭州面见杨中丞，希望考虑其他人选，但杨领导很有一套说辞，说：“汝在湖北充过两次提调，乃是熟手，必须帮我办理。”按照当时的规矩，出任秋闱提调的人必须是科甲出身，且担任实职，而符合条件的只有三人，一人生病，一人有事，顾文彬不得不服从安排。值得安慰的是，他可以带官印进省，一切公事令府中代行，并不另派人员。换言之，上缴完规定的“国税”，多余的钱仍由顾文彬支配。在杭州的两月，顾文彬与秦缃业既为工作忙碌，又在一起吃饭散心、鉴赏书画，顾文彬更是通过秦缃业的牵线搭桥得到不少珍品。

秦缃业将嘉兴张姓古董商介绍给顾文彬，并出示“唐六如湖山清晓巨卷”（即下文所提《春晓图》），“实价一百六十元，高一尺三寸左右，长一丈五尺左右，惜是绢本”。过云楼向来只收纸本，不收绢本，因绢本易破损，难于保存。但这幅画却让顾文彬心动了，他对顾承说：“就画而论，所见六如，此为第一。如此巨卷，几无隙地，其认真可知，浑厚中仍饶明秀。石法北宗，余皆参用南宗，决非东村所能捉刀。澹如还过八十元，前途不允，只得让与我看，则其心爱可知也。此卷虽绢本，然亦不可失，购

得之后，意欲与澹如婉商，交易其《出山图》。”这是顾文彬首次提到自己“看中”秦氏收藏的《出山图》。有意思的是，顾文彬不仅看中了《出山图》，而且对秦缃业所藏的另一幅王原祁（号麓台）的作品也“虎视眈眈”，“至麓台册即欲设法，亦当在此卷后也”。

七月三十日，顾文彬在日记中写道：“唐六如《春晓图》售主也，又持黄石斋的《草书讲业》册一本，共还价一百四十元。”对唐寅的这幅《春晓图》是否是真迹，顾文彬父子各执一词，展开讨论，顾承存有疑问，顾文彬在八月初一的复信中肯定儿子的眼光：“汝以为六如潇洒之人，未必肯如此认真，所论极是。然款字甚佳，或者请人捉刀而自题耶？后有邵僧弥题词，题名‘六如春晓图’，并非两来船也，今以百元得之，倘能与澹如交易《出山图》固妙，否则待价而沽，决不吃亏也。”九月二十一日，顾文彬的收获可以用“惊人”两字描述，日记里出现了恽寿平、张学曾（字尔唯）、髡残（号石溪）、杜琼（人称东原先生）等十八位名家的字、号及其作品。“共购得恽南田花卉山水合册，张尔唯书画册、石溪山水册……杜 东原《南村十 景》册”，共花费九百四十四元。刚到手的东西，还没有捂热，顾文彬就开始和秦缃业交换藏品，“以旧藏王麓台《云山》卷及新得陈惟允轴、汪舟次字册与秦澹翁易得王麓台山水册、赵仲穆马卷”。只是秦缃业的王原祁山水册还在其外甥张雨生手中，承诺于十月寄来。在当天的日记中，顾文彬写下这样的文字：“澹翁尚欲以所藏唐六如画《王文恪出山图》卷易余新得之杜东原册，余许以姑俟异日。”

由此可推断，顾文彬的计划是以唐卷易唐卷，可秦缃业没有答应他的提议，而是提出以唐卷易杜册——也可能顾文彬一直没有提出交换的想法，而是秦缃业先提出的。顾文彬对杜琼的《南村十景》册很看重，尚不肯轻易出手。《出山图》的交易谈判刚拉开序幕就矛盾重重。

▲秦缃业手札

收购《风木图》

顾文彬没有获得心心念念的《出山图》，但有了意外的收获。在秦缃业的介绍下，顾文彬认识了其外甥张雨生，并得知张雨生手上有唐寅的《风木图》，而这幅《风木图》也是顾文彬父子一直想得到的，之前还曾托常熟的曾伯伟打听。张雨生 开价二百元，顾 家曾买过张家所藏王原祁的作品，因此顾 文 彬 与顾 承 相 商：“倘 肯 将 前 得 伊 家 之 麓台 卷 还 他，情愿 抵 去一百二十元，只须找伊八十元……我思鱼与熊掌皆我所欲，不如与他二百元为是。”他要求张雨生将此画寄到杭州，等他“出闱”后再与之成交。秦缃业也在信中提到张雨生“画宗烟客，祖孙犹惓惓于前售之麓台卷”，言下之意，张家希望取回此卷。但顾氏父子怎会将到手的珍品再拱手相让呢，顾承以“万不可舍”来表达对此卷的珍爱，且也不太愿意出二百元购买《风木图》。顾承的想法引起顾文彬的不悦，他于八月初三的家书中拿出父亲的威严：“风木卷依他所索之价，一文不减，有何不成？要汝斟酌者，应否还其麓台卷耳！”顾文彬父子最后商定以二百元购《风木图》。

九月初六，秦缃业致信顾文彬，说张雨生的唐卷《风木图》“昨始寄到。雨生意在购王卷，而观乃兄萼生来信以当时售价甚廉，只贴八十番，以为太少，颇怨其弟，姑俟三世兄到后再商寄可也”。言下之意，张家对这桩交易并不完全满意，也说明等顾承到杭后再一起商定。顾文彬父子私下也积极讨论，他们约定，如果张雨生再提赎回麓台卷之事，就推托此画已被李鸿裔要去了，不在他们手上。顾文彬曾嘱咐儿子：“此卷既不肯还他，或择麓台之中下驷带几件来，以为搪塞地步。”至九月初七，顾承到杭州，也搬进贡院入住，两天后顾文彬终于以二百元之价得到《风木图》，并保住了麓台卷，他在日记中记上一笔，并说明这是常熟张氏之物，通过秦缃业“和会得之”，内心对秦氏充满感激。

书画鉴赏与买卖成为顾文彬与秦缃业共同热衷的事情，后者热心为前者介绍其他名家字画。顾文彬于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澹如经手送 来之物，得其顾文康《岁寒三友》卷，廿五元；顾云屋《丹山图》，四十元；明人诗翰册，八元。退还者，俞紫芝字册，文氏书札册。”顾文康即顾鼎臣，顾云屋即顾琳。十一月初四，与秦缃业交换所得的麓台册页也由苏州送到宁波，顾文彬以“精妙之至”赞叹此册，他致顾承的家书中掩不住当时的兴奋，说：“澹如所让麓台册，精妙之至，竟与烟客一样笔墨，审其落款，是同时手笔，并无先后之分。特画境前八页密，后二页略疏耳。”对麓台册页是否为王原祁在一段时间内完成的作品，秦缃业与顾文彬持不同观点，秦氏认为前八页是王原祁中年之作，后二页是其晚年的作品，顾氏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不知秦氏何来这样的观点。

虽然顾文彬得到了唐寅的《风木图》和秦氏所藏麓台册页及《黄茅小景》，但顾文彬像着了魔的孩子，一直盘算着《出山图》，尽管《黄茅小景》“精绝，然出山卷亦足相埒，倘能并得，则二美并矣”。顾文彬深知“过云楼收藏足称富有，我遇事皆存知足之念，惟于书画则贪多务得，此亦通人之蔽也”。可是秦缃业仍坚持以唐卷换杜册，始终没有松口。二人为这幅《出山图》开展了一场拉锯战。在这场拉锯战中，名家名作悉数登场，除了王原祁，清六家中的其余五位——王时敏（号烟客）、王鉴（字元照，人称王廉州）、王翚（字石谷）、吴历（字渔山）、恽寿平也频繁出现在顾、秦二人的信札中，其作品被收藏家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

高手谈判忙

同治十三年正月，顾文彬写信告诉顾承：“秦澹如有信来，复申以杜易唐之前议，我仍权词答之，并告以新得《黄茅小景》，六研斋推为天下唐卷第一者，言外见得，既有此卷，则其他皆在可舍之列。伊是聪明人，或者会意，不复再申前说，亦未可知。倘若竟缠绕不休，只得以直告之，唐画已多，杜画甚少，故不愿交易。如唐卷肯售，竟以二百元购之，亦我之所愿，汝意以为何如？”从顾文彬的家书中，可以获知，他非常尊重顾承的意见，但为了获得心爱之物，也会一再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儿子理解并支持他。顾氏想着唐寅的《出山图》，秦缃业则看中杜琼的《南村十景》册，两人各有所爱，各有所图。显然，秦缃业没有达成自己的愿望，最后做了让步。顾文彬于三月初一致顾承的信中提到交换条件的变化：“澹如欲觅四王、恽、吴扇面，可于所藏中择数页携来，以备价买唐卷作为媵物。既不肯践以杜易唐之约，必于备价外佐他物以饵之。”

其实，秦缃业还看中上年九月二十一日顾氏收藏的王鉴的册页，三月初十顾文彬在家书中说：“前所得戴子余处之廉州册，澹如亦欲得之，前有信来，又径提及，此册甚精，断不能让。我家所藏廉州册，择其中驷，带一二本来，以备购买唐卷贴补之用。”秦缃业因为没有得到杜册，就不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顾文彬因为要获得《出山图》，与儿子密切地讨论对策，并做出妥协：“连接澹如两信，唐卷又为香严叹赏，声价更增，幸尚可图。渠所要唐绢本卷已为香严购去，当以实告，作为罢论。渠所要廉州八页册，虽亦是精品，不应舍去，然再靳而不予，未免过于不恕。我意竟将此册予之，作价七十元，再加洋一百三十元，凑成二百之数，择下人来宁者，令其持册与洋，走内河送至杭州，将唐卷易归，所赠南田、石谷、麓台扇面，只算白贴，不能计较矣。”顾文彬在书画收藏上有个“冤家”，即他的好友李鸿裔。此君在书画方面出手阔绰，见李鸿裔瞩目自己看中的唐卷，顾文彬只得忍痛割爱廉州册，担心不抓住这次机会，《出山图》有朝一日“必为香严攫去”，到时后悔莫及。事隔四天，顾文彬又将前信中的意见重述一遍，征求顾承意见，并关照其抓紧时间。紧接着他连续发出两封家信，谈论此事，决定由三孙顾麟诰将廉州册带到浙江。然而秦缃业并不完全同意顾文彬的提议，除了廉州册外，他又明确提出新要求。五月初四，他致信顾文彬，“唐卷本意在易杜卷，不得已而及绢本一卷，亦聊以解嘲，且免外人以为求售图利耳”，并进一步提出希望顾文彬补偿其扇面之事，“弟所有扇面中尚少烟客、渔山，而廉州亦无其白面，如能拣选至精者三扇及廉州册，并贴以百番，弟必将六如卷奉上，而先来之扇，亦仅留两恽二王也。如以整部未便折散，而随便充数，则仍当奉璧，竟作罢论”。言下之意，所要扇面必须是精品，否则双方的协议就此中止。

顾文彬收到秦缃业的这封信有点小情绪，想不搭理他，但一想到《出山图》“究属精品，不忍决然舍去，况所求扇面尚不难照办”，于是嘱咐顾承，“汝择烟客、渔山、廉州扇面各一张，要好些的，此公眼光甚好，中下之驷不能将就，待其退回，徒多周折”。最终，秦缃业与顾文彬达成一致意见：三个扇面作价三十元，廉州册作价七十元，共一百元，再贴补一百元，即交易《出山图》。顾 文 彬 算了一笔 账，即使 加上之前送出的三个扇面，这桩 生意也并不算吃大亏。顾文彬认为他们的藏品中“烟客金面尚多，而渔山金面颇少”，便交代顾承“汝酌量择取，无金即白亦可”。五 月底，秦 缃 业又致信顾文彬，说自己想要“烟客、廉 州、渔山三便面，以便配成六大家，亦聊以解嘲意也”。秦缃业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想集齐六大家扇面的心愿，流露出如果双方成交，他将以顾氏所贴经费购买其他作品的意向：“此间亦尚有九龙山人小卷、李太仆书画卷、沈恒吉山水轴可观，欲俟尊处津贴之百番以购之。”如果顾文彬不愿割爱王时敏、王鉴、吴历的扇面，那么他们的交易只得作罢。然而顾承回信说没有合适的渔山金面，向父亲请示如何操作。顾文彬有点心急了，告知最近书画行情，“故交之物”都在上涨，没有金面就用白面替代，但务必抓紧，他实在担心秦缃业也跟着行情讨价还价。

喜得《出山图》

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一，顾文彬终于收到顾承从苏州寄来的扇面，立即派人将三个扇面和廉州册带往杭州，“与澹如交易，事之成否，未可知耳”。应该说，他的心里还有点不踏实，担心心思活络的秦缃业，再出什么“幺蛾子”。但到六月初四顾文彬接到上述那封秦缃业写于五月底的信件，表示要用顾氏所贴百元购取其他作品的话语时，他的心顿时放宽了不少，认为秦氏“意在肯售，谅不致再有中变”。至此，顾文彬、秦缃业都向对方开出条件，并彼此得到满足，可谓皆大欢喜。

六月初五，秦缃业收到顾氏送来的廉州册与三个扇面时，并不满意，于第二天的回信中说，自己已有金面，所要扇面皆要白面，原打算配齐六大家扇面成一册，而金面与白面均匀分布才好，且王时敏的作品“秀而欠苍”，推测是崇祯年间的作品，而吴历的“太荒率”，既然“尊处无白面可换，亦只得勉留，惟作价三十番，鄙意犹以为不值”。同时他说前两年见过廉州册，此册“原用致佳之印木面，今忽易以红木”，让他大失所望，认为“既作价换物，总求大家情愿，彼此求当”。再三说明自己并非要斤斤计较，故提出三个扇面与廉州册的作价都要做相应的调整。顾文彬连忙做出解释，他认为印木与红木相等，故易去印木，改为红木，实是无心之为，他又许诺赠送笪重光（字在辛，号君宜，又号江上外史）的扇面作为补偿，而维持前议。

六月十二日，顾文彬派人从杭州取回梦寐以求的唐寅《出山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澹如唐卷专由省取回，以王廉州册并烟客、廉州、石谷、南田（二）、渔山扇面，贴以百洋，易归。”同天他写信给顾承，说秦缃业“尚有许多不满意，得此一种已费千气万力矣。渠尚点戏，要龙友、尔唯、润甫、江上四家扇面，我思杨、张、卞三家扇面皆我家所求而未得者，即偶得之，安能分赠。惟笪扇或不甚爱惜，倘有之，即寄来转交，以了此公案”。

▲秦缃业手札

平地起风波

顾、秦的这场书画交易到此应成定局，不料又起风波，原因在于顾文彬答应赠送的是笪重光的扇面，但秦缃业收到的却是卞文瑜（字润甫，号浮白、萝庵）的，且并非卞氏真迹。

秦缃业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不满，认为顾氏所给的二王一吴的扇面并非“至精”，廉州册印木面也被换掉，责备顾文彬：“不惮其烦，而屡致徒劳往返也……已许赠江上一面，何忽易润甫？”并表示，“弟处九友本配不全，亦非定要江上，如冬心、新罗能得一面”。秦缃业以一个书画家的职业素养评判作品的优劣与真伪，并向顾氏一一说明。首先他觉得卞氏作品在九友（明末清初的董其昌、杨文骢、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被称为“画中九友”）中属于殿后，“魄力不如二王，秀逸不如程邵”；其次落款“辛卯年”有问题，前一个辛卯在万历十九年（1591），“烟客未生”，后一个辛卯则在顺治六年（1649），卞氏已死；最后一个问题是印章“文喻”，“从文不从玉”，此处的“喻”显然不是文瑜之瑜。因此秦缃业对所谓的卞画做出如此判定。他表示自己所割让的《出山图》在《风木图》之上，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初意欲得杜册”，既然无法以唐易杜，只得一再迁就，仅是出于“成人之美起见，而非图利于其间”，而过云楼因收藏诸多唐寅精品画作已成为“海内甲观”。通过双方这次书画交易，可以看出秦缃业的书画鉴赏水平不同一般，且是过目不忘的聪明人。他还向顾氏强调，自己并非在至好前锱铢必较，只是因为“真伪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辨”。顾文彬同样是一位高水平的书画鉴赏家，且颇具书画商人的精明。面对秦缃业的“指责”，顾文彬只得“虚心”接受，立即于七月初十致信顾承，告知秦缃业已“将不合意之扇面送还，尚要笪江上及冬心、新罗三家中或一或二，我思此三家扇不甚值钱，尽可送一二，以了此局”。笪重光、金农、华喦均为清代画家，他们的作品也颇受推重。顾文彬告知顾承一个信息，即秦缃业大约在七月底回无锡，倘若经过苏州，顾承可将扇面送给他。顾承是个颇有主见的人，对父亲的意见并不全部采纳，顾文彬只好让步，“新罗既不忍割爱，或以他件小名家任其拣取一二，即可塞责。正文已完，此特 余波而已”。

顾文彬毕竟是在官场历练的人，自个儿想要的已到手，其他的就没必要过多计较。他在七月初七的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酌送扇面与澹翁，以酬其让唐之功。”在家书中则说“澹如相让之意究属可感”，可见他深知此画的价值及秦氏转让的情义。顾文彬的好友李鸿裔评价唐寅的《出山图》在《黄茅小景》之上。顾文彬对此也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两图同用斧劈皴，不点苔，而《黄茅小景》尚有纵横习气，《出山图》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实觉此胜于彼。”《风木图》《出山图》《黄茅小景》同归过云楼，顾文彬得意至极：“六如妙迹尽萃我家，甲于天下。”顾文彬再次关照顾承，他日秦氏“道出吴门，汝检扇面中一二小精品酬之”。然而到七月底，仍未见秦缃业的人影，而顾承准备到宁波探望父亲，于是顾文彬叮嘱：“汝出门之前，倘秦澹如未来，新罗、冬心等扇面（次者）检出一二页交四孙，待其来访出示之，任其去取。”书画痴迷者，对收进书画不惜代价，但拿出去时则心有不舍。之前还要求顾承选精品送给秦氏，过了没多久，又改为次等的华喦和金农的作品了。

从秦缃业的一封落款为九月二十六日致顾承的信中，可以知道秦缃业于八月到过苏州，并受到热情接待，只是与顾承擦肩而过。他在信中透露一个信息，“粤东何蘧庵挟书画、碑帖来游西湖，出以见示，美不胜收，尤以赏者宣和御题关仝画一轴，真希世之宝”，然而他并没有能力购买，希望过云楼能有所斩获。同时也将何瑗玉（字莲身，号蘧庵）要到苏州的信息告诉顾文彬，但顾文彬认为“此公大约即交易恽、吴卷者，此公索价极昂，碑帖多作覃溪赝跋，即使来访，恐无甚交易也”。顾文彬听说何瑗玉鉴赏书画能力颇高，让顾承请他审定家中正在编纂的书画录。

一介穷书生

与顾文彬相比，虽然在浙江做官，但秦缃业的生活并不富裕，他也没有顾氏那样精明，可以说是“一介穷书生”。同治十三年十月，他因年关难过，想押一箱书画给顾氏，“押数百金”。顾文彬在十四日的家书中说，当年他们父子均看过秦氏之收藏，认为精品不多，“即使有精者，岂肯轻于抵出”，故顾文彬要求顾承告知有哪些入眼的东西，到时可向秦氏“指名相索”。

顾文彬家书中没有说起押金多少，但他在十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到他又复秦缃业一信，“并银票二百两，托朱令懋清带往省中”。从时间上来看，二百两极有可能是秦氏书画的押金。到十一月初四，送去书画八册十二卷，其中有几件精品，共抵押“四百金”，声明“非半载即一年定赎”，决不“绝卖”。顾文彬认为秦氏乃守信之人，绝不会食言，他来赎回时或许可以转让一二件精品给自己，即使不来赎回，“亦不致吃亏”。秦缃业实在出于急用才抵押书画，故对顾文彬的相助也十分感激，表 示“如有不合意者，尽可以调换”。这 正中顾文彬下怀，他告诉儿子“明年进省拟换 他 几 种，看此光 景，意在 必赎”。

光绪元年（1875）十月十一日，已辞职回苏的顾文彬在日记中写道：“接秦澹如信，先还曹纹一百两，在押局内算”，据此，可以推测秦缃业当时还未赎回所押书画。

从同治十二年正月顾文彬得见唐寅的《出山图》到第二年的六月正式成交，顾文彬可谓花尽心思，用尽“千气万力”。然而不知传到哪一房子孙时此画已更换了主人，书画于人，确是过眼烟云。《出山图》上有四个收藏印章，即“商丘陈氏书画印”朱文印、“鲍氏约亭珍藏”朱文印、“顾子山秘箧印”朱文印、“孙邦瑞珍藏印”朱文印。顾文彬虽然一度是此画的主人，但他并没有留下更多的痕迹。江阴人孙邦瑞是民国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和吴湖帆是好友，这幅画上留有吴湖帆的墨宝：“辛巳中秋，孙邦瑞见示乡贤名迹。吴湖帆谨观。”辛巳年即1941年，这说明1941年或更早些时候此画已归入孙家。如今，唐寅的《出山图》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品。

——摘自《过云楼档案揭秘》，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作者：沈慧瑛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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