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冬寒瘆人的新年来临时节，1956年1月，巴金在给小朋友祝贺新年的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你们会看见这一年里我们的国家将要变得更美丽、更可爱……努力地学习吧……”字里行间透露着作为父辈和长者的慈爱。

同样是写给小朋友的文章，巴金写于1965年的《贤良江边的怒火》则迥然不同，对侵略者的怒火与急于上前线的踊跃之情似欲破纸而出。

这两篇文章，刊于《少年文艺》，均未见于《巴金全集》《巴金年谱》等相关著作。

图为巴金与他的儿子李小棠（摄于1964年）、刊有《巴金叔叔来信》的《少年文艺》1956年第一期。

笔者近日查找资料，偶然发现巴金1956年、1965年在《少年文艺》月刊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想找来读读巴金为少年朋友写的文字。由于一时不易获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年文艺》杂志，就根据篇名在《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篇目索引”中查找，却不得。难道失收了？于是在《巴金年谱》和巴金《著译年表》《著译系年目录》等文献中查找有无记述，均未见。1949年以后的作品失收于《巴金全集》，且在巴金研究的重要文献中未见记述，着实让笔者感到意外。也由此，并经巴金故居相关人员确认，这是巴金的两篇佚文。

《少年文艺》，月刊，32开本，1953年7月25日创刊于上海，由少年文艺社编辑，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宋庆龄题写刊名并撰写发刊词。这是1949年以后，我国创刊最早的儿童文学杂志，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第一刊。

巴金发表于《少年文艺》的两篇佚文，是一封信《巴金叔叔来信》和一篇散文《贤良江边的怒火》。

《巴金叔叔来信》的写作时间

1956年第一期《少年文艺》，首篇为《作家叔叔向我们祝贺新年》，署名“高士其·巴金”。这是两封信，一封题为《高士其叔叔来信》，文后署“高士其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另一封就是《巴金叔叔来信》（下文简称《巴信》），仅署“巴金”，无时间。

1956年来临之际，巴金写过四篇与新年有关的文章。1955年12月写有《向小朋友贺年》（刊于1956年1月1日《儿童时代》第一期）、《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刊于1956年1月1日《文汇报》）；随笔《新年祝词》，据《巴金年谱》，巴金1月1日作，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每周广播》播出；还有就是这篇《巴信》。

《向小朋友贺年》最初被收入《赞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一九五六年新年随笔》最初被收入《新声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但不知为何，《赞歌集》与《新声集》均未收入《巴信》。

《巴信》是向少年朋友祝贺新年的。巴金在信中说：“你们会看见在这一年里我们的国家将要变得更美丽、更可爱，而且多么光辉灿烂。”接着一连三个“你们就会看见”，再是“你们会有”“你们会得到”，给广大少年朋友描绘了一幅新年“蓝图”。作为父辈和长者，巴金表达了自己对少年一代的慈爱：“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疼我的儿女，也一样地爱你们。”最后，他期望少年朋友：“好好地生活，努力地学习吧，为了将来长大起来好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可爱，而且无限地多么光辉灿烂。”

信件一般在最后标注写信日期，但《巴信》未见标注。那么，此信写于何时？笔者以史料为基础，试以分析、推断出较为具体的写作时间。

1955年12月26日下午，巴金来到北京，准备与作家周立波前往德国柏林参加第四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大会。1956年1月5日早晨由北京启程，7日到达柏林。7日《新华社新闻稿》、8日《人民日报》专门发了消息。

去北京前，巴金十分繁忙。1955年12月间写了两篇与新年有关的文章，18日至24日出席上海市人代会第三次会议等。来到北京以后，巴金主要忙于准备出国，比如看材料、写发言稿。还会见了不少友人，并于26日、27日和29日给萧珊写过三封信。那时，北京与上海往来的信件，一般隔一天即到，这从巴金29日给萧珊写的信中可知：“二十七日来信收到。”

《巴信》应是《少年文艺》编辑部所约，巴金在上海答应了的。他给《儿童时代》写的《向小朋友贺年》有2000来字，而《巴信》最后的字数仅700来字，似乎少了一点，有理由相信，这是他在百忙中抽时间赶写出来的。笔者推测，《巴信》写于北京，最有可能是在1月初的几天里。

《巴信》写于1月5日前是可以肯定的。当时，《少年文艺》每期出版时间是当月25日。如果《巴信》最晚写于1月4日，当天寄出，编辑部6日即可收到，不会影响25日正常出刊。该期的彩色插页是一幅摄于1月15日的照片，有毛泽东主席的形象，能刊发在25日出版的杂志上，自然是全力以赴赶出来的。

再从内容看。《巴信》与高士其信中的第一句均为“一九五六年来到了”，而后者写于“一月三日”。虽然不能完全认定“来到了”必须写于“来到”以后，但依据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巴信》应写于1956年到来之后的1日至4日，也就是出国前三四天里的某一天。

《贤良江边的怒火》的写作前后

刊有《贤良江边的怒火》的《少年文艺》1965年第三期。

《贤良江边的怒火》（简称《怒火》），刊于1965年第三期《少年文艺》，署名“巴金”，排在首篇。

1965年2月7日和8日，美国空军连续轰炸和扫射越南北方广平省和永灵地区，图谋把侵略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中国政府于2月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严正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是早已做了准备的，并且懂得如何援助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赶走美国侵略者。”“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怒火》，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创作的一篇散文。与《巴信》一样，发表时未署写作时间，但不需考证，因为在《巴金日记》（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中记得一清二楚。此处据巴金1965年的日记，抄录与写作此文有关的文字于下：

二月八日  （晚上）听广播，美国飞机昨、今两天又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空，轰炸洞海市和永灵地区，令人愤慨之至。我从广播中听到首都五十万群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的录音报道，我的心也到了北京的街头。我的心还到了我所熟悉的洞海市和永灵区，我真想参加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我相信美帝国主义滚出越南南方的日子不远了，越来越近了。

二月九日  （中午）十一点半回到家里，徐开垒来电话，要我给“笔会”栏目写一篇支持越南人民的文章。中饭后午睡半小时，两点半左右开始写短文，五点前写完，由《文汇报》通讯员取去。（注：此文

即为刊于2月10日《文汇报》的《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据徐开垒考证，2月9日巴金有一封信给他：“稿子匆匆写成，奉上，请替我看看，不妥处，请代改正，谢谢。书一册奉上，请查收。”此信应是与稿子一起由《文汇报》通讯员带回交给徐开垒的。书一册是巴金的《贤良桥畔》。）

二月十日  八点三刻起。《少年文艺》的两位编辑来拉稿。十二点前市政协来电话通知一点前在市政协院内集合出发游行支持越南人民。中饭后十二点二十五分坐三轮车，绕道到北京西路，在江宁路口下车，走到市政协，正好一点钟。几分钟后随大队出发，走到西藏路大上海电影院门口解散，坐陈同生车返家。

二月十一日  （晚上）从联播新闻中又听到越南南方人民武装炸毁归仁美军宿舍的捷报，真了不起。

二月十二日  八点一刻起。读报，听广播。试写《少年文艺》要的稿子，开头颇感困难，不知如何写法。中饭后《人民日报》记者站来电话索稿。休息二十分钟，写《越南人民必胜》，五点前写完，由新华社通讯员来取去。六点后晚饭，听广播。续写《少年文艺》要稿，也只写了百余字。因感不适，十一点一刻洗澡。零点后睡。（注：《越南人民必胜》发表时改名为《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胜》，刊于1965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二月十三日  八点一刻后起。续写《少年文艺》要稿。中饭后午睡一小时，续写短文。六点一刻吃晚饭。听广播。续写短文。

二月十五日  中饭后午睡到三点半钟。写完短文，不到三千字。开始抄改短文。六点一刻吃晚饭。听广播。继续抄改短文，一点半前抄改完毕。即睡。

二月十六日  （晚上）校改《贤良江边的怒火》。一点改完。

二月十七日  八点一刻起。十点后《少年文艺》编辑同志来取稿。

三月九日《少年文艺》社送来大批印刷精美的少儿读物。（注：其中应该有最新一期《少年文艺》。）

从日记中可发现，巴金在四天内应约要写三篇支持越南人民的文章，前两篇都是“一气呵成”：《文汇报》一篇2000来字，用了不到两个半小时；《人民日报》那篇1600来字，用了不足四个小时。《怒火》一篇，最后成稿2300来字，前后却花了五天多时间：12日“试写”，“开头颇感困难，不知如何写法”，13日差不多写了一整天，14日没有写作记录，15日“写完”并“开始抄改”，16日“校改”，到17日凌晨“一点改完”。能想到的是，《少年文艺》编辑部提出了一些写作要求，因为杂志读者对象是广大少年朋友。

巴金对贤良江有着特殊的情感

《贤良桥畔》（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篇名中含“贤良江”，因为巴金对贤良江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摘录《怒火》开首的一段：

一连两天，上海市二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打倒美国强盗！”“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的怒吼响彻云霄。我高举着“越南人民必胜！”的旗子，和示威群众一同前进，我深深感觉到我们中越两国人民真是心连心的好朋友，真是比骨肉还亲的好同志。我多么愿意我能够再到洞海市和永灵区，向那里的越南兄弟祝贺他们连续打落入侵敌机的辉煌胜利，而且留在那里同他们并肩战斗，打击侵略边境的敌人。我的心又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去了，我仿佛又见到了贤良桥头迎风招展的特大金星红旗。

“一连两天”，就是9日、10日的上海群众大游行。巴金高举着“越南人民必胜！”的旗子，参加了10日的大游行。据11日《文汇报》报道，10日参加游行的各界人士还有周谷城、谈家桢、李国豪、叶以群、袁雪芬、俞振飞等。

从日记和《怒火》文中发现，巴金“熟悉”洞海和永灵，因为他曾访问过越南。1963年，越南战争正处于第二阶段，中国作协安排巴金去越南访问，同行的是山西作家李束为。巴金一行于6月10日从北京飞抵河内，7月17日回到北京。在越南的五个星期里，巴金到过河内、洞海、永灵、海防、贤良江、下龙湾等地，与当地作家座谈交流外，还访问了许多民众，包括战士民兵。

贤良江，又叫边海河，位于北纬十七度，属越南广治省。河上有贤良桥，1952年由法国殖民者建造。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以后，成为越南南北方临时军事分界线，也叫“十七度线”。1967年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军完全摧毁。

在越南访问时，巴金“在紧靠十七度线的永灵住了三天”，“一位上尉同志陪我在贤良江边走了两个半天”。他在贤良江边看到的是：“平静的江水明明给人分割成了两半，美丽的土地给切断了，和睦的家庭给拆散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贤良桥分割了越南民族，分割了越南人民的心，巴金切身体会到越南人民对国土分裂的悲痛和对祖国统一的渴望。他在越南很快写成《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刊1963年第9期《人民文学》），把自己的万分感慨和对越南人民的爱写进文字中。

1964年7月，巴金将访越归来后所写的《携手前进》《我的心永远在英雄的人民中间》《忆越南》《珍贵的礼物》《越南人民的庄严答复》等七篇文章，与《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一起辑为一册，以《贤良桥畔》为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最初取书名为《携手前进》，出版社编辑王仰晨“认为《携手前进》书名不像文学著作”，遂“决定改为《贤良桥畔》”，于是把《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也改为《贤良桥畔》。写作《怒火》时，巴金“忽然想起了一本小书中的插图：一位年轻妇女抱着孩子站在江边，她望不见孩子的爸爸，却对着静静的南岸挥动尖尖的斗笠”。这本“小书”就是《贤良桥畔》，那幅插图，正是《贤良桥畔》一文的题头图。

一连两天的轰炸、两天的大游行，让巴金想起“在永灵和洞海过的令人难忘的日子，也想起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他在文中说：在那里“看到了越燃越旺的怒火”。《怒火》一文，通过回忆访问贤良江时的所见所闻，歌颂了英雄的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表达了一个热爱和平的作家对越南人民真挚友好的感情。文中多次提到的“金星红旗”，就是《贤良桥畔的金星红旗》中的金星红旗。《贤良桥畔》书中还印有这幅金星红旗的照片，这是第一次访越时永灵区委领导送给巴金的，他一直珍藏着。

再访越南，巴金终于实现愿望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文艺界人士，与巴金（右一）握手。

从日记和《怒火》中还发现，巴金强烈地表达了再赴越南访问的愿望。他说：“我多么愿意我能够再到洞海市和永灵区”，“我真想参加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同他们并肩战斗，打击侵略边境的敌人”。其实，巴金在两三天前写的《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文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去年就说过：在需要的时候，我就是用两条腿走路，也要走到越南去，去保卫我们唇齿相依的邻邦，保卫兄弟的越南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我也是这样说，这样想，而且我的心已经飞到永灵和洞海，飞到英雄的越南人民中间了。”

7月9日，巴金与作家魏巍由中国作协委派来到河内。“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又一次在贤良桥头留下我的脚迹。”这次在越南长达三个多月，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接见，到过河内、清化、义安、广平和永灵，还到过奠边府、海防等地。巴金9月18日在河内写的散文《美国飞贼们的下场——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刊于1965年《人民文学》10月号），详细描述了在越南所亲见的战争场面。巴金是10月19日回到北京的，萧珊已等在那里，两人小住几天后回到上海。这是萧珊最后一次到北京。

这次访越归来后，巴金写过多篇越南战争题材的散文，如《越南青年女民兵——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刊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炸不断的桥——再致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刊1966年3月6日香港《文汇报》）和《重访十七度线——再致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刊1966年《人民文学》三月号）等。据巴金1966年日记，4月27日写完《炸不断的桥》“代序”和“后记”，29日校改完其中几篇文章，5月3日把《炸不断的桥》原稿14篇交给胞弟李济生转上海文艺出版社。“原稿”14篇是1964至1966年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散文，巴金拟编成一册单行本，“没有想到不久我就进了‘牛棚’”，出版一事自然没了下文。巴金1991年6月28日在给《巴金全集》编辑王仰晨的信中说到《炸不断的桥》的篇目（含附录共11篇），其中“代序”即为《并肩前进——答越南南方诗人江南同志》（刊196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但未见《贤良江边的怒火》一文。

《巴信》和《怒火》两文，未曾辑入任何集子；《怒火》篇名虽出现在《巴金日记》，但晚于《巴金全集》出版，也许这是《巴金全集》失收的原因。不过，编辑《巴金全集》时，巴金已找到1960年代的“上海日记”，《怒火》未被收入《全集》，或有其他原因？笔者以为，最可能的是，巴金晚年自己忘了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作品，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让笔者困惑的是，《巴金日记》已出版十余年，却未曾有人注意到1965年2月16日记着：“校改《贤良江边的怒火》。”

作者：王建军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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