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泰戈尔

泰戈尔曾三次来华访问。图为泰戈尔（右三）与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等人合影。

■王锡荣

鲁迅曾经说过：“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是远胜于我们的同胞之上的。”鲁迅虽然不是针对泰戈尔说的，但是，泰戈尔真可以说是一个这样的外国人！他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他没到中国以前，就深深同情中国的命运，痛恨英国殖民主义者把鸦片源源不断运往中国，毒害这个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1924年起他三次访问中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流连忘返。当他离开中国的时候，有人看到他心神不宁，问他是否有东西落下了？ 他回答说：我把心落在中国了！

可是，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他对中国的一片诚心，当时在中国却并不受待见。当人们听说他将来访中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纷纷表示反对，包括陈独秀、胡适、瞿秋白、茅盾等名流。他在演讲时，竟然受到听众抗议，以至于不得不把原定在北京的六场演讲减少到三场。当然，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抱着热烈欢迎的态度，事实上当泰戈尔真正来访的时候，欢迎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人们为他祝寿，举行游艺大会，不但梁启超、梅兰芳等名流出面欢迎，胡适也转变了态度，被视为泰戈尔的“中国儿子”的徐志摩和才女林徽因，更是参加演出泰戈尔的戏剧，被称为“金童玉女”，甚至连素来不爱凑热闹的鲁迅，也到祝寿现场去转了一圈，算是捧了一回场。

但是，那些热烈欢迎他的人，是真的理解他吗？其实并不见得。胡适先反对后欢迎，是个典型个案。他为什么这样？他自己解说了个中缘由：他并非赞成泰戈尔，但是中国是礼仪之邦，所以对于泰戈尔这样的名人，理应予以礼遇。这表明，他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欢迎，也并非出于真正理解。胡适说：“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需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之意义，若并未了解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但是，他没有说：若并未了解而遽加欢迎，又是否可以呢？至于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簇拥着泰戈尔，把他打扮成了“活神仙”，就更表明他们也并不真正理解他。

真正理解泰戈尔的，恐怕倒是那个只在远处静静地观察着那些欢迎和反对的热闹场面的鲁迅。他当时并未说什么，但是他一直在思考着泰戈尔的意义。同年11月，鲁迅不无讽刺地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然而够到陪坐祝寿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两国的艺术家的握手。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报章上也很少记他的消息，而装饰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旧只有那巍然地挂在照相馆玻璃窗里的一张‘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论照相之类》）这说明，喧嚣一时的“泰戈尔热”过后，人们并没有深入去思考泰戈尔的思想。1926年，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马上日记之二》）。这分明是说，泰戈尔在中国是被糊弄了一回。鲁迅语带讥刺，针对的都不是泰戈尔，对他本人，毋宁说是同情。到1927年，鲁迅在香港演讲说：“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这表明了鲁迅对泰戈尔真正意义的崇高评定：是没有声音的民族中唯一的声音！鲁迅所说的声音，当然是说，代表被压迫被欺凌的弱小民族发出自己的呼声。

到1934年，鲁迅再次回顾了泰戈尔来华的历史镜头：“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鲁迅把泰戈尔在中国受到争议的真正原因，揭示出来了。鲁迅还进一步指明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追捧者的浅薄：“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骂杀与捧杀》）这表明，鲁迅一直在关注泰戈尔，并为泰戈尔在中国的遭遇惋惜。

但鲁迅为什么对泰戈尔被误解这件事如此不能释怀呢？他跟泰戈尔并无交往，也谈不上交情。这原因在于，鲁迅本来十分看重泰戈尔，认为他代表了印度、亚洲以至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声音，中国人本该从他身上汲取养料，照亮本民族前进的道路，但是他一到中国，就被“诗人”“学者”“艺术家”所包围，而且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甚至出现了一些庸俗的场景，氛围变味了，使青年产生距离感，更使处于激烈变革中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不适感，因而离开他。所以，鲁迅认为泰戈尔在中国是被“捧杀”的。但鲁迅从未否定和轻视泰戈尔的价值。

而从另一个视角看，泰戈尔访华，书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把源远流长的中印文化交流推进到一个新时代。鲁迅说过：“人类最好是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 泰戈尔所怀抱的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他的文艺成就，都可以为中印文化的交流提供很好的资源和养料。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中印之间的交流，也就更加需要泰戈尔和鲁迅。因此，前不久鲁迅文化基金会发起的“大师对话：鲁迅与泰戈尔”活动，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中印两国两位大师的后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对话。泰戈尔的曾侄孙萨拉宁德拉纳特·泰戈尔与鲁迅的长孙周令飞终于坐到了一起，共话中印文化交流的未来，并互访泰戈尔与鲁迅的故乡，在北京、上海和绍兴，学术文化界展开了多场对话活动。在印度，举行了鲁迅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接着新德里还将举办鲁迅生平展览，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学尼赫鲁大学将开设鲁迅课程……中印文化交流的新时期由此开端。

（相关稿件《泰戈尔故乡行》见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