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冯雪峰和他的交代材料手迹

■王锡荣

从来编作家文集，还很少有看到有把大量的“交代材料”、“检讨书”收进去的，还竟然多达八十万字；从来写交代材料，还很少看到写成了学术研究论文，成为重要历史研究资料的。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冯雪峰全集》，就让我们看到了这道风景：总共十二卷五百多万字的《冯雪峰全集》，其中仅“外调材料”就占两卷，印刷字数达八十余万。这些外调材料，主要是冯雪峰接受审查和外来调查人员的调查，应对方要求而写的“交代材料”，绝大部分是他手写的文本，极少数是别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最早的1954年，最迟的1974年，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其中大部分写于1966年-1968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交代材料”尽管自称“记性不好”，却披露了巨量的真实、准确、详尽的史料；尽管来访者往往引导他确认一些史实，他却常常不肯确认，让人扫兴，有时候还会声明自己以前记错了。而现在留下来的材料中，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编造、混乱和当时常见的落井下石……这是我们迄今所见最奇特的“交代材料”，也是最珍贵的回忆录，更是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学术研究史料。

记录传奇人生

冯雪峰，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最富于传奇色彩也最富于悲剧色彩的作家、诗人、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出版家，更是一位革命家。他是1920年代著名的“湖畔诗人”，1930年代左联的发起人之一、党团书记，中央文委书记、中共党组织和鲁迅的联系人，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相当于中央党校）副校长，参加过长征，主持过鲁迅葬礼，1940年代蹲过上饶集中营，19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始人、首任社长、总编辑，《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1954年受批判，1957年被打成右派，蒙冤二十余年，直到1976年1月含冤去世。他的创作，上世纪二十年代以诗歌、翻译为主，三十年代以杂文、文艺理论为主，四十年代以杂文、寓言为主，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就主要以写检讨、交代材料为主了！这批“交代材料”，就是他受批判二十余年的记录和主要“成果”，仅此而言，就足以令人唏嘘！在他“交代”史实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为民族解放、为文化发展、为弘扬鲁迅精神披肝沥胆、忍辱负重艰难跋涉的冯雪峰。

披露重要史实

尽管冯雪峰在材料中多次表示：他的记性不好，很多事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对史实的极端严肃、严格、严谨态度。实际上我们看到，他披露的史实，信息量巨大，涉及面非常广，涉及相关人员二百多人。尤其是对1930年代上海的文化界、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陕北中共中央与上海的种种联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的背景等等，以及当时上海中共党组织工作的种种情况，提供了第一手的权威史料。

例如，关于1936年4月他受中央委派，作为特派员从陕北瓦窑堡到上海开展工作，中间历经了“两个口号论争”、鲁迅丧仪、统一战线建立、建立中共上海办事处，直到1937年9月他离开上海，这期间的整个过程，他的讲述弥补了大量的空白，成为这一段党史、文学史的权威说法。早在1970年代末，冯雪峰的《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就在民间流传，其中的大量史实，就为诸多史家所采纳。现在我们在《冯雪峰全集》中看到，原来同样或类似题材的材料还有很多，而且加入了大量互见材料。原来他就这些问题已经作了无数次回忆，补充了很多细节，也更加印证了之前的说法。

再如，关于究竟是谁安排斯诺去陕北的问题，直到最近，网上还有各种说法，有说是宋庆龄安排的，有说是黄敬安排的，还有说是董健吾送他去的。但冯雪峰的交代材料显示，这件事是这样的：1936年5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告诉冯雪峰：斯诺想访问延安。雪峰即请示中央，6月，中央派刘鼎到上海，向冯雪峰传达中央的指示：让斯诺马上去陕北。6月初，斯诺从北平动身，6月中旬到达西安，跟董健吾会合。但是，并没能马上到陕北，由于种种阻隔，直到7月上旬才进入陕北。一同去的还有著名医生马海德。而最后送到陕北的，并不是董健吾，而是涂振农。其实，整个事完全是冯雪峰一手安排的，董健吾只不过是奉冯雪峰之命，到西安与斯诺会合后，准备送他去陕北，而且最终并没有实际送到，董健吾很快就返回上海了。冯雪峰说，他派董健吾当交通，只有这么一次。很显然，既然有陕北派来的冯雪峰在此，别人都不可能担当此事。事实上是当时中共中央给冯雪峰的指示：陕北急需医生、记者前往，帮助医治病患，宣传中共政策，让冯雪峰物色合适人选并送去陕北。这样才与迫切想要去陕北一探究竟的斯诺联系起来。而身在上海，同样迫切想去陕北的史沫特莱却落了后，直到1937年初才有机会去。

这些重要的史实，没有别的人能说清，只有冯雪峰，而这些极其重要的第一手史料，都是这批交代材料中透露的。这批交代材料提供的史料数量之巨大，分量之重要，在历史上，无出其右。

对自己吹毛求疵

冯雪峰的交代材料，最大特点是极端的审慎。有四个特点：

一是低姿态。冯雪峰再三强调自己记性不好，就是表示不愿说自己的回忆一定正确，这正表明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际上是怕自己的说法产生误导。事实上他已经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可靠、可信的史料，他自我感觉记性不好，实际上是由于他涉及的事务太多太广，不可能记住所有的细节，而来向他要材料的人实在太多了，来访的人往往要求更多更细的边边角角的材料，所以让他觉得自己能记得的太少了。

二是对自己吹毛求疵。对历史过程、因果、人员等等，他追求用一种类乎复印的精确表述。对记不清楚的事，绝不会轻易认定。是模糊印象，就是模糊印象，绝不肯说成记得。记得多少就是多少，是别人提供的，就讲清是谁提供的说法，而不是自己的记忆。例如，1968年11月14日的《关于1936年从上海送人到陕北的情况以及送涂国林的问题》，说了一些自己记得的情况后说明：“以上是我记得的情况”，接下来加以说明和分析，然后说：“以下是七机部和其他方面来调查的同志告诉我的（不是我自己留下的印象）……以上这些情况，是从几方面来调查的同志所说的材料的综合起来的，并不是我所记得的。”这种对回忆口径的细微差别精确表达的追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是用一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史实考证的方法在写交代材料。

三是不顺杆爬、不落井下石。冯雪峰对来访者提供的说法，一定会再三强调自己以往是怎样的印象，后来经过别人启发，又加上自己再三回忆，又是怎样。如果还是记不清楚，就说还是记不清楚，绝不人云亦云，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口径；有些外调人员（有时候是审查部门）是带有导向性的，希望他能提供炮弹和证据，只要他附和一下，对方的目的就达到了，可能另一个冤案就此产生。但是冯雪峰却偏偏坚持自己的说法，绝不落入对方的彀中。随便举个例子：1968年9月16日他应有关方面的要求写了《关于胡乔木重视汉奸周作人的一点材料》，写了三件事：一件是胡乔木曾对他说，周作人可以换个名字译书，以前译的书也可以换个名字出版；第二件是胡乔木不止一次谈到周作人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故家》是研究鲁迅的重要材料，而且文笔也好，可以出版；第三件是胡乔木有一次在看戏时跟他说，周作人的散文好，叫人看得下去，他年纪大了，要他做的事可以快点叫他做（例如翻译古希腊的东西等）。这三件事，其实现在看来并没有错，都是洞见。但当时，冯雪峰这样纯客观的交代似乎避重就轻，不能过关，于是被迫重新写了一份题为《胡乔木包庇、重用汉奸周作人的罪行》的材料，可是，除了题目改变，加重罪名外，内容却几乎与前者一模一样，甚至还删去了初稿提到周扬的内容。可见，冯雪峰抱着绝不构陷的态度，任你怎样逼供信，他也不改变自己的说法。

四是知错必纠。凡是自己以往记错的，后来发现了，一定特别加以说明。这种情况当然极少。有一个典型例子：1967年11月26日，冯雪峰谈到周文夫人郑育之时说，1933年她还不是党员，1936年他再次到上海后，没有发展过党员。因此断定她1936年时不是党员。次年6月9日，冯雪峰再次说郑育之“当时不算上海办事处的正式工作人员”，但“做过多次内交的工作”，又说：“郑育之在36年37年时我记得她并不是党员。”但后来经反复回忆，发现了自己回忆的矛盾之处，所以7月26日再次回忆，特地纠正自己的说法：“我两次写的关于郑育之的材料，一方面承认郑育之当时做了不少工作，一方面又认为她不算上海办事处的正式工作人员。现在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明确的，也是不正确的，应当根据当时她所做的工作，承认她是办事处的正式工作人员。”而且还深入分析了自己之所以记错的原因：一方面，当时冯让郑育之做事，没有明确过她的职务，实际上当时上海办事处除了主任、副主任有名义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明确职务，而她的生活费是跟周文在一起的，所以他记不清楚。但是三十多年后写材料仍然不明确说，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应该肯定她的职务是“内部交通”。因此郑重提出：“我必须在这里请求改正：我现在认为应当承认郑育之是当时上海办事处的正式工作人员。”同样，“我现在认为前两次材料中关于郑育之当时是否是党员问题的交代是错误的。我现在重交代：郑育之当时是一个党员，周文这样对我说过；我当时是承认她是一个党员和作为一个党员任用的。”还详细分析了记错的原因，是由于自己“马马虎虎的态度”，“不负责任”。由此澄清了一件对于郑育之个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实。冯雪峰坦荡的襟怀，在这个材料中展露无遗。

八十万字交代材料入《全集》

在此之前，我们还很少见过“文革”交代材料被收入《全集》的，更不用说收入大批交代材料了。编委会在编辑之初，作出这样的决定，无疑是需要魄力和眼光的。但实际上，编委会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冯雪峰交代材料过硬的可靠性上的。我们看到，冯雪峰八十万字外调材料呈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重大的记忆错误，而且前后没有什么大的不一致的地方。虽然有一些细微差别，却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当然，他不是记忆机器，记错在所难免。例如，他多次回忆左联的历届领导人，前面多次列举左联党团书记都没有提到丁玲，后面又一次却提到丁玲是党团书记。但这种遗漏并不是排他性的，所以，前面没有提，不表示他否认丁玲当过党团书记。所以，是差别但不等于错误。而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冯雪峰的回忆材料迄今被证明是关于那时期的总体上最丰富、最可靠、最细致的史料。冯雪峰是一个具有浓烈诗人气质的文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执着性格的革命者，而他写的交代材料，则具有最鲜明的史家特征：精审。

交代材料入《全集》，这一举动，为以后的文献整理和名人《全集》编辑开示了一个范例，给人极大的启示。《冯雪峰全集》无疑树立了一个高标：这标志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对待历史文化遗存态度的进化。这既反映了编者的对历史负责、对先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也反映了冯雪峰的严格实事求是、唯求事实真相、绝不容许误说的态度。编者正是基于对冯雪峰在历史问题上的极端严肃、极端严格、极端负责态度的信心，才敢于这样做。

当然，谁也难免受到时代政治氛围的影响，冯雪峰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提法，也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须知在那样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不那样说是通不过的。例如对胡风的批判，以及一些当时的政治话语等等。这当然是历史允许他达到的高度，也是任何人难以超越的。编者不仅把冯雪峰的交代材料中具有时代特征的“大批判”用语一字不改地收入了，而且不回避当时特定的历史政治条件，对很多在被颠倒的历史观念下，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的判断加以扭曲的说法，包括所谓“揭发”等提法，也如实收入，毫不改易，这种不为贤者讳，不避历史尴尬的态度，是明智的。因为，除非故意毁灭，所有的历史遗存迟早都将被披露，所有的真相都将被揭露。如果剔除那些历史因素，总体上，冯雪峰的回忆录是所有各种回忆录中最值得信赖的，而从交代材料中显现的冯雪峰的史家风采，更是让我们为之折服，并为之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