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登陆记：出版背后的故事》

李昕著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

出版名家李昕曾在1989年引进出版台湾作家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从此开始了与李敖超过二十五年的交往。这本《李敖登陆记：出版背后的故事》叙述他与李敖多年交往合作中的故事，双方有愉快合作，也有争吵和恩怨。李昕写李敖，抱着一种理解之同情。在他眼里，李敖固然有着“性格狂狷”、“多惹争议”等外界印象，但真实的李敖也有大气通达、有情有义的一面。书中所叙也折射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业的发展轨迹。

一个亲切而有趣的人

1996年，我奉调到香港三联书店任职。到香港后，我发现当地图书市场上台湾出版物畅行无阻，可是李敖的书却很少有售。一问才知，是供货跟不上，以前卖过的书都断市了。于是我和李敖联系，想出几本他著作的香港版。当然，首先想到的，还是他讨论传统文化的杂文集《传统下的独白》和《独白下的传统》。

李敖很高兴，我寄上合约，他一字不改，签字掷还了。于是我用精美的装帧和设计，精良的印制，很快在香港推出这两本书。香港地域狭小，在这里出书，销量十分有限。为了扩大市场，我们委托台湾商务印书馆在台湾代理我们做图书发行。

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电话。她厉声质问我，你们这一批发货的图书中，是不是有两本李敖的书?

我回答，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李敖的书有台湾版本，你们的香港版不能在台湾发行。

我说，这事情我问过李敖，他同意我们在台湾销售。

总经理问，你有文字凭据吗? 这一下我愣住了。的确是个疏忽，我没有把这一条写在合同里。但是我立刻对她说，我可以马上请李敖写授权书给我。

总经理迟疑了一下说：“算了吧，我把他的书全部退还给你，你也不必找他授权了。李敖这个人，我们不沾他的边，不惹他的麻烦。万一他骂起人来，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从来不卖他的书，不光是你们三联出的，别人出的，我们也不卖。”我没想到李敖在她眼里竟是这样的青面獠牙，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真让我哭笑不得。

据我所知，李敖与商务印书馆的缘分不浅。他幼时在北京上小学，对他影响最大的一套书，就是商务老板王云五主编的五百本一套带插图的《小学生文库》。到台湾以后，因为才华出众，他中学时代曾接受过王云五赠送的亲笔题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声名鹊起之时，恰逢王云五在台湾重新执掌商务印书馆。王极为欣赏李敖的才华，曾有意将其罗致门下，但最终恐其锋芒太露，“不敢用他”。然而李敖并不领这份情。他一辈子和国民党作对，骂国民党就是他的当行本色。因为王云五曾为国民政府高官，所以李敖若是抓住把柄对台湾商务印书馆发难，是绝不会口下留情的。我猜想那位总经理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转眼到了2003年。这年11月，我到台北出差，顺便到李敖府上拜访。这是我与他交往十多年后第一次与他会面。得见真容，我发现他并不是人们议论中的那般凶神恶煞。他是一个亲切而有趣的人，爱说爱动，活力四射，甚至还带着几分孩子气。他个性开朗，聪明异常，思维敏捷，幽默风趣，还很爱开玩笑。我们在一起，无论谈论什么，在他嘴里都能找到笑料，于是谈话气氛总是热烈而欢快。李敖带我参观他的书房。书房很大，足有一两百平方米，除了中间有几张桌子、沙发和成排的文件柜以外，四周都是书架。李敖是藏书家，收藏了许多珍贵版本图书，从宋元善本到民国珍本，无所不有。他夸口说自己的图书收藏在台北无人能敌。此言我不能确证，但是后来我在北京重新组建生活书店，他闻知此事，立即就找出一本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的《全国图书总目录》赠我，告诉我：“这本书和我年龄一样大”。我知这是极珍贵的民国版本，存世不多，大陆难寻，连北京三联注重收藏自己历史上的珍稀版本的“韬奋图书馆”也不存此书。此举让我见识了他藏书之博。

他打开文件柜，顺手拿出很多文件夹给我看。里面收藏着五花八门的东西，从胡适的信到陈水扁的签字都有。我早知他是资料大王。学术研究用得着的资料，无论文件、档案、书信、手稿，他都分门别类收集。他打官司时总能拿出别人意想不到的证据，在法庭上一招致对手于死命，就得益于他平时的资料积累。

我环顾他的书房，发现他将四五张写字台摆放在一起，便问，你要这么多桌子何用?他说，这是他的写作平台。他写书，总要查阅各类资料。他便把不同类型的资料分别摊开在不同的桌面上，写作时，需要查哪类资料，就坐到哪张桌子前，“只换桌子不换人”，他笑说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李敖的书房干净整洁，甚至可以说是一尘不染。我听说他是有洁癖的，见不得室内脏乱。但是他不雇佣人，不用秘书，读书、研究、写作之余，他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从整理庞杂的资料归档保存，到几十万本藏书分类保管，一直到打扫卫生做清洁，都独力完成。我真不知他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精力。

我们坐下谈天，当然还是从出版他的书谈起。他递给我一本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上山·上 山·爱》，这是他写台湾“革命者”爱情的作品，内中有他自己恋爱经历的影子。我在香港早看到这本书，因为其中有大量两性关系的描写，我知此书在大陆难以出版。但李敖不甘心，他说自己的书并非黄色。他翻开扉页给我看，只见那上面写着“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想来是要表达清者自清之意。

李敖腰间三件宝：相机、电枪、兰博刀

2013年12月，我和三联的两位年轻同事罗少强、张健一同到台北参加祖国大陆图书展览。行前，我给李敖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行程，其中有一项是要拜访他。我说，三联书店现在想恢复生活书店的品牌，可能会与他有新的合作。他很高兴，连说欢迎。

那天，李敖看来是早做了准备，一见面就引领我们参观他的书房。他先把我们引到他的写字台前，让我们看写字台上摊开着的一份《新华日报》的合订本，那是1945年下半年的报纸。他翻着报纸说，你们看，这里面有很多生活书店的广告呢。你们这家书店，那时就是共产党的书店。我想，他是用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他对三联和生活书店是关注的，对它的历史是熟悉的。

接着他又带我们到一个长条书台前。我忽然看到，那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书，都是他的著作，但同时也都是我编辑出版的版本，包括我在京港两地出版的李敖作品，总共十二三种。这显然是他特地找出来，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历史回顾展。

接下来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听李敖神侃，我们三人听得津津有味。这一天他聊得最多的仍然是两岸政治和当代历史，还是从他的感慨说起。他说，因为他口下不肯留情，现在两岸都有些人对他“敬而远之”啦。他并不在乎这一点，该说的话，谁也挡不住他说。但他说自己实际是一个标尺，从对他的态度可以看出官方的立场，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倾向、人品和胆识。普通百姓不了解情况的不论，政界和文化界有些人歪曲、贬低他，有些人疏远他，其实是别有立场，别有倾向。

一转眼就到了中午，王小屯回来了。李敖说：“我今天要请你们吃一顿保证让你们永生不忘的饭。”我不知是什么大餐，进了一间以砂锅鸡闻名的餐馆后，才明白原来就是喝鸡汤，但却是一种罕见的豪华喝法。所谓砂锅鸡，锅是特大号的，鸡是整炖的，汤呈黄色，极浓。汤里有大量火腿、猪蹄、鲜贝、蘑菇等。汤油极多，在面上结一层，用勺撇去后，立即又结一层。李敖说，这汤炖过一天一夜。我一尝，的确美味。有了这汤，其他菜根本吃不下了，剩了一桌子。

吃饭时，李敖问罗、张二位，你们第几次来台湾?他们都说是第一次。李敖又问，去没去过台北故宫博物院?两人说昨天去过了。于是这个老顽童开起玩笑，说：“你们知道吗?台湾有两件宝贝，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另一件就是我。我是中国最后一个旧式知识分子。你们现在都看到了，明天可以回大陆了。”他转过脸对我说：“咱们的合作还没有谈呢。你还得再来一次。”随即又对罗、张二位说：“你们喝了我的鸡汤，不会忘记我了。你们不必再来，我和你们永别了！”说完还把手一挥。这个快人快语的李敖，他的几句话，说得我们几个人哭笑不得。

两天以后，我再访李敖。

他开门见山，说今天咱们是谈合作。他强调，之所以和我谈，“是因为你和他们两个年轻人不同，你是经历过磨难的。”他说：“你的性格我看得出来，既大胆又谨慎，所以我们可以合作。但我希望你能更大胆些。”

接着他谈到自己的出版大全集计划。他快八十岁了，想给自己出一套总结性的纪念文集，大约也有八十本书，全部豪华精装，作为自制的寿礼。

我注意到，李敖的家里的高级音响设备，始终在轻声播放着西洋名曲。李敖的听力不好，这声音对他其实有干扰。听我说话，他还不时要把手挡在耳后，才能听清。于是我建议他把音响关掉。但他说不能关，这恰恰是为了我们能够放心讲话。我问为什么，他说，过去他的房间曾被国民党入室安装窃听器，装在角落里，还用喷雾器喷上灰尘，但还是被他发现了，为了防止有人录音，他喜欢一边播放背景音乐一边与人谈话。我又看到他腰上挂着很沉重的东西，便问那是什么，他撩起夹克衫，我便看见皮带上串着一架微型相机，还有两样家什没看清。李敖说一个是高压电枪，可以放一万伏高压电，说着他把那貌似手机的东西握在手里，手指一按，啪啪闪着白光；另一件是兰博刀，他也掏出来演示，说那刀用一只手可以打开使用。这都是他用以防身的。我能理解，这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安宁。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八旬老人，还要为自己的平安操这么多心，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临走前，李敖找出一只旅行箱，给我装了满满一箱书，包括他许多在大陆未曾出版的著作，以及他费心费力编辑的《胡适选集》五大卷和《胡适语萃》等。出了金兰大厦，李敖伸手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路上，司机对我说，刚才这个人我认识，他是李敖，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