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

赵建中

日本勉诚出版社出版的《亚洲游学》特集《上海摩登》是一本讲述民国时期上海文化活动的文章汇编，其中涉及上海的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等创作活动以及出版等上海文化市场的众多方面。该书也收录了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专业博士、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榎本泰子的文章《上海管弦乐的故事》。该文角度独特、史料丰富、细节生动。其中有一段中国小提琴手的自述，从中可管窥民国时期西洋乐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1927年5月29日是一个星期天。这天晚上，盛装打扮的西洋男女络绎不绝地走入耸立在南京路上的工部局上海市政厅。当晚，工部局交响乐团将举行贝多芬去世百年的特别演奏会，进场的观众超过了千人，演出大厅充满了嘈杂声。

一登上舞台，发现听众眼光齐刷刷地注视自己，我会脸红。中国人演奏小提琴是很少的。到现在为止，工部局交响乐团仍是西洋人的世界。当然，与其说是因为禁止中国人加入，还不如说是中国人自己不想加入。可是我不同，我参加过弥撒，跟着许多西洋人学习过小提琴。我常对自己说：加油！谭抒真！

我于1907年出生于青岛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经常边演奏小提琴边唱赞美诗，我家总是飘荡着音乐声。我开始学习小提琴是在北京做弥撒的时候，最初是在中国人处接受辅导，后来是跟着俄罗斯老师学习。

1922年，北京大学设立了附属音乐传习所。这是民国时代初次创立的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此前，音乐课虽说在高等学府被作为选修课目，但开始正规的音乐教育却是划时代的事件。第二年，我去传习所想学习小提琴，教务主任肖友梅先生知道后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有些富裕家庭的子女为了提高修养已经开始学习钢琴，但学习小提琴者还不多。

我受教的先生虽然是中国人，但他的经历非常特殊。以前在北京担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罗伯特·赫德有私人乐队，他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先生可以说是最初从西洋人那里学习西洋乐器的中国人，可是，他专攻单簧管，小提琴的水平很是一般。

我到上海是1925年，距今已有两年。听说西洋画家刘海粟先生创立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也教音乐，还有好的小提琴先生，于是就来了。可是过去一看，先生的水平比我还要低，因此很失望。由于做弥撒的需要，我英语比较好，与西洋人交往自如，为此，我可以理解西洋音乐与西洋文化的底蕴。

于是，我决定去寻找私人教授，跟着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团员哈伊斯特先生开始学习，由此却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机会。哈伊斯特先生决定开始五年一度的长期休假，便将我作为替补者推荐给指挥家梅百器先生。我在乐团没有排练的那天去拜访了梅百器先生，我用英语对他说，“如有需要，可让我上场”，梅百器就用生硬的英语对我说：“Come,tomorrow”（恭候你明天光临）。

第二天早晨九时，我抱着小提琴箱去了练习场，并对团员们说是梅百器同意我来的。可是我不知道坐在哪里好。等梅百器来了，我再找位置，原来是坐在第二小提琴手的后面，旁边是一个菲律宾人。这一天是贝多芬纪念音乐会的节目，弹奏他的第五交响曲。我虽然听到过这个曲子，但在音乐会上演奏还是第一次。演奏结束后，梅百器问邻座的菲律宾人我演奏得怎么样？他说：比以前的人拉得更好，于是，我有了这个职位。

排练时的梅百器以严厉著称。他总是拿着用一把藤条做成的指挥棒啪啪敲打，一根断了再续一根。放乐谱的台面的边缘，因为被过分敲打而显得破烂不堪。有一次，一个吹长号的俄罗斯大块头演奏时出错，梅百器就大发脾气。大块头很生气，就拿起自己坐着的椅子要砸梅百器，幸亏有周围的人劝住，才没酿成事故。梅百器也吓得脸色发青，因为他是小个子，真的互殴起来，不是大块头的对手。梅百器在对我的演奏进行指导的时候，还经常唱歌给我听，这是因为他曾在意大利的歌剧院担任过指挥，所以很会唱歌。他的指点准确、生动，因此，团员们虽然怕梅百器，但心中还是很尊敬他的。

居住在上海，能够听到一流的管弦乐，因此上海对于想学习西洋音乐的人来说，环境是很适合的——西洋音乐家很多，寻找老师也容易。我在上海就有各种各样的梦，比如，如果在上海设立为中国人服务的音乐学校，梅百器是可以给予帮助的吧；而且我从内心深处还觉得，我是学习小提琴的，将西洋音乐的精华介绍给中国，这是我的“命运”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