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有浓得化不开的“呼愁”。

■黄夏

横跨欧亚大陆的千年古城伊斯坦布尔，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如奥尔罕·帕慕克这样的土耳其作家汲汲描摹的主题。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吹来的劲风，在帕慕克的生花妙笔之下，总能幻化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真实两两冲突的激烈博弈，以及那自内而生、浓得化也化不开的“呼愁”(帕慕克语，意为忧伤)情结。

爬梳一下帕慕克的小说，可以发现其笔下的主人公大多为知识分子、官员、记者、商人、大学生等中高阶层，这便决定了作家对伊斯坦布尔的思考，常常着眼于许多宏大的主题。而帕慕克出版于2014年的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则大不相同，主角竟然是一个做了四十年街头小贩的底层人士。帕慕克通过这个名叫麦夫鲁特的小贩，以一种贴近凡尘俗世的形而下视角，探讨了人与城的复杂关系及微妙情愫。

1969年，十二岁的麦夫鲁特随父亲来到伊斯坦布尔，在城市周边的山腰上盖起无产权证明的“一夜屋”，并随父亲走街串巷售卖酸奶、冰激凌、鹰嘴豆饭，和一种名叫“钵扎”的土耳其传统饮料。除小贩营生，麦夫鲁特也间杂做过餐馆服务生、经理、收电费员、会所掌柜和停车场管理员。在此期间，他恋上一个大眼睛女孩却错把情书写给女孩的姐姐，私奔、结婚又反悔，好不容易爱上了她却又痛不欲生地失去了她。年过半百，他终于化险为夷地将“一夜屋”置换成公寓，在伊斯坦布尔有了安身立命之所。

当然，小说的写法可不像上述梗概那般直白。如《我的名字叫红》那样，帕慕克在此书中也运用了土耳其说书人讲故事的传统手法：说书人把故事一路讲下来，并由自己一人分饰好几个角色，去独白、去倾诉、去宣告这些人的爱恨情仇。这种讲故事的方法迥异于西方小说常用的多声部意识流，因为土耳其说书人的讲法是在如茶馆这样的场合直接面对顾客和观众，而非与之隔了一本书亦即处于另一个语境的读者，其土气、人气和烟火气，是一般多声部意识流难以呈现的。

以小说中一个买卖婚姻的桥段为例。坚称自己绝不卖女的农村老父亲、指责其在嫁女问题上待价而沽的求婚人和主张要像城里姑娘那样婚姻自由的私奔女，三个人的独白皆由帕慕克这位说书人娓娓道来。扑朔迷离之中，一座影影绰绰的“罗生门”矗在眼前，而数个迥异的价值观　(如城乡差距、女性独立、家族与个人冲突等)也于焉碰撞出绚烂的火花。但生活仍摆在那儿，系于关乎各个人物一家一身的琐碎问题上，而没有像断线的风筝那样消弭于空洞抽象的批判和感慨之中。而其滑稽庸常，又冲淡了帕慕克此前许多小说太过浓郁的“呼愁”气质。如今的帕慕克，在叙事节奏上是越来越懂得微火慢炖的真义了。

而在对细节的掌控上，帕慕克则把自《纯真博物馆》练就的狂热“恋物癖”，升级得更为精致了。其“恋物”，一方面通过如酸奶、钵扎、电费这样的琐碎之物，投射大都市伊斯坦布尔的前世今生，另一方面则处处明示或暗示地指向人的内心世界。我们跟随麦夫鲁特的足迹，游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见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夜屋”摇身变作楼宇林立的海洋，见证市民生活和人情世故潜移默化的嬗递，见证政治、文化、商业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国家的风云变幻。

还有一个小贩的精神世界，亦即麦夫鲁特脑袋里的那个“怪东西”。那是什么呢？是少年时代对融入都市的向往？　是青年时代对爱情的渴求？　是中年丧失所爱后对幸福的缅怀？　是渐入老境时对归宿的祈望？　但命运一次次地要么打得他措手不及，要么让他错失之后心生无尽的悔意。这种“怪东西”，又与一个人对一座城的念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仿佛就是麦夫鲁特看到女儿即将出嫁时既欢喜又忧虑的心情：“相对于自己来说，女儿已经和城市、人们、机构建立起一种更加深刻和得体的关系”。和那些新造起来的楼群一样，女儿将要踏入的人生，也是一个麦夫鲁特无法走进的地方。

因而，我们就能理解，麦夫鲁特何以在2012年，放着好好的退休生活不过，还要肩挑扁担，扯起嗓门，彳亍在深夜的伊斯坦布尔老城区，去叫卖钵扎。因为那里的住户会像四十年前那样，从窗口吊下竹篮，篮内放着钱和写明要求的纸片，篮下则系着发出悦耳声响的铃铛；因为那里的人们会邀他进屋，告诉他他们买钵扎，不光因为饮料可口，还更想听听他的叫卖声；因为那里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一个活在他“脑袋里”、能够不受阻拦地走进去、热烈回应他的呐喊，并让他呼吸到沾染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咸咸湿气的“呼愁”的那个世界。

无疑，帕慕克为麦夫鲁特深情构筑的世界，是一个正在崩溃和逝去的世界，就如作家自己所言：“既是真实的，也是一个美好的幻想。”说到底，如帕慕克这样的痴情人，正是为自己打造了一座“脑袋里”的伊斯坦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