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为上：五百年图书发现史》

[英]玛格丽特·威尔斯著

康慨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众读者的四种样本》，乔治·克鲁克香克据阿尔弗雷德·克劳基尔原作制成的版画，约翰·费尔伯恩印行于1826年。画中貌似主妇的女士要读五卷本的浪漫小说；老流氓要读名妓哈里雅特·威尔逊耸人听闻的内幕；清洁工要看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的著作；花花公子则要读新出的威弗莱小说。

在我们这个拥有廉价纸皮书和宏伟书城的年代，人们轻易就会忘记，其实直到晚近，图书都是奢侈品。那些买不起书的人，不得不去借阅、共享、搜购二手书，或通过遗产继承，或听别人朗读。该书考察了十六世纪至今图书获取与阅读的历史，重点研究了读者与其藏书之间的关系。作者提供了引人入胜的洞见，另配有九十四幅插图，带来可观的知识、乐趣和启发。

对小说的责难

对阅读传奇和小说的行为加以责难，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并有两条主要的支脉：第一条认为，虚构类作品会刺激想象力，可能引致各种各样的危险。第二条则坚信，妇女应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保持从属地位。

十六世纪时，虚构类作品通常叫作“传奇”，将一位具有骑士精神的英雄作为主人公，描写其生平和业绩。它们的原著往往是意大利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但英文译本日益增多。这些作品有时称为“消闲文学”，让那些有地位、有文化的夫人小姐们读一读，并无不妥，而低阶层的妇女是不该接触虚构作品的，她们应专注于圣经和其他虔信读物，实用性的工具书亦可。

按照《牛津英语字典》，“小说”（novel）一词在英语里最早出现于十六世纪中叶，用以描述短故事集中的一篇，如薄伽丘的《十日谈》。

针对传奇和小说阅读的非难之辞绵延不绝，持续了数百年，而且来自社会的各个层面。就外界看法而言，剧本似乎占得了中间地带，没有斯宾塞和西德尼的典雅之作那样博学，却又不像乔叟那样难以理解，比起早期的报纸、歌谣纸和传奇廉本书，它们内容更多，名声也更好。1623年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对开本大获成功，第二对开本不到十年便继之而生。在等待死刑执行时，查理一世读了莎士比亚和本·琼生，而从严格的宗教信仰上来看，莎士比亚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埃德蒙·戈斯在十九世纪写到父母时，曾提及他母亲在家中既不备小说，也没有莎士比亚，就连他做牧师的父亲也觉得这种做法矫枉过正。

对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穷人而言，虚构作品是以廉本书的形式，从货郎手中花几个便士买来的。其题材既有虔信的传说，也有激动人心的历史故事，皮普斯将它们分别称作“便士信经”和“粗俗演义”，诗人约翰·弥尔顿则以“乡民的桃源”唤之。然而，它们不只是穷人的读物，学童们也从中发现了通往小说世界的美妙入口。

在出自《情敌》的著名引语中，安东尼·阿不所鲁特爵士不仅将租借式图书馆的小说比作“常青树，有着邪恶的知识”，整年枝繁叶茂，他还继续发出骇人的警告：“那些喜欢摸弄叶子的人，最终必将渴望吃到果子。”在某些方面，对小说阅读的反应，就其激烈程度而言，是十足令人惊讶的。托马斯·吉斯伯恩在1777年首版的《探询女性之义务》中认为，读传奇的热情“往往催生出意念上的易感性和脆弱情感不成熟的波动……众所周知，这会导致年轻妇女对不值得她们爱慕的人产生突然的依恋”。

哥特小说的影响

哥特恐怖小说的经典要素皆在其中——神秘的手稿、祖先的肖像、篡夺者、受到迫害的女主人公、贵族出身的农民、隐士、僧侣、荒废的城堡——沃波尔的追随者们以此为基础，逐渐将书信体小说和伤感小说挤出了流行的视野。出身上流社会的女作家们加入了恐怖小说作者的阵营，伊莱扎·帕森斯即其中一例，她在《沃尔芬巴赫堡》中描写了一个邪恶的伯爵，此人强迫女主人公眼睁睁地看着情人受刑至死，又把她关进一间没有窗户、黑咕隆咚的密室，守着一具无头的尸首。安·拉德克利夫的恐怖故事《尤道弗神秘事迹》与此相似，简·奥斯汀正是受到它的启发，开始动笔，写作一部讽刺喜剧化的哥特小说，1798年完稿，但直到她死后，才最终于1818年以《诺桑觉寺》之名出版。

简·奥斯汀是个贪婪的小说读者，可以接触父亲的藏书。十三岁的时候，她便为兄长在牛津大学创办的文学杂志《闲荡者》写了一篇随笔：“先生，您一定知道，我是个了不起的读者，且不论那一百来部小说和剧本，单说过去两个夏天，就把我们最著名的那些期刊作者也读了个遍。”她属于汉普郡乔村的一家读书协会，父亲死后，她和母亲，以及姐姐卡桑德拉一起住在此地。这更像一家现代的读书团体，成员们交换图书，分享评论。

关于简·奥斯汀喜欢什么样的小说，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已经在她死后，被她做牧师的兄长过滤掉了：他强调说，她喜爱那些有道德原则的作家，可是实际上，她更爱读那些他认为有失体统的小说，如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对《奥特朗托堡》《僧人》和《尤道弗神秘事迹》这样耸动视听的哥特小说也了如指掌。她还是范妮·伯尼的仰慕者，她最著名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书名，便出自《塞西莉亚》的最后一句。在原本取名《苏珊》的《诺桑觉寺》中，奥斯汀借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之口宣称：“哦！这只不过是本小说！……只不过是本《塞西莉亚》《卡米拉》，或是《贝林达》，总之只是这样的作品，从中可以见到思想最强大的力量，对人性最透彻的理解，对它的多样性最恰当的描述，对机智和幽默最鲜活的抒发，用最精到的语言，把它们传达给世界。”她在此将伯尼的故事与拉德克利夫的幻想作品作了比较。本书的整个情节实乃温和的揶揄，凯瑟琳·莫兰的脑袋里装满了《尤道弗神秘事迹》，想象着诺桑觉寺的主人蒂尔尼将军弄死了自己的妻子。在《诺桑觉寺》的开头，奥斯汀列出了九本“可怕的”小说，它们让工于心计的伊莎贝拉·索普热血沸腾，其中六本出自威廉·莱恩臭名昭著的密涅瓦出版社，包括帕森斯夫人所写的酷刑与虐待故事《沃尔芬巴赫堡》。另有两本译自德文：卡尔·弗里德里希·卡勒特的《巫师，又题黑森林的故事》，1794年在英国出版，以及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格罗塞的《恐怖奥秘》，1796年出版。对德语所显现的各种事物的兴趣，已经取代了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带来的罗曼语言风尚。约翰·索恩的小儿子乔治学了德语，而非意大利语或法语，这也成了父子之间许多争议中的一项。乔治写了一部哥特小说《圣马可节前夜》，后来还翻译了席勒的剧本，并得到歌德的同意，译出了他的《浮士德》。

简·奥斯汀小说在收藏界的逆袭

及至1818年《诺桑觉寺》付梓时，哥特狂潮已告退落，只是在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上市之后，出现过一波短暂的复活。更有甚者，在此前的1804年，玛丽·戈德史密斯出版家庭道德小说《灾殃》时，竟在书名页上宣布：“没有地下洞穴——闹鬼的城堡——有魔法的森林——吓人的幻影——神秘的声音——超自然的媒介——血淋淋的匕首——死人的骷髅头——残缺的尸首——也没有奇异的光在本书任何一部分出现；但是细读之下，必能看到自然事件的发生。”四年后，随着汉娜·莫尔《科莱布斯寻妻记》的出版，一场以上流社会道德重整为名的运动开始展开。莫尔夫人乃虔诚的福音派，威廉·科贝特称她是“穿裙子的老主教”，她打定主意，认为对付不道德小说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自写一本讲道德的小说，如书名副题所言：“遵守家庭习俗。”这本书卖得非常好，但也招致了各种不道德的戏仿之作，如《科莱布斯寻妾记》，由爱搞恶作剧的托马斯·泰格匿名出版于1810年。

卡尔克和斯普林希尔双双缺失了奥斯汀的小说，这一点引人注目，却并非不同寻常。例如，文学评论家利·亨特便对奥斯汀不置一词。在德文郡索尔特拉姆庄园十九世纪初的藏书室内，确有一本《埃玛》，但这是作者赠给莫利夫人的书。直到1870年，侄子关于简·奥斯汀的回忆录出版时，她的读者群仍然很小。一如伊索寓言，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为兔，简·奥斯汀是龟。今天的司各特已少有读者问津，各种版本的威弗莱小说装饰着二手书店的货架。有赖电视和电影，让简·奥斯汀为世界熟知，她的作品入选了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小说之列，为她投票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富裕的，也有贫寒的。帕纳索斯山上的文学诸神也必然为之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