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拉·韦伯斯特》[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柏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谷立立

不妨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假设你生活在某个闭塞的小镇，身边活跃着许多似曾相识的面孔。他们无孔不入，对你的家事背景、婚姻信仰、价值取向、经济状况皆了如指掌，“无论出生还是死亡，都是人人参与的事件”。偏偏深爱你的丈夫不幸因病去世，只留下一间老屋、四个孩子和一颗破碎的心。同时你人到中年，无力逃开，只能选择呆在原地。那么问题来了，你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困境，如何才能从他人的声声议论当中全身而退，去拥抱全新的人生?

不错，是全新的人生。不过，这不是虚伪矫情的女性励志传奇，也不是热腾腾、暖呼呼的“治愈系”甜汤，而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小说《诺拉·韦伯斯特》中的一幕。托宾耗费近十年光阴，在记忆中反复求证，终于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创作出这本带有浓重自传色彩的小说。托宾十二岁丧父，母亲独自将他和弟弟抚养长大。成名后，托宾去往大洋彼岸著书立说、教授文学。但即便如此，故乡的一切　(更重要的是亲情)仍然时时牵动他的心，不敢也不能轻易放下。我们看《诺拉·韦伯斯特》，每个字词、每个句子都带有强烈的思乡情结。哪怕托宾下笔冷静得近乎冷漠，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游子对家乡、对母亲深深的怀念。

读托宾，重要的不是看他写了什么，而是看他如何去写。如前所述，《诺拉·韦伯斯特》　有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架构，即讲述中年寡妇诺拉在小镇的生存困境。显然，托宾很清楚，高妙的小说不在于情节的奇诡，而在于内在的起承转合。同时，他深知小说是一种“缓慢的艺术”，要求读者沉下去、再沉下去，细细体会字词隐含的意义。我们无法向托宾索要阅读的快感。因为在他笔下，真正幸福的角色没有几个，反而是微妙缠绵、纠结无比的内心戏与去国离家的怅然，一起撑起了他的写作世界，一如爱尔兰晦暗不明的天气。

如果非要给　《诺拉·韦伯斯特》加上一个注脚，那么一定是“小镇生存之痛”。当然，托宾的痛，与其说是表面的、快速的、吵闹不休的，倒不如说是深层的、迟滞的、惜字如金的。它扎根于某种日常的缓慢的消耗，无关肉体，只关乎心灵。好比温水煮青蛙：起初水是温吞吞的，加热后开始升温，终于达到沸腾。此时，蒸腾的水汽已将青蛙整个吞没。说起来，小镇生存之不易，恰恰在于一个“小”字。在托宾的描述里，这是一片波澜不惊的净土，冥冥中似有一道天然的屏风，将世界统统阻隔在大门之外。当然，净土之“净”并不能为其带来发展契机，只会变本加厉，将之推入彻头彻尾的封闭。比如小说提到1972年1月发生于北爱尔兰的“血色星期日”事件，彼时北爱大地人人躁动。反观托宾的小镇，犹在梦中酣然未醒，人们关心的永远是雷打不动的家长里短、闲话八卦，以及家族企业没完没了的裙带之争。

而诺拉呢?丈夫莫里斯去世后，她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滞留镇上。孩子们呼吸着父亲呼吸过的空气，想着父亲想过的事，日子似乎没有多大不同。但，终究还是有什么发生了。好管闲事的妇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诺拉“应该”振作起来：她们为她安排工作，谈论葬礼细节，打探一家子的生活。很明显，他人的帮忙并不能让诺拉“振作”，反而让她更加尴尬———表面上，韦伯斯特一家是聚光灯下的焦点，实际上他们不过是邻居施舍爱心的对象。“关爱”每增加一分，怜悯就加深一层，直到压得人无法呼吸。“她仿佛生活在水底，已放弃游向空气的挣扎。这是一个奢望。似乎不可能进入其他人的世界，甚至她都不想这样”。

在前作《布鲁克林》里，小姑娘艾丽丝·莱西不愿在庸俗乏味的小镇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因而出走大洋彼岸，在纽约找到新生活。但这一次，托宾并不仁慈。他显现出招牌式的无动于衷，不仅没有为诺拉留下任何转圜的余地，而且轻轻一笔切断了可能存在的逃逸之路，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统统加诸其身，让孤独的诺拉有如置身荒岛。比如她卖掉度假地的空屋，染了头发、穿上红色洋装寻找工作，却换来众人的质疑：这个女人怎么了?丈夫尸骨未寒，就像没事人一样四处张罗?更严重的是孩子们的心理创伤。诺拉不曾发觉父亲之死对儿子究竟有过多么大的影响。丈夫重病期间，她将儿子托付给姑母照料，几个月后接回家来，却发现大儿子多纳尔患上了口吃。

还好，托宾很温柔。他不愿意相信承载了父亲记忆的老屋会真正归于消亡，也不相信伤害会再次出现，亲情会逐渐消失。同时，他的温柔不允许自己将冷酷进行到底。小说最后，诺拉与儿子达成和解，并从音乐中找到慰藉。我们不必惊讶于这样的转变，因为托宾告诉我们，小说是他重组生活的方式，也是“接近母亲的方式”。于是，借《诺拉·韦伯斯特》，他再次回到久违的家乡，回到童年生活现场，再次投入母亲怀抱，重温那直入内心的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