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出殡现场

《懒寻旧梦录》(增订本，中华书局出版)收录了夏衍的回忆录手稿，这是一本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值得一看的书。一代文化名人自述其曲折而又传奇的人生，是二十世纪重大文化和政治事件亲历者的文字。

1936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中国呼声》的主编格莱尼契突然告诉我，鲁迅病情严重。格莱尼契是美国进步新闻记者，他办事慎重细致，讲话不多，当他要我们写文章，或者要修改我写的文稿时，却总是用商量或征求意见的态度。我认识他，最早是杨潮给我介绍的。那一次的见面，也是在霞飞路杨潮家里。他和我讲到鲁迅病情的时候，嗓音嘶哑，几乎流了眼泪，他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的国际友人。他两眼凝视着我，要我把这一不祥的消息告诉所有的中国革命作家。他把“所有的”这几个字重复了两遍。他的心情，我当然是能够理解而又感到惭憾的。当天我就去找周扬，但只有苏灵扬一人在家;接着就去找了沙汀，他也不在;因为当时我想只有沙汀也许可能去探望鲁迅(前两天叶以群去探望，就遭到许广平的拒绝)。回家路上碰到沈西苓，我告诉他鲁迅病重，他还不相信，说不久前他在八仙桥青年会见到过先生，觉得他精神很好。

不幸的事终于到来了。两天之后，我正在吃早饭，章汉夫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鲁迅先生在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扬家里去。“文委”的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恰恰这时茅盾回乌镇老家去了。鲁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筑路”地段，周扬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芜(是否还有叶以群、何家槐，我记不清了)代表我们去向遗体志哀。当天晚上，我和汉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丧事已由宋庆龄和沈钧儒在主持，并说冯雪峰已向党中央发了电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也已由雪峰和许广平商定，还决定停灵在万国殡仪馆，定于10月23日出殡。沙千里还告诉我们，从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国民党市党部就派了一些特务去监视鲁迅的丧事。所以，他要我们特别保持警惕。这之后几天，“文委”几个人分头和救国会的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分别联系，大家的意见是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主持，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师，所以，治丧吊唁时期，估计工部局、国民党都不敢捣乱。

但是，鲁迅是一位驰名世界的作家，所以从他去世以后，外国记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几家日文报馆的记者，就一直赖在鲁迅寓所的门口不走，从北四川路到万国殡仪馆，还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殡路上有一些反动分子出来捣乱，问题就难办了;加上送殡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热闹”的人一定会很多的，这件事一定要预先做好防卫准备。于是一方面由孙夫人以治丧委员会名义要求工部局维持秩序，同时，通过“文委”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他们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群众沿途高呼口号，在口号中还加入了不少爱国救亡口号。这是一次“四·一二”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它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追悼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鲁迅逝世以及出殡前后的情况，当时，上海中外大小报纸上都有很详细的报道，但其中也不免有不实和杜撰之词。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中有一段详细的叙述:

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即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在宋庆龄帮助下，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包括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萧三、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在商定名单时，冯雪峰提了毛泽东的名字，宋庆龄也表示同意，但当时一般报纸都不敢刊登，只有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在这一报导的副题中特地标明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会委员。

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对革命人民来说，这也成了一次最有力的革命大检阅。这儿还得补写一笔，就是21日我到电影界去组织送殡群众时，要求参加的人比我们设想的要多得多。特别是程步高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上次请马莱爵士和古久列吃饭，忘记带个摄影机，这次一定要把这个大场面拍下来。”张石川欣然同意，并慷慨地给了两盒胶片。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放映的那部短纪录片就是他和王士珍拍下来的。

鲁迅去世那一天，《光明》11月号已经截稿待发，洪深和沙汀商量后，决定立即组织稿件，增加了悼念特辑。我也写了一篇悼文《在大的悲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