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

陆宗达先生与本文作者合影

北师大训诂学培训班合影

二十世纪是中国国学劫难最深的时期!　国学多次经历被否定、被排斥、被歪曲的命运，削败、辍裂甚至泯灭的程度，一度达到极点。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初，逆潮流而动，以清醒的头脑站在保卫国学前列的勇士首推乾嘉学者的殿军章太炎、黄侃，那么，在二十世纪中晚期，真正用实际行动振兴和传播国学的学者中，陆宗达先生是具有特色又贡献卓著的一位。他在困境中继承和延续国学的主要方式，是从国学的根底“小学”入手，用纯粹而科学的方法培养国学人才，为国学的振兴储备了后继者和生力军。

理念

什么是国学，怎样从实质上来认识国学?这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代已经随着真正国学的一度断裂和被歪曲而不为人知，又被许多官封、自封的“国学大师”称号所搅乱而使人知而不确。在许多领域，人们已经忘记，国学是在典籍中传播的中国文化的精髓，国学是在中国历代典籍中积淀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国学起始于经学及“小学”，后来扩展出中国本土的史学、哲学，再后来扩展出以文章学为重点的本土文学。国学不能中断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不能没有历史，一个希冀胜利的国家不能抛弃自己的特点去一味依从他国。

正因为国学是储藏在典籍中的，所以他的根基是“小学”和“章句之学”，有了这个功底，才能读懂典籍，还原历史;还原了历史，才能懂得历史，才能凭借历史了解自己国家的特点，从而了解今天，为今天决策。培养国学的继承人，基础的一步，也是最艰巨的一步，就是首先造就一批具有“小学”功底，能够通过解读典籍来准确还原历史的后继者。

陆宗达先生是我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造诣深湛的学者，正是基于对国学深入准确的了解，他才能奋臂倡始、复兴《说文》学与训诂学，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励志图新，成为乾嘉之学与章黄之学在当代的重要继承人之一。

志向

1926年，黄侃先生在北大任教的时候，陆宗达先生通过林埙、吴检斋认识他。那时，黄季

刚先生在北大的处境并不很好，他坚持国学、抵制“西化”的初衷不被理解，在思想的激烈撞击下，言行也表现得比较偏激。但是，由于中国文人对民族文化深厚感情的驱动，加之中国本土文、史、哲自身的魅力，有些青年人不怕巨大时潮的压力，甚至冒着被开除的风险，执着地跟从季刚先生学习国学。

1926年陆宗达先生登堂入室，拜黄季刚先生为师，到他家去跟他学习。1927年，北大不请黄季刚先生任教了，陆先生也因李大钊遇难而脱党，遂与黄季刚先生一起去了东北大学。他们在沈阳呆了半年后，因北方太冷，季刚先生又不惯睡炕，1928年5月决定南下到南京。1928年5－6月，师生二人经上海到了南京。

几年的时间，陆先生与黄季刚先生日夜相随，季刚先生用十分独特的办法教给他《说文》学、音韵学，传授古代文献。陆先生曾经回忆他的这段学习说:“季刚先生讲书的方法是谈话式的，以吃饭的时候谈得最多，不但我去，有时他兴致所致，也到我那儿来。他的方法是先让你看，看完了他才讲。那一年，他让我点《文选》《十三经》，子书也读，还记得有一次他让我看《盐铁论》，只给两天的时间，让你一口气也不敢歇。他等我点完了，才拿出他的批校来，《十三经白文》的手批本就是那时他给我的。学唐诗时，他先让我看，并让我评论。我说完了他再说，然后他选出佳句来拟作。他拟作的诗羼在唐人诗里刻意挑都挑不出来。他教我学诗先要模仿，模仿后再自己作。他用工整小楷抄了一本佳句选，还有他自己拟作的唐诗，亲自写了跋，其中谈到:古人云，不把金针度于人，亦何偏也，我与陆生谈诗是度金针耳……季刚先生教别人读书时，他认为你还没到一定程度，还不该懂，就不给你讲，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他还常告诫我，你跟先生学习得自己选择先生的话来吸收，不能凡是老师的话都听，要听他用心所谈，不要听他兴之所至随便谈的。”

陆先生跟从季刚先生学习的那几年，正是章黄之学产生诸多原创性结论的时期，也是中国国学的守护者突破“西化”的潮流为本土的学术开辟出一块传承地域的艰苦奋斗时期。南京就是国学继承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域。这一段跟从季刚先生的学习，打下了陆宗达先生坚实的国学基础，使他亲身感受了纯正的传统小学、文学和典籍学习的方法，坚定了他毕生为国学而奋斗的不移的信念。从那时起，他成为继承中国纯正国学的中坚力量。

陆宗达先生对他的老师永生怀着无限的崇拜，经常跟随他的人都知道，他讲课是“言必称章黄”，老师的教导永远烂熟于心;很多疑难问题，他总是首先让学生查黄季刚先生是否说过。他的信念来自师承，可见其一斑。

行动

陆宗达先生求学的北京大学，当时是“五四”运动后以新派为主流的，黄季刚先生在北大任教的时候，正是蔡元培校长力主新学、国学，各流、各派“兼容并包”的时期，蔡元培校长辞职后，国学的力量就被削弱了。1928年秋天，陆宗达先生拿到北大毕业证书，国文系主任马玉藻聘请他回到北大教书，教预科，同时兼任本科的训诂学，还兼国学门研究所的编辑，接任一个叫戴明扬的，编写慧琳的《一切经音义》索引。以后还在北大本科讲过汉魏六朝诗。1930年整理王念孙的韵谱、合韵谱。1931年后，先后在辅仁大学、冯庸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等处任教。他在这些学校都是教授，惟独在北大，一连九年只是助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不愿给日本人占领的学校教书，便专门在中国大学和辅仁大学教书。1947年，他专门在北师大教学。在这些大学里，他把国学的各个部门搬上讲堂，一直到建国初期文字、音韵、训诂学在大学的课堂上取消。

国学被作为封建文化的同义语受到冷落、受到排斥，是极“左”思潮在文化教育上的反映。这种思潮使几代人没有阅读文言文的能力，无法接触古代典籍，无由了解中国历史，其实，他们是生活在半明半暗的世界里。陆宗达先生在这种时代，从来没有放弃呼唤国学的复生。在训诂学领域里，他有过五个“第一”:

第一个在那个时代公开呼唤训诂学的复生。

1956年，在训诂学已经在教育领域销声匿迹后，他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谈谈训诂学》，一年后，他把这篇文章扩充为《训诂浅谈》　收入吴晗主编的“语文小丛书”，1980年，他又把这本书扩充为《训诂简论》再次出版。这本介绍训诂学的书，一次比一次充实、具体，但始终以它通俗的语言、准确的阐释，认真严肃又轻松地，把没有接触过训诂的青年一代，带入这门古老而有用学科的殿堂。在训诂学遭受挫折、已经被现代人遗忘了的时候，如果没有使中国国学复生的信念，如果没有对传统“小学”深刻的认识，如果没有不怕批判的勇气，在那个时代，是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这门学科径直推向社会的。

第一个为国学的传播开设家庭课堂。

当文字训诂学从高校取消后，陆宗达先生采用在家中传学的办法，将有志学习国学的中青年聚集在家中传学。在我的记忆里，这种家庭课堂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得不停止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大约开设过六次，最长的一期是1979年讲《说文》和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整整持续了八个月。这种从黄季刚先生处学习到的教学形式，跨越了时代，使国学自由自在地不断传播。

第一个采取纯正的国学教学方式培养文字训诂学研究生。

1961年教育部决定招收文科研究生，我们九个人进入陆宗达先生名下求学，走进陆宗达先生文字训诂学的课堂。第一年点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同时用大徐本作《说文》系联。这工作就是把《说文》甲条中与乙、丙、丁……诸条有关的各种形、音、义材料，全部抄到乙、丙、丁……诸条下，九千多条一一如此处理，毫无例外。段注的后面，明明印着一个《六书音韵表》，但陆先生不让看，要我们自己把《说文》的非形声字(包括象形、指事、会意)按黄季刚先生的二十八部十九纽全部填入韵表，再把所从之字系联上去，九千来个字也无一例外。半年以后，陆先生开始讲　《论语》《孟子》《左传》，老师们讲的篇目并不多，可要求我们自己连白文加注疏一起点读。本来，《论语》《孟子》的白文不少人都是通读过的，可陆先生指定的书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焦循的《孟子正义》，这两部书引证经、史、子书的广博，当时实在令人吃不消。我记得初读时光查、记引文的书名、篇名，就整整折腾了一两个月，这才不至于把人名、官名、书名、篇名当生词给讲到文儿里去。那时候，一天十几个小时就干这么一件事，那点“坐功”就是这么练出来的。《说文》学与文献阅读关过了，才开始进入通论学习。后来我知道，陆先生跟黄季刚先生念书的时候，季刚先生就是这么教他的。这种教学方法，就是章黄特别注重的、打好“小学”根底、培养不事空谈的国学人才的纯正方法。1985年，陆先生开始招收文字训诂学博士，更严格地采取了这种方法。现在，陆门弟子与再传弟子成为很多学校传统语言文字学、文献学、词源学、《说文》学的教学骨干，章黄的注重根底的教学方法，也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第一个成立训诂学会，任第一届会长。

1981年在武汉成立训诂学会，促进了八十年代以后的高校训诂学教学与人才培养。章(太炎)黄(季刚)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亲自传授的弟子们成为这时的导师，在八十年代振兴训诂学的时期，较好地解决了训诂学人才匮乏的问题。

第一个创建了以《说文》学为中心，以打好传统“小学”根底为主要目标又具有现代意义的博士授予学科点。

陆宗达先生在1980年第一次研究生学科评审委员会上提出这个学科点，定名为“汉语文字学”学科点。这个点首次建立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是一个对发展国学意义重大的举措，因为，他使培养以国学继承为主的传统语言文字学高级人才，有了“学位”作保证。

这五个第一，足以说明陆宗达先生在二十世纪国学传播中的贡献和地位。

人格

陆宗达先生出生在二十世纪初，祖国正在经受民主革命后外患内忧的考验，已经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文化遭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摧残。陆宗达先生受到时代的感召和老师章太炎、黄侃等国学大家的深刻影响，将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灌注在追求革命与追求国学的实际行动中。革命和国学，今天看来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但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那些志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直学者心里，是那样融洽地统一在一个目标下，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因为这种崇高的追求，陆宗达先生的一生充满动荡与惊险，但他都能凭借内心的安定与平静化险为夷。他曾被特务追捕而因镇定终于脱险;他的前清厂的家曾经是北京地下党的接头地点，掩护了党的工作;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把四个子女送到解放区。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陆先生对自己的这些突出的贡献从不放在心上。有时向晚辈说起来，常常轻松幽默，似乎在诉说别人的故事，有时还带着自嘲的口吻，从不以没有走入仕途为憾事。

从陆先生的出身看，他身居二十世纪初叶的贵族之家，又是三十年代以后的大学著名教授。但他早年的革命工作经历和他潇洒自由的性格使他的自我感觉永远是普通而平易。他待人永远平等，和校工、司机、花匠、仆佣以及各种劳动者都是很好的朋友，常常送给他们烟酒、礼品，和他们交谈融洽。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执教轻松、随意，讲课幽默动人，追求深入浅出，许多学识往往在闲谈、进食、行路中巧妙托出。他做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期间，常常为许多人的事情奔跑，有些在台面上看来不值一提的小事，只要别人以为重要，他都不遗余力地去帮忙。但他没有利用这个“北京市第一统战对象”的身份为自己办过任何事。他讲究饮食，但日常生活从不铺张，只是春天的家常饼、冬天的炖白菜等等家常饭食烹制十分精致而已。他喜欢请学生和朋友吃饭，懂得哪里的菜肴精美可口有特色，被称为“美食家”，但绝不排场，永远求雅而不摆阔。他既不故作谦虚，也不炒作自己。他会像说故事一样讲起那些光荣的经历，也从不隐瞒自己那些“走麦城”的事带来的教训。了解陆宗达先生的人共同的看法是:他不求做伟人，只求做真人。

我走入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已经整整五十四年，从对这门学问知之甚少并怀有戒备，到下定决心愿意终生为之献身，每一步都是在陆宗达先生的带领下跨出的。我前后在陆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了五次，累积到一起的实数是整整十二年———1954年本科跟陆宗达先生学习现代汉语，1961-1964年作陆宗达先生研究生，1979年作陆先生高级访问学者并协助先生上研究生的课，1980年在陆先生指导下写书，1983年正式调进北师大作陆先生的助手，直到他1988年去世———我一生的学习、教书和研究，都受益于自己的老师。

先生在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继承和发展上坚定的信念，对继承师说的执着与忠诚，在治学和为人上的敦厚与睿智，以及他的人格和学术双重的魅力对后学产生的巨大吸引力，永远是我们终身向往又难以企及的高峰。《礼记·学记》　有两句话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两句话解释了章太炎、黄季刚先生对陆先生的影响，也解释了陆先生对我们几代人的影响。

(本文照片由陆昕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