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洁思

刚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头几年，每逢新年来临，社里都要举行文娱庆祝活动，其中一项就是猜灯谜。那些灯谜一条条挂在天花板上，其中总有一条叫“question”的，也总是被人不费吹灰之力抽走，因为这个灯谜太好猜了，它就是当时我们出版社总编的名字:蒯斯曛(与英语“问题”的发音基本一致)。

老蒯不坐在社长室，他一直坐在我们的编辑室里，他喜欢和大家在一起。那时候，因为社里房子不够，我们借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层楼，那栋楼房是民居，一楼有四个房间。两大两小，语种包含英俄德法日，英语组人最多，占一大一小两间，中间是没有门的。老蒯就坐在靠里的小间。我一进社，那些比我略早来的姑娘叽叽喳喳，把她们知道的故事恨不能一股脑儿倒给我。比如我们的两位室主任以前就是地下党的战友，因为其中一位受过处分，所以上下级现在倒了过来。他们互相之间说话非常随便，还时常争吵，但吵完又和好如初，所以叫我不要在意。

还有，就是老蒯。老蒯是个非常慈祥的老人，说话轻轻的，对于初来的新手，他总是拿一份老编辑的稿件处理单，让我们学习参考。他桌子上除了高高堆砌的稿子，就是茶杯和一只旧旧的茶叶罐子，从来没有更奢侈的物品。有一回，听本组的姑娘对他讲了“麦乳精”的好处，他就托她给买了一罐，之后天天冲一杯。我还听这位姑娘叮嘱他:“千万要吃哦，一定要自己吃哦。”他点点头，麦乳精就搁在书桌上。

想起来，老蒯令我记忆尤深的有两次。一次是阅稿时突然忍不住，把一位年轻编辑叫到面前，指着稿上的红笔对他说:“你有什么权力在作者的稿子上用红笔这样乱划?　我们的规矩是有疑问时在稿子上贴小纸条，或是用铅笔轻轻打记号。况且，你还改错了。还有，你的字写得龙飞凤舞，不成体统，赶快先去把字练练好，这可是基本功!”

还有一次，是室里开会，内容是“说清楚”，我不知道这个“说清楚”的主角居然是老蒯。他站在那里，低垂着头，缓缓地说着“文革”中的一桩事:“那时候，造反派让我们一一排着队，去打××的耳光，我也打了。……打后心里难过了许久。”当时听后我心里也很难过，“文革”的画面一一在我面前呈现。其实老蒯也是受害者，他自己不也在牛棚中关了许久!

中午在食堂吃饭时，姑娘们让我留意一位很胖的女子，她们告诉我，那就是老蒯的前妻。走出食堂，姑娘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像小说一样的故事:老蒯与那位女子结婚时，对方曾提出一个条件，即她原有一位未婚夫，战乱时失散了，如果以后再能遇见，她仍然要与自己的未婚夫结为夫妻。老蒯同意了。那都是解放前的故事。没想到事隔多年，在女方刚刚生完女儿还未满月，那位未婚夫竟然出现了。于是老蒯履行当年约定，放自己的妻子回到她未婚夫的身边。听室里的老一辈说，那时老蒯真是苦透了，又当爸又当妈，就这么把女儿养大。我还听他们说，有一回，为了买小馄饨给女儿吃，手里拿着个塑料袋，前面刚把馄饨装进去，下面就漏了出来。因为馄饨是烫的，塑料袋经不起烫。那种尴尬，可以想见。

所以老蒯是单身一人住在上面分配给他的房子里。我曾去过一次，就在淮海路高安路口，与许多同事一起去的，已经忘了去的缘由。

倒是他有一回生病住院的时候，住在华山医院，我和室里那个给他买麦乳精的姑娘去看望他，我们预先把他的一笔稿费领了出来，他半靠在床上，姑娘把稿费塞在他的内衣口袋里，轻轻在他耳边说:“这是你的稿费，千万要给自己买点想吃的东西，不要拿出来给别人乱用。”

最后一次见到老蒯已经是他退休多年了，那次室里决定聚会，定了在陕西南路的美心酒家。我们大家一致说，一定要把老蒯请来，于是早几天通知了他。当天我们派人去接时，听家中保姆说，他早早起来穿好衣服等在那里。之后，他打电话来，正巧是我接的，他对我说，非常感谢我们记挂他;还说，人老了，被人想到是难能可贵的，是特别开心的，等等。他的话语至今还在我的耳畔流淌，是那么真诚，那么苍老。当时听了我的心就很触动，直到今天，自己也老了，才体会他的话中的涵义。

不知今天还有多少人会想起老蒯，想起我们和蔼的老领导!

最近与一友人攀谈，不知怎的忽然提到老蒯，对方告诉我老蒯是位老新四军，曾经在新四军的司令部当过秘书，还曾在一位很有名的司令员手下当过秘书。我很吃惊，怎么也无法把老弱慈祥的老蒯与军人联系到一起。与老蒯同坐一个编辑室多年，始终是同一个印象，从来没有听他标榜过自己，他总是默默地一丝不苟地看稿，总是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有几次，看到我对室里的内部图书那么感兴趣，总是几本几本借回家，他就问我:你要照顾孩子，怎么还有时间看那么多书?　我不由想起他独自带女儿的情景。

斯人已去。

我想念老蒯，想念七十年代末办公室的气氛。老蒯虽然去得久矣，但他慈祥的面容时常出现在我的面前，告诉我，我曾经有一位那么好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