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我的瞬间》梁鸿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卫东

在《历史与我的瞬间》中，梁鸿衍伸了她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已有的对“故乡-中国”状况及关系的关注，不过，这部随笔集更多体现出“为什么关注”和“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关注”。如果把梁鸿“回乡”的工作视为一个整体，《历史与我的瞬间》就是她对自身“精神资源”进行追问、省察的一个部分。出生在农村，读书上学离开，毕业留在城市工作，每年回家乡过年——梁鸿的简历，是同代相当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标配”。梁鸿说，“如果不曾离开，我不会如此震惊地看到梁庄的变化”，那么，究竟是梁庄在变化，还是“我”在变化？将梁庄与“我”的关系放置在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在“70后”打捞记忆和反思精神成长的时刻，梁鸿的“境遇”和思考就具有了“准代言”的功能。

梁鸿的“回乡”源自于“被架空”的感觉，她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觉了“虚空”以及书斋经验的乏力。于是，“作家梁鸿”和“学者梁鸿”，两个不同身份的叙述者，同时出现了。“作家梁鸿”关注的是“瞬间”，是面对自己“日与夜”的“从神经末梢传导入心脏中央”的感觉，而“学者梁鸿”则认为，“能够对这瞬间所包含的形式和世界产生的关联进行思考，我们就汇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洪流”。《历史与我的瞬间》就是两个梁鸿共同执笔的结果。或许“生活在别处”仅仅是一个“瞬间”，但梁鸿敏锐捕捉到并把它放大了，究其原因，除了长期从事具有精神探索意味的文学研究工作外，深埋于她心中的“大视野”也适时浮出水面，并起到了引领作用。“70后”成长于当代中国迅速变迁的“背景”中，他们的思想虽然受到经济意识的强劲冲刷，但从小被灌输的“理想主义”印痕并未轻易褪去，并随着时间发酵，演化为一代人独特的“气质”。《恢复对“中国”的爱》中，梁鸿对“当代作品很少能让人感到‘中国’的存在，在作品的潜结构中没有这一宏大的叙事，而在提及‘中国’这两个字时几乎没有感觉”的批判，显示出她强烈的“乌托邦”情结。

在二十世纪，关于“乡土中国”的叙述绵延不绝，形成了伟大的传统。鲁迅的未庄、赵树理的三里湾、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知名村庄都出自虚构作品，是不同历史时期作家对乡村的“想像”；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对江苏吴江开弦弓村的调查为例，开启了中国社会学学界以一个村庄为个案来研究问题的先河。梁鸿对梁庄的书写，虽然被归入具有争议的“非虚构”名下，但无疑是上述“乡村史”和“乡村研究”传统的延续。关注当下乡村的作品很多，但走马观花式的调查和故弄玄虚的“你懂的”经常让人失望。《归来与离去》《我们吴镇》中，梁鸿让读者看到了她与梁庄的“亲密”，她描述的是一个“每个人在这网络上都有自己清晰的标属”的熟人社会，并跟他们有着感情和人事交流。梁鸿的努力之处不在于她以“记录者”的身份书写了故乡，相反她极为警惕自己的“他者”身份，而在于她努力恢复自己与家人、乡亲的血肉关系，试图让自己重新“在场”，找到一种抵御“无根漂泊”的救赎力量。在对“我-故乡”关系普遍失望，甚至恨不得划清界限“再也不回来”的当下，梁鸿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颇有意味。作为“梁庄的女儿”，梁鸿的“回家”是生存谱系的延续，但是，她却发现“家”已经变成地理概念。《我们吴镇》《家的地理》等篇什中，除了通常的“物是人非”（甚至是“物非人非”）的感慨，作者更多写到了“对面而不相识”的无奈。梁庄在梁鸿这里，具有了“存在”与“虚构”共生的意义，它既是确定的故乡，同时又与记忆不符，因此，只能以“书写”的形式被建构。梁鸿、梁庄彼此激活了对方，“从梁庄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经验找到了在整个时间、空间中阐释的可能”，个人找到了方位，地理获得了质感。

在堪称自己“工作注释”的《艰难的“重返”》一文中，梁鸿坦然承认：“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写作中的困顿，五年之后，也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这使她的写作和研究还要延续。不断地追问和“重返”梁庄，使梁鸿“获得了某种力量，再次返回书斋”。在此过程中，梁鸿不再被轻浮、虚伪的写作占有，而是主动迫使自己陷入深切的疼痛和艰难，直面将梁庄看作“低一层次的生活”的“内疚”和参与“乡村建设团体”的“害怕”等更为严峻的问题。梁鸿经历的，不是一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空虚”的“疗伤”和“治愈”，而是由自身和大地之间试图重建亲密关系而后获得的馈赠，它使不安的灵魂暂且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