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情报与外交》[日]孙崎享著 刘林译 新华出版社出版

 

日本外务省为何没能预测到尼克松访华？石油危机、两伊战争结束、推倒柏林墙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情报系统及具体经办人为何出现失误？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新著《日本的情报与外交》通过一系列调查，探明其中原委，揭秘日本外务省情报工作细节，对日本如何收集、分析、传递情报的方法也有具体论述。

 

孙崎享，1943年生于中国鞍山，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是日本外务省内具有代表性的情报分析专家。

 

在莫斯科大学不读书

 

结束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学习后，我又在伦敦大学学习了一年，之后我于1968年9月进入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部学习。

 

我原本希望在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部学习社会主义的市场化理论，但在1968年爆发了“布拉格之春”运动。

 

“布拉格之春”后，研究社会主义体制下市场经济的相关书籍从莫斯科大学的图书馆消失了。我致力于研究的课题也就无法再进行下去。由于没有书，从那时起我在莫斯科大学的求学方针也发生了变化。“学习是不可能了，那就尽情与苏联大学生打交道吧。”

 

当时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馆员想要融入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硬要闯入的话自有克格勃伺候。幸好我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学生与学生交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书任何时候都能读。但要融入苏联社会，只要苏维埃体制存在一天，就只能依靠大学生活这一种方式。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围绕如何评价苏联都存在巨大分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日本高校的经济系，大部分学者都奉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当时越战战场激战正酣，美国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也出现了追捧社会主义旗手国家苏联的趋势。而在伦敦大学等学府，将苏联作为极权主义国家给予严厉批判的学者占了大多数。

 

“苏联的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外务省面临的重大问题，而且不是学习某个人的理论后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绝大部分人都无法融入苏联社会。所以我的莫斯科生活就从“去现场，在现场听”开始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苏联在国际上正陷入巨大的混乱。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出现脱离的迹象。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因为边境问题最终与苏联兵戎相见。苏联国内此时也陷入了经济混乱。苏联人一旦进入大学，开始大学生活，没人再相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过是统治的工具。从个人层面上讲，不过是为了在体制内生存而必须要高呼的口号。

 

从首都以外地区考上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终于知道，未来与自己曾经描绘的图景有着天壤之别。能在莫斯科得到住房的前提是找到工作，而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在莫斯科找到工作。女生中间甚至出现为了得到工作而与莫斯科市民结婚的风潮，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先结了婚再说。学生们知道，工作、房子，一切的一切都由关系决定，与学习成绩没有半点关系。

 

他们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未来的憧憬。没有未来又该如何活下去？无论男生女生都开始放纵自己，但一切终是枉然。最后只能寻求酒精的慰藉。当时我也和学生们一起喝过九十度的烈酒。喉咙像被火烧一般，颓废至极。但老实说，任何美酒佳酿都压抑不住当时的颓靡之感。

 

在离开莫斯科大学时，我向大使馆提交了名为《莫斯科大学留学记》的报告。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分析报告。没有引用任何学者的观点，只记录了大学里学生们的生活。这也是我践行“去现场，在现场听”理念的第一个成果。

 

这份报告在外务省内被广泛传阅。驻巴基斯坦大使曾野明还曾致信我的上司，对报告表示鼓励。这也为我日后在情报领域工作奠定了基础。

 

赌上性命收集情报

 

无论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还是我第二次赴莫斯科工作的七十年代末，都是冷战的关键时刻。

 

大概是1970年的事情。为了弄清大使馆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特意从日本派来了专家。使馆方面出于对专家安全的担忧，没有让他住在酒店，而是住进了公使公邸。公邸内有一名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苏联女佣，干活任劳任怨，也得到了历任公使的高度信任。但就是这个女人，在专家发现了窃听器后给他的茶里下了毒，之后便突然从公邸消失了。

 

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有传言说苏联军队可能会进攻开始向中国靠拢的罗马尼亚。时任日本驻苏联武官饭山茂制订了从莫斯科开车奔赴布加勒斯特的计划。由于路途遥远，在莫斯科市内的一段就先由夫人开车。结果在停车等红灯的时候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撞伤，前往布加勒斯特的计划也告吹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位前往中亚国家旅行的外派武官在饭馆提议“为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干杯”。结果酒里已经被下了毒，感觉到异样的武官急忙冲到厕所并反锁了厕所的门，一个多小时后就停止了呼吸。

 

还有传言说，驻法国的武官夫人在晚上开车途经一处十字路口时被卡车撞死，当时分别有三辆卡车从三个方向冲她驶来。这种手段在驻英国武官考察蒙古的苏联军队时也被使用过。

 

冷战形势严峻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境内收集情报往往要赌上性命。

 

我在1999年前往德黑兰出任驻伊朗大使，第一次和夫人同时被邀请前往伊朗人家做客，是去参加一场舞会。当时的伊朗社会纪律森严，大家都在看着革命卫队有没有腐败，尤其是对女性的要求十分严格，女性外出时必须把头部遮盖起来。由于是舞会，音乐响起来肯定会被外面的人听到。我于是询问主人“会不会有事”，不过据说已经提前贿赂了附近的革命卫队。但是我并没有跳舞，只参加了聊天，之后也再没有参加过舞会。

 

这场突如其来的舞会或许就是一个甜蜜陷阱（意指女间谍色诱男性，以此要挟对方交出机密情报）的前奏。在我任内，土耳其、西班牙、埃及的大使都曾爆出与伊朗女性的丑闻。其中土耳其、西班牙两位大使还被迫离了婚。

 

其中西班牙大使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颇具戏剧性。他是赴任德黑兰之前刚刚结的婚，属于新婚燕尔。夫人出身于饲养斗牛的世家，大使为了得到心上人，还曾经斗了一回牛。虽说只是意思了一下，但豁出命才娶到老婆的他却和伊朗女人发生了关系。间谍与反间谍，这样的暗战直到今天也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为什么要派间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曾经有机会向访问日本的MI6（英国军情六处）高官提问：

 

“为什么要向苏联派出间谍？西方间谍都会被苏联人打上记号。有些时候还会死人。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还要派间谍，究竟是为什么？”

 

但是MI6的官员是这么回答我的：“今天没有什么情报是不能在公开渠道获得的。几乎所有的情报都会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但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以这些情报为基础，既可以得出结论A，也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B，那么就要去寻找可以证明A或者B的证据。现在的苏联究竟是要向A的方向发展，还是向B的方向发展？无论怎样推理都无法从外部得到正解。在A或B中，A的可能性或许更高。但是现实情况并不能确定就是A了。如果不去到现场就无法解开这个谜。这就是间谍的作用。”

 

间谍的工作就是“去现场，在现场听”。

 

我想MI6是切实贯彻了这一原则的。深入驻在国的心脏——这是数百年来英国情报机构的铁律。冷战时代，英国情报机构也派员常驻东京。那么在东京的外国人圈子里，他会隐藏自己情报人员的身份吗？

 

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如果身份暴露就很难再开展工作了。但是他在外交使团圈子里展开的行动，似乎是故意要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并不住在英国大使馆，而是独自居住。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个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反在东京工作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官和武官，并让他们作为英国间谍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为英国工作。社会主义阵营中对体制不满的人则传递出这样的信号，去他家并不会被认为是什么失当之举。

 

前文提到的MI6官员当时还说：“MI6的总人数可能比美国CIA部署在泰国的人还要少，但成果并不输给他们。”

 

因为MI6有潘可夫斯基。虽然没有公之于众，但是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潘可夫斯基隐藏在苏联政府及克格勃内部。“去现场，在现场听”确实是情报的原点。

 

“去现场，在现场听”并不仅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现场，还意味着要知晓身在现场的人在想什么。苏联问题权威乔治·凯南（冷战时期对苏封锁政策理论的支柱）通过阅读《契诃夫全集》把握苏联人的性格。不同国家的国民以什么作为电影、电视、小说、戏剧的主题，只有知晓了这些才能说是“在现场”。

 

今天网络已经十分发达。十几年前，美国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了什么，大使馆和媒体都必须进行报告和报道。外交官和记者相对于普通民众占有绝对优势。但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即便身在日本也可借助网络看到白宫或国务院记者会上的交锋。住在华盛顿，或者身处大使馆内，已经不再比其他人更接近现场了。

 

伊战前后的外交风云

 

1998年初，当时国际社会的最大焦点就是美国对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1998年1月，一封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联名信就摆在了克林顿总统的案头。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总统先生在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应当提出美国的新中东战略

 

·这一战略应当包含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内容

 

·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外交手段失败就应当采取军事行动·不应被安理会决议所束缚这份联名信的签名者包括（括号中标明的是其在小布什政府的职务）：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长）、珀尔（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艾布拉姆斯（国家安全会议中东政策负责人）、阿米蒂奇（副国务卿）、博尔顿（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

 

1998年，克林顿总统迎来了其总统生涯中最大的危机。1月，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不正当关系成为了世界头号新闻。主张应当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联名信也是在1月出现的。众议院已经表决通过弹劾总统，但在参议院的无罪判决终于给事件画上了句号。

 

联名信出现的时间正好赶上克林顿总统最不堪一击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拿莱温斯基的事情找茬儿。但是不能否认，共和党在莱温斯基事件上会穷追猛打到什么程度，肯定与共和党人为主的鹰派联名上书主张对伊开战一事不无关系。克林顿总统无疑是中了某种形式的“美人计”。是美国人给美国总统下的套儿。

 

当时我恰巧在伊拉克的邻国约旦的情报部访问。会谈的议题自然也绕不开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可能性。

 

我问：“您认为美国会攻打伊拉克吗？”

 

局长坐在椅子上看着我说：“昨天，约翰·卡尔就坐在你坐的这把椅子上。”约翰·卡尔是英国外务副大臣。

 

局长接下来说：“约翰·卡尔说，英国已经向美国建议，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而且为了使行动更为有效，英国还是主张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并将全力促成此事，但是这份建议也是给约旦的。”说完抿嘴一笑，便不再讲话。

 

克林顿总统的确在认真思考攻打伊拉克的事情。英国一直扮演着美国最信赖的盟友角色。当然也必须对美国攻打伊拉克表示支持。但是在内心深处英国并不希望攻打伊拉克。如何既不得罪美国又能阻止战争呢？英国想到的方法就是重视联合国的决议。英国告诉美国：“我们当然支持你们攻打伊拉克，但是为了确保打击的效果，还是提交联合国表决比较好，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吧。”

 

实际上英国为了促成联合国决议的通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俄罗斯是持反对意见的。结果决议流产，由于得不到联合国授权，对战争的态度也将发生变化。美国不能无视舆论。这样就可以阻止美国发动战争了。

 

那么这和约旦有什么关系呢？约旦是伊拉克的邻国，攻打伊拉克势必给约旦造成混乱。所以约旦反对对伊动武。约翰·卡尔前来约旦要转达的意思就是：“虽说是支持美国，但真实想法是不希望开战，因此才要提交联合国表决，这也是为了你们的国家。”这一瞬间我突然领悟到英国外交的厉害之处。

 

顺便说一句，现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母亲就是一位英国军官的女儿，足见约旦与英国之间极为密切的联系。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曾作为身份最高的嘉宾出席了英国军情六处前长官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