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林

罗国杰是我的大学同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建立，获得国家特殊政策，在全国统一高考之前提前招生，我们这批幸运学子成为该系首届本科生。然而，罗国杰与我们又不是一般同学，他年龄大（比我们大十来岁）、资历老（上海解放前的同济大学地下党员，进校时已是十六级干部）、学识高（读过许多书，学问、实际工作经验都比我们高一大截），因此一进校就是我们学生的头，为系党总支委员和团总支书记。我们昵称他为“罗老”、“罗戈”。

1960年初，我和他由同学关系又成了同事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罗国杰、李光耀、姜法曾和我四人被分配去筹建中国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在罗国杰领导下（他被任命为教研室负责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和研究工作。然而不几年，他却在“重提阶级斗争”后的学术批判运动中，因一件事而被点名批判。

1963年年初，北京哲学会胡锡奎、冯定等领导研究当年开年会的主题，当时中苏论战（中国称“反修”）正酣，因此决定今年年会主题为批判苏共宣扬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并把写这篇主旨论文的任务交给人大哲学系，哲学系又交由我们伦理学教研室来完成。教研室研究决定由罗国杰和我来撰写。我们经过三个月苦战，才完成这一政治写作任务。可是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决定，反修文章一律由中央来组织写作和发表，各地和单位不得组织写作和发表。这样，文章没有发表，但中宣部却记住了罗国杰和我的名字，后来不久中央组织反修理论班子时，我们两人先后被调进了批判人道主义的写作班子。

这一写作班子设在“十八所”（北京万寿路的中直招待所）。班子主持人（主编）为周扬，但他不常来，平日工作由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局）领导人洪某负责。

进入1964年后，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了，学术理论界搞起了“大批判”运动，批判各种“修正主义”理论观点和“反动学术权威”。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首当其冲。一天吃午饭往餐厅的路上，洪某对我说，刚才林聿时（《哲学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来找我，说他们收到姜法曾投来的一篇关于道德继承性的文章，认为道德有继承性，是典型的“合二而一”观点，他们准备发表，作为“合二而一”论的典型组织文章进行批判；可罗国杰听到消息后，立即告诉姜法曾赶快把文章要回去不发表了。洪某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罗国杰对同学的关心。”洪“嗯”了一声，马上问走在边上的一位同志：“你怎么看？”此人否定了我的看法。洪某说：“对同学的关心，就是对中央的不关心！”我一听“上纲”这么高，吓得什么话也不敢说了。

下午，洪某立即召集写作班子全体成员开会讨论此事，对罗国杰进行批评，也捎带批评了我“对同学关心”的话，上纲很高。会后，他又叫班子临时党支部开会批评帮助罗国杰，罗国杰在会上承认犯了“严重错误”，“通风报信”不仅是“组织纪律错误”，也是“对中央战略部署的政治错误”等。不久，罗国杰就被送回了人民大学。

回校后，事情还没有完。洪某又打电话给人大副校长孙泱，叫学校再组织批判会对罗国杰进行批判和帮助，并根据罗的认识程度看是否要进行组织处理。哲学系党总支奉命专门组织了对罗国杰的批判会。

不久，罗国杰被免去了教研室副主任和系党总支副书记的职务，他领导和创建的中国当时唯一的伦理学教研室也被解散。

现在时隔几十年后来看，当年批判罗国杰这件事是完全错误的，但也不仅是洪某个人行为造成的（洪某和我说过，对罗国杰的批评措施也不是他个人决定的，“部里”曾研究过），而是当时形势使然。当年大搞“阶级斗争”，批判针对他的“一分为二”观点的“合二而一”论，处在这一氛围中，谁碰上谁就要挨批。没过多久，洪某自己也在“文革”初期作为“判官”被揪出来批判和斗争了。

然而罗国杰并没有因此消沉和气馁，他还在苦读和钻研他的伦理学。“文革”结束，伦理学教研室又恢复了，他很快带领教研室同人编出了我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础；主持主编了引进外国伦理学名著的“外国伦理学译丛”的翻译和出版，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水平。其它学术研究也是成果迭出，蜚声学坛。他还受教育部委托，开办了全国高校伦理学师资培训班，为全国培养伦理学人才，后来又建立了伦理学第一个博士点，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还应邀去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讲过课。罗国杰先后担任过全国伦理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二十多年，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副校长，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2012年春节，当时主管宣传学术的政治局常委看望著名专家学者，社会科学界唯一受到看望的就是罗国杰。2014年罗国杰又获得社科学术界最高奖“吴玉章奖金”终身成就奖。看到我的老学长取得的这些骄人成绩，联想到几十年前他遭到的不公正批判，我就常会想起中国的这句老话：“梅花香自苦寒来”。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多年学术和教学工作的劳累，损害了他的健康，近十来年他一直染病在身，于2015年3月9日不幸辞世。罗老，罗戈，你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