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

有一种说法认为，既然如今严肃文学出于种种原因已经处境艰难，那么作为文学批评，更应该竭力去发掘和褒奖现有作品中一息尚存的好，而非一味指摘和挑剔其中的不足。这本意上可以视作一种用心良苦的隐微术，即通过对一些东西保持沉默，通过只述说一部分的真实，来委婉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隐微术从来都只是有身位的哲人的专利，因为唯有哲人的沉默才是有效的，才可能被少数用心的读者辨识，隐微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扩大和宣扬成一种普遍的写作方式。因为一旦如此，隐微术也随之自然失效。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自觉应该首先尽力做到的，唯有诚实而已，诚实地面对写作的困难，诚实地表达自己的判断。

我在《批评的准备》（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诸多文章中所表达的判断，大都是针对刚刚出现不久的当代文学新作品而言，因此我还必须面对一种似乎越来越流行的观点，即认为新作品不应该用过去的美学标准和已有的阅读经验去衡量，新作品如果令人不满，或许它正是在参与创造未来的美学标准，我们作为读者应搁置争议，静静等待时间的裁决。这样的观点几乎无懈可击，只是我始终难以苟同，更倾向于昆德拉所说的，“追求未来是最糟糕的因循守旧，是对强者的胆怯恭维”。以追求未来的名义消解过去，其结果是只剩下苍白无根的现在，只剩下可以被胡乱打扮肆意命名丧失免疫力的现在。事实上，有多少的恶，不都是假借未来的名义来施行世间的吗？我们的一切都拜过去所赐，所谓的未来也同样由过去造就，所有的创新，假如真的存在，也都是从过去的泥土中长成，唯一的问题仅在于，是何种过去，是谁之过去。让·热内说：“我不太能理解艺术中所谓的创新。一件作品应该被未来的一代代人理解吗？但为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要使用它吗？用它来干什么？我不太明白，但我却模糊地认识到，所有的艺术作品若想达到最高境界，必须从创作它的时刻起穿越千年，带着无限的耐心和专注，尽可能连接起满是死者的远古之夜，这些死者将在这作品中认出自己。艺术作品不是留给一代代孩子，而是赠与数不胜数的死者的。他们赞赏或拒绝它。”

以上这种种自述，也许能勾勒出一个好战的保守主义者的面目，抑或还是一个有洁癖的道德家，但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在哪里？他持有的美学立场和批评标准是什么？我对此一无所知。长久以来，我都着迷于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一书中展现出来的对自身灵魂和爱欲的无尽探求，于是我将这本集子取名为《批评的准备》。

2001年秋天，我来到复旦跟随许道明先生读书，之后的三年，于我而言是一次生命的转折。先生是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名家，极重史料，强调对具体作品和文献的爬梳和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文学感受和生命体察，不喜空论，这些对我都有很大影响。此外，我对批评和文论的兴趣，如今想来也完全得益于先生。我记得先生开列的第一本必读书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而我在撰写毕业论文时，先生指点我参考阅读的，是M·H·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先生的弟子不多，上课一般都是在家中，他又主张因材、因阶段施教，宁愿自己多费点力气，也不愿偷懒把各年级的弟子混在一起教。我有时想起过去每次到先生家里的情景，常就是那么寥寥的两三个人，坐在沙发上，一边品着天南地北的好茶，一边聆听先生的教诲。在他严厉难以接近的外表下，是一颗敏感温厚的赤子之心。他曾自比是老蝴蝶，而学生在他眼里，都是些尚未变成蝴蝶的毛毛虫，他爱他的学生，就像振翅飞翔的蝴蝶爱自己暧昧的前身。

恍然间，先生已经去世八年多了。这些年我自己游荡在学校之外，有迷失，亦有困厄，所幸读书写字的习惯却一直保持，这习惯不能带给我什么更多的东西，但或许能让我在有朝一日与先生重逢时，还可以相与言笑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