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舒

我曾编过一本《百位名家谈读书》的小册子，此书收入的一百篇文章皆刊登于我编的一个有关读书的专刊上。此书与读者见面后，常有朋友和读者来信，问起我向名家组稿难不难，不由让我情不自禁打开那只珍藏名人书札的抽屉。这只抽屉也可以说是我组稿的档案箱，每次展读这些信札，都使我感受到名家虚怀若谷的风度。

《百位名家谈读书》收录冰心、唐弢、于光远、唐圭璋、廖沫沙、董鼎山、季羡林、施蛰存、周汝昌、苏步青、萧乾、章克标、徐铸成、金克木、冯英子、蒋星煜等前辈作家的文章，也收录了当时年龄六十多岁的流沙河、王蒙、张贤亮、刘绍棠、邓友梅、高晓声、白桦等中年作家的文章。他们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声誉，在史学、文学、新闻、戏剧等各个领域各有所成。但他们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从不以自己的地位成就自傲于人，相反，越是名家，越显得很虚心，对自己的文章要求很严。比如当时任上海市社联名誉主席的罗竹风先生，在收到我约稿信之后，在寄我稿件之中夹了一封信，信上说：“文章虽短，但花了不少力气。因您催得紧，而我明天又要到北京去，只好这样交卷了。”其实，罗老这篇《苦中求乐》的文章确实花了功夫，他早在四十年代就写了不少好文章，而我却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他并不因为自己是名家而居高临下对待一位普通编辑。

从这些书信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名家写信，都在字里行间显示他们平等待人的气度。王瑶教授在信上用“遵嘱”、“乞收”，将自己的文章称为“拙作”。八十高龄的老作家秦瘦鸥更是认真之极，由于约稿信搁了几天，他用“几乎误事”来自责。作家柯灵先生寄出稿子之后，写信给我：“请尊裁。”作家周而复用毛笔行书写信告我：“大札已悉，因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迟复，望谅！如命寄去关于读书千字文，望查收。”三十年代闻名文坛的女作家陈学昭给我写了短文，后收到报纸又来信：“尊敬的正文同志，给您很多麻烦，既感谢又不安……您有机会来杭州，请告诉我，我当设法看你，我虽然行动不便，可请家人陪着。”读这些信札，令人感触万千。我记得小时候读书，老师就在课堂上对我们讲过“半桶水，淌得很”的故事，并说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人，总是很虚心的。只有学了一点皮毛功夫的人，才会沾沾自喜，骄矜显露在脸上。这些名人书札便给我这样一个形象的注脚。

读这些名人书札，还使我感受到当一个编辑的快乐。我没有读过大学，靠自学进入新闻界，有一次去广州组稿，与秦牧先生谈到自己的困惑。秦牧先生后来给我来信，不仅对我的小说给予鼓励：“你的小说写得很流畅，可见你是下过功夫的。”又说：“你能浏览《二十四史》，锲而不舍，将来必有大成。”关于文凭之事，秦牧先生引了俄国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的一句话：“第一个教大学的，必定是没念过大学的人。”这些话令我终生受用。出版家赵家璧先生参加了《新民晚报·读书乐》创刊五十期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鼓励：“你组稿很有办法，对心目中的对象，能盯住不放，结缔于成。”又说：“编辑就要兼社会活动家，你就是新一代的代表。”这些鼓励使我惭愧无比，我自知只尽了一点编辑的责任，但秦牧、赵家璧等前辈却给予我褒扬，我只有尽心尽力认真做好编辑工作，才能不负他们的鼓励与期望。

王元化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我向他约稿，承他赐稿，文章刊出后，他给我一信：“正文同志：拙文发表，无一错字。这是近几年来我在报上投稿的头一次。由于高兴并报答您编辑工作的认真，特写了四则《夜读抄》寄呈审定……如您认为不合用，也请不要客气，掷还就是。”读之，使我感愧莫名，编辑认真校对，是应该的份内事，王老却对我褒扬鼓励，让四十出头的我心存感激。我当时每次接到王老的手稿，先誊抄一份，再发排，排出小样后，我先校对，然后打印后送他寓所请他审看样稿，故而文章刊出后无一错字。我想，我只是做了一个编辑应该做的事。

我收藏名家书札计三百多封（可惜后来办公室几次搬家，大部分信札遗失），这些信件十分珍贵，可作为文学家史料之一。同时，也是我们编辑学习的好教材，随着我们阅历丰富，智商提高，我们会更加认识到这种虚怀若谷好作风的教益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