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

■张涛甫

很久没看电视剧了，因为，电视剧的世界太平凡，准确地说，太平庸，难以激起收视的冲动。最近，似乎不看电视剧有点说不过去，跟不上形势了。我突然发现，很多人的眼球被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吸卷了过去，连日理万机的习大大都在关注，这让这部电视剧热度骤然升级。这部由同名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成了眼下人们交流或吐槽的热点话题。众声喧哗中，点赞者众多，吐槽者也不少，甚至有酷评者把这部热播剧批得遍体鳞伤，似乎砸电视机的冲动都有。我们会发现这样有趣的现象：什么舆论话题都可能被撕裂成正方和反方两大阵营。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遭遇围观，成为舆论焦点话题，同样面临被舆论撕扯的境遇。舆论场上冰火两重天，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值得深究的社会病理。

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至今近三十载。它已玉成经典，源源不断地接受来自读者的致敬，同时接受形形色色批评的挑刺。《平凡的世界》成为经典，并不意味着对批评“零容忍”，获得批评的豁免权。在批评界，对小说《平凡的世界》评价的分歧其实并不比当下舆论对同名电视剧少。

文学是影视的乳母，而文学经典的哺乳期更长。文学经典经由影视转译成为新的文本形态，这是向经典致敬的表现。当下热播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不是路遥小说的首次“触电”，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人生》热映，已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事件，成了整整一代人难以消磁的文化记忆。八十年代末，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也创下了可观的收视纪录。电影《人生》和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都是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应该说，改编都还算成功。特别是电影《人生》的成功，以至于很多人不记得还有小说乳母的存在。

将小说改编成影视，是文本转译的过程，是对源文本进行二次加工和再传播的产物。这个转译过程能不能成功，受到诸多因素的约束，其中，甚为关键的有三大因素：

其一，媒介语言的约束。小说语言转译成影像语言，存在相当大的难度。众所周知，小说是文字的疆域，影视则是影像的领地。文字和影像，作为两种传播介质，各有各的表达特质。同样的故事经由文字的表达和影像的表现，产生的效果会存在差异。将文字转译成影像，即便直译，也不可能做到原汁原味，毫发无损。文字表达的有些意味是无法用其他媒介转译的，就像《红楼梦》的味道很难用英文转译一样。小说改编成影视，存在技术上难度：要跨越文本介质壁垒，尽可能保留源文本的精血。经典转译，须尽可能心怀对原著的敬意，少一些误读。表现在技术上，尽可能克服介质表现力的局限，将介质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电影《红高粱》的改编就是成功的例证。当然，电影《红高粱》的成功一是源于莫言小说高浓度的意象性，转译起来相对容易，二是与导演张艺谋卓越的艺术才情和视觉表达有关。而《平凡的世界》的转译在这两个方面都差口气。

其次，时空跨度带来的理解难度。小说《平凡的世界》行世几十年，时空跨度之大，给影视改编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当然，有人会提出反例：很多古典文学经典改变成电影或电视剧，并不失败，比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有点特别。这部浩浩荡荡百万言的长篇小说，是路遥用生命书写的泣血之作，跃动着路遥对他身处那个特殊时代的切肤体验和深刻理解。这种体验既是私人性的，也是时代性的。如果换一个人，或换一个时间和空间，理解的效果可能会大不一样。更何况，时隔几十年，沧海桑田，在中国土地上，包括黄土地上，发生了太多远远超出中国作家想象力的故事，很多事件攒在一起，井喷式地发生，让这个时代变得无限精彩和拥挤，其沉重感、厚重感超出我们可承受的极限，更超出了作家们想象和表达的极限。当代中国作家在一个天量级的时代复杂性面前，他们力所能及的只是某些局部的问题或某个面向的世界，无法举重若轻地将时代拿下。但是，路遥与众不同，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鲜有的能触摸到时代穴位和痛点的作家之一。在当今这个浮躁、浮华时代里，真正理解路遥大爱和深痛的知音是稀少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没有触摸到原著中的大爱与深痛，对原著的转译还停留在表面。它的收视成绩单，并不能说明真正懂路遥的人就很多。

其三，小说创作是一个人的工程，而电视剧生产则是集体工程。小说《平凡的世界》是作家的独手活。在作家想象的世界里，他是一个独裁者，所有的人物命运和故事都服从作家的自由意志，听从作家的调遣。但小说改变成电视剧，就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这需要众多参与者的集体合作，形成合力。文学经典成功改编成影视剧，是一个高难度的集体工程，这对每一个主要参与者的悟性和表现能力均是不小的考验。

将文学经典改编成电视剧，是个吃力不一定讨好的苦差。从某种意义上说，成功改编一个经典是另一高度的创作，是一个高难度的创作。在抵达成功的路上，有很多看得见的路障以及看不见的陷阱。因此，我们应以宽容之心面对经典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