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育幼之责，年轻父母似乎难逃“两难”选择。一种是被娃深度“套牢”，父母中的一方不得不暂停事业，抽身陪伴；另一种是交托给祖辈或育儿嫂，但需直面可能的育儿观念差异、家庭矛盾。

解决好“幼有善育”，既关乎解决“老小旧远”中的一“老”一“小”，更是超大城市上海吸引优秀人才的重要举措。今天，《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将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合并立法，这在地方立法中尚属首创，”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阎锐说，这背后渗透着托幼一体化的为民理念，以便孩子从托班至幼儿园的环境切换，也能将0岁至6岁视作完整学龄段来教养。

数据显示，目前本市共提供托额5.3万个，千人托位数2.12个，全市街镇普惠性托育机构覆盖率97%。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透露，明年将继续加码建设社区托育点，开设更多公办幼儿园托班，预计2025年达到千人托位不少于4.5个，相较于目前数量实现“翻番”。

《条例》进一步强调设施资源合理布局、专业服务赋能家庭等，并从硬设施、软服务两方面入手。其一，明确社区托育点要综合考量生活圈、服务圈、就业圈，实现便捷可及；其二，探索实施“家庭教育指导师”新职业，将专业资源引入家庭，通过家园共育，让孩子们在人生起步之初的“行为认知养成期”得到科学教养。

紧贴“老”的动线，布局“小”的设施

门口大排长龙，周遭马路围得水泄不通。幼儿园门口，许多人总能在早晚高峰捕捉到类似场景。

人群集中，意味着资源集中，设施布局有待完善。家长们很难在日常通勤动线中，就近就便将宝宝送进高质量托育点。

图为江宁路街道试点的“宝宝屋”

如何挖潜增能？调研中，不少社会机构代表吐露心声，曾有心实践，但苦于空间难寻。中心城区寸土寸金，好不容易“挖”出可用场地，但最后却硬生生卡在了容积率上。《条例》明确：在保障公共利益、符合更新目标的前提下，可按照规定对用地性质、容积率等指标予以优化。

不仅在政策上适度解绑，《条例》还对社区设立托育点给出了清晰指导：有相对独立区隔的空间，符合卫生、环保、消防等标准和规范。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首批试点的社区托育点“宝宝屋”已满月。街道对于选址饱含巧思。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幼儿园……其中不少紧贴着“老”的活动动线，布局“小”的服务设施，让更多隔代教养的老人告别“一心挂两头”。

对于空间设施，还有更多个性需求。“不仅是室内，孩子们能否在户外找到更多‘适幼化’设施？”不少市人大代表们认为，开放的室外空间有利于开展创造性游戏，开拓孩子们的思维。《条例》提出，有条件的社区托育点，可设置户外活动场地。针对特殊的宝宝们，《条例》也明确加大资源设施建设力度，明确“学前特殊教育服务覆盖所有街镇”。

新职业试水，家园科学“补位”

便捷可及的空间资源外，还要附着专业、科学、多样的集中照护和育儿指导服务。生活中，我们常将养育称为“拉扯大”。其中的隐喻是参与培养孩子的力量众多，需多方合力。

家庭、幼儿园或托育机构，之于孩子而言，都是重要课堂。对这些课堂来说，共同的目标是实现儿童身心健康和安全。《条例》将其细化为，“促进婴幼儿身体发育、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围绕这一目标，课堂之间需互相“补位”，将科学共育的理念贯穿始终，让孩子即便身处不同场景环境，都能享受相对统一的教育。

《条例》专辟一章提及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其中明确：依托高等院校、社区学校等建立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培训的专兼职师资队伍，开展对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工作研究。

今年，“家庭教育指导师”首次成为国家新职业。上海的部分公办托幼机构，纷纷开始“试水”。在宝山区，部分机构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选择权交给孩子。“他们投出的这张信任票，嫁接起了学校和家庭。”一位家长说，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制度，成了家园互动的又一载体，与老师沟通交流起来也更合情合理。

当教师身兼“新职”进入家庭，他们的指导方式，与机构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少说多听”，这是他们遵循的首要原则，这意味着更聚焦观察个体的生活习惯和祖辈教育方式，并针对不同家庭归结更管用的个体经验。《条例》中也明确：注重个体差异，采取灵活多样的指导措施、途径和方式，帮助家庭树立科学育儿理念。

为扩大育儿指导的受益面、提高服务的精准度，今年，市教委还将把科学育儿纳入一网通办“出生一件事”中，让所有的家庭在迎接新生命的同时即可享有公益、便捷、贴心的服务。

作者：王嘉旖 刘佳媛

编辑：周辰

责任编辑：刘力源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