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一词，出自庄子《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伯自喜于泾流之大，顺流至于北海，东视而不见水端，因望洋而叹：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个“方”字，成玄英疏为“犹道也”，就是说大方之家相当于得大道之人。成疏用了一个“犹”字，这就意味着不是其本义。其本义在《说文》中释为“并船”，以为“象两舟省总头形”。段玉裁释称“下象两舟并为一，上象两船头总于一处也”。大概一条船是长方形，两船相并即成方形，所以称方。而我有时觉得，这个大方之家，对于河伯来说，应该就是能够坐大船的人，到处游历，见多识广，一接之下能让人感受到宏博浩瀚，顿觉先前自大之可笑。

在庄子《天下》篇中还用到一个“方”字，即“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成疏释“多方”为“多方术书”。这个解释也较牵强，似乎惠施收藏的都是方术一类的书籍。惠施与庄子齐名，而重刑名之学，其学及其收藏绝不只限于方术。所以这个“方”还是得从其所得名之本源上来探寻，即两个长方相并后合成为一个正方。从并船的角度，方很具象，而从正方或四方的角度，就开始抽象。从抽象的方再与书联系起来，回到具象，那这个“方”就很可能指的是方板，即所指当为图书的载体。有了文字之后，古人当在所可利用的诸多载体上都刻划书写过。竹子与树木方便易得，应该都曾被广泛利用。只是竹子更方便做成竹简，而树木要制成板稍麻烦，所以后来竹简一家独大。从方板的角度，惠施多方并有书五车就很好理解了。从上面两个典故不难发现，要成为方家，是有相当难度的，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除了要有广泛的阅历，即所谓“行万里路”，还得要“读万卷书”，有相当的阅读与研究基础。

从深于研究、熟于其事来说，释大方之家为得大道之人也自有其得理之处。庄子在其著述中讲过不少的故事来描述这种对事物精深的探究与掌握。庖丁目无全牛，但以神遇；佝偻者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但深藏于事物中的道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譬如斫轮，轮扁的体会是“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大概说的是手法的快慢与榫头大小合适度的关系。轮扁感到“有数存焉于其间”，这个“数”，可以说是技，也可以说是道，只能用心体会，难以说明白，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得不到真传。

要做一件事，如何才能了解并体悟存焉其间之数与道，虽通常不免有些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这并不是说其完全不可掌握。相反，庄子实际上给出了体悟道的方法，即先体验，再进乎技，而后臻于道。就斫轮来说，先须有徐与疾的体验，而后逐步过渡到不疾不徐，从而进乎技，最终得乎心应乎手。

而对于诗词，同样入门有法，尤其是当这些法已为方家所总结，就更值得从之问途。

徐晋如教授最近牛刀小试，著《诗词入门》，无疑是一部供诗词爱好者探津诗途的佳作。虽然书名所示只是入门，但实际上徐教授之所立论却是堂堂正正，高屋建瓴。比如开篇探讨为什么要学写诗词，徐教授特别拈出孔夫子的话“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强调的是诗词应当为己，也就是说，学习以及写作诗词是为了人格之完善，用晋如教授自己的话就是：“学诗词首先会让你成为一个真诚不妄的人。”人必真诚方可写出好诗，学诗词乃是为了体验以及表达情感之真，“诗词是情感的体操”。

从真诚做人及表达情感的角度，诗人是天生的。一个人只要本着真心生活，他就具有诗意人格。但这并不必然表明他能写出好诗词。诗词写作主要关系到两个方面，一是内心有蓄积需要表达，二是以一定的方式表达。叶嘉莹先生特别强调兴发感动的力量，这主要是从第一方面来说的。况蕙风论词喜说“词心”，以为那是人们在听风雨、览江山之际“由吾心酝酿”的一种“万不得已”。词人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语言将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即“以吾言写吾心”。在表达的内容上，则是“吾心为主，而书卷其辅也”。况蕙风也主要强调的是感发的力量，但他提及如果一个人读书多，表达起来就能“言尤易出”，即能更快捷地找到适合表达的语句。

所以从书卷角度，或从学养角度，学诗词是有途可循的。这一点在徐晋如教授那里被突出放大，他甚至特别指出，“写出好诗词并不需要特别的天赋”，并以之作为其书中一篇的题目。在晋如教授看来，“诗人应当是永远不肯与流俗妥协，永远与平庸卑贱相抗争的人”。对于这种不妥协与抗争，他还特别引用了王国维关于“古雅”的论述，因为古雅的反面就是浅近低俗。他以为可以“凭藉修养，达成古雅”，并以为这是“中国古人作出好诗词的最大秘密”。他说：“中国人几千年来在文艺领域积累的全部经验，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模拟名作，达成变化。’”一个人只要肯沉潜，像练习书法一样，先从临帖开始以求入帖，而后从形似以求神似，从入帖以求出帖。学诗词也一样，只有先入古，才能出古。在入古的过程中，什么平仄格律，什么赋比兴，什么用典，都会在沉潜的过程中得到体验，或潜移默化。

是否经过模拟或临习功夫，以及先模拟或临习什么，其结果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学诗，当先从五律学起，再学七律，再学七绝，至于五绝，甚至都不必特意学。五律“要求字句精炼，就像唐代的楷书一样，在笔画、结构上最为讲究，故而是最适合初学的诗体”。而律诗讲究对仗，所以学诗应先学对仗。比如词大致上可分为小令与长调。通常认为学词宜从小令开始，由小令而渐至长调。徐晋如教授以为，小令产生于唐五代及宋初，作者们多运之以近体诗之笔法，到长调，其句式、格律、笔法、结构与诗才全然不同。小令如诗中之七绝，想作得好，需要天才，否则难臻上乘，而长调则与功夫相关，只要肯下功夫，自然水到渠成。晋如教授的卓见源自其师祖朱庸斋先生。朱庸斋先生著有《分春馆词话》，于词之创作，尤多创见。他强调填词宜步韵名作，从模拟长调，特别是模拟多有拗句的涩调词入手。

诗先五律，词首长调，虽然《诗词入门》在诗词作法上花费了大量笔墨，但所示之法却是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不少诗词读物，要么作者懂诗词而意不在作法，故率多简略，要么不懂诗词而率尔操觚，终不免隔靴搔痒。徐晋如教授年轻时即以诗词名世，著有《忏慧堂集》与《红桑照海词》，其以诗词作手而探讨诗词作法，故所论深中肯綮，其《诗词入门》无疑也是同类作品中最值得推荐的佳作。

徐晋如教授还著有《大学诗词写作教程》，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推崇诗人人格之“高贵”，以为“学习诗词就是要继承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诗词入门》所提倡的“古雅”以及“为己”实际上与此一脉相承。晋如教授此论也深获我心。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袁枚、王国维因以此而目诗人、词人。诗人词人与大人一样都是具有高贵的赤子之心的人，这种赤子之心如婴儿般纯洁恳诚，在儒家看来，正是人之本心。人的一生需要修身，而修身的根本实际上就是这种本心的发现与葆有。而诗心也就是赤子之心，是仁心，是美的向往之心，善的追寻之心，真的体味之心。所以诗人也好，词人也好，心中对真善美自有一个标杆。诗人当以其本性之善，来体味事物之真，歌咏人间之美。正因为心中有标杆，所以他们更容易在善的体认中体会恶，在真的体味中感受假，在美的探寻中发现丑。一个内心真诚的诗人必然守仁修善，崇尚高雅，抗拒流俗，鞭挞假丑。

世间假诗人多，真诗人少。很多所谓诗人根本不知诗为何物，只是在书写而已。陆游曾对儿子说起写诗体会，结以“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种“诗外”之功，正像轮扁斫轮之术，两人都语焉不详。但对于斫轮，轮扁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要做到不疾不徐先须有一个疾与徐的过程。对于诗，陆游也从初思辞藻之工说到如何出入名家体会三昧。从出入名家以达成古雅，从诗外之功以修炼真诚。人必具高贵之人格始可与言诗。《诗词入门》虽以“入门”名书，而作者自是方家，其所立论自然宏大。故曰：汝果欲学诗，宜就方家问斫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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