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婧 摄

一个人的为人处世和价值观念，往往与他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而家风则更是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风大道无形，看不见摸不着却时时处处在影响着我们的心智生命和言行举止。

记得以前读旅美学者林同奇先生撰写的《林氏家风：中国士大夫传统现代转化一瞥》，印象极为深刻。他所在的家族在民国以后仍旧深受儒家教育之浸润，诸多子弟幼时都是在家里接受经典教育，并未上过新式学校，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其中的一部分成员成为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出现了中美两国诸多的顶尖科学家和院士。他如此总结林氏家风的核心价值：“教育和读书做人至为重要；推崇内在品质；不重视财富和权力；跨越各代和各小家庭间的感情纽带；强调对‘别人’包括对他国和他人的理解；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即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祖国传统的珍视。”

这篇文章我时常重读，每每有新的感触和体悟，也常常因之而反观自己成长其中的家庭。我成长于一个极为普通的农耕家庭，自然无法与林氏家族的书香门第气质相提并论，可也有其不容轻忽的价值，如今念想起来更是感恩于这个家庭的家风对我的煦育和滋养。父母都是白手起家的农家子弟，在1970年代结婚初期遭遇了巨大的困境，但他们携手渡过了婚姻生活中的第一道难关。到了1984年，父母靠着多年的勤俭节约和辛勤打拼积攒的一些钱建起了院子里第一栋全是红砖结构的房子。父亲虽然担任过村里的一些职务，但这方面收入低微，他也从不以此自傲傲人。家里主要的收入是靠农耕和种植蔬菜瓜果售卖。记得儿时，晚上写好作业，我们就要帮助父母捆扎豆角之类蔬菜，而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骑车带去镇上甚至县城出售。1990年代中期我读高中开始，母亲就一直在村里小学后勤服务，为全校师生做饭菜，无论是夏日暑热难耐还是冬日寒风凛冽，她尽心尽力持续工作了二十年，赢得了师生一致的交口称赞。我们三兄妹读书花费不少，但父母很有计划，省吃俭用，所以也基本上可以应付得过来。后来到了2003年，因为家里只有一层楼的房子过时而且不够用（我读高中时哥哥结婚了，我每次寒暑假回家都是借宿在邻居家里），所以又一鼓作气借债修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从那一年起我离开衡阳到上海读研究生，读书那六年自然在经济上对家里也没什么贡献，全是靠父母精打细算将这些债务还清。

还记得读小学时有一次晚餐的时候，平时不苟言笑的父亲对我说，“小兵，你这么会读书，要是投胎在一个城里的家庭就好了。”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父亲的玩笑话，可三十年过去了，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很庆幸自己出生并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

我们三兄妹读书都不错，原本应该都可以从乡村走出来，可是勤奋用功的大哥1990年代初考中专失利，又生了一场病，读高中没多久就中途辍学了。天资聪颖的妹妹因为我在读高中，为了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选择了去读中专，学历自然也影响了她在更高的平台上发展。我发现一些中国的父母都更愿意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简而言之，就是父母往往对条件相对优越的子女更愿意去扶持和资助，对经济条件差一点的有时候反而不能平等对待，甚至刻意冷淡。我和妹妹参加工作、成家之后相对比较独立，父母这么多年大多数时间都在照顾哥嫂的两个孩子，自然在经济上也是补贴他们较多。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哪个孩子困难一点，做父母的就应该向他倾斜。他们以自身的言行与选择印证了这种价值观，我和妹妹也深深认可这种观念，并无任何不平之感。我后来一想这其实是最符合道德的原则，也跟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讲的公共政策中的差异原则（照顾弱势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观念对我的影响甚为深远，对于社会中的相对弱势者或者边缘者有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愿意去更多地聆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处境。

母亲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她对金钱的态度。我家自然不算富裕的家庭，在湖南的乡村可能算是小康之家吧，经济上自然并不算宽裕。这可以从一件求学阶段难忘的小事来印证：1999年我在湖南大学新闻系读大二，因为新闻摄影课需要自购一台海鸥相机，暑假农忙时写信向城里的姑父姑妈描述父母的辛苦和经济的拮据，希望以自己的名义借钱购买待参加工作后偿还，最后是姑父姑妈慷慨解囊帮我买了一台相机。但母亲一直传递给我的观念是：金钱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选项，情义比金钱更重要，人也不是钱挣得越多越幸福，只要够开支就行了。母亲尤其不喜欢那些像守财奴一样活着的人，她和父亲对待亲友很慷慨（对自己确实是太节省了一点），从来不是算计和交易型的活法。所以母亲很不喜欢哭穷，她觉得人活着就应该有志气，哭穷不会让人活得更好。我工作这么些年，父母也几乎从未开口跟我说过入不敷出了让我寄钱回去。我们三兄妹从小到大的成长，母亲很少在我们面前诉苦，讲述她的艰辛与压力，更极少谈及养育我们的不易。我很晚才知道母亲早年时所经受过的巨大苦难。

母亲自然没有读过孔子对弟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高深的话，但她以其言传身教让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朦朦胧胧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读到这句话时一下子就能结合自身的生命经验来“顿悟”。很多中国的父母习惯于向孩子诉苦甚至抱怨，亲子关系就变得紧张，这样变相的“市恩主义”其实就让孩子生活在一种由抱愧和内疚构成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中。母亲的这种金钱观耳濡目染之间悄然形塑了我的性情，对于物质和金钱没有一种拜金主义的狂热和焦虑，也没有一种过度节省的小气和吝啬。这其实也是母亲对我丰厚的馈赠，有了这样一种金钱观，我就不会总活在一种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不安心灵之中，日常生命自然会朝一种超越世俗的面向努力。

父母对邻居和亲人都很慷慨仗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总是尽量帮助别人。我记得高二那一年的大年夜，窗外风雪交加，家里其乐融融，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我们正准备享用母亲精心准备的年夜饭。隔壁邻居家的男孩哭哭啼啼地敲开了我家的门，告诉父亲他父母吵架、打架之后，父亲离家出走了，母亲在家也寻死觅活的，看他那个样子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父亲二话不说就穿上大衣和雨鞋，带着雨伞同这个十几岁的男孩先去他家安抚了他母亲，就到乡镇甚至县城去找人。那时候没有手机和电话，父亲就凭着对这个邻居习性和平常行事方式的了解，终于在县城火车站找到了。等一身雪花满脸疲惫的父亲终于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到新年钟声就要敲响的时刻。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深，父亲这种急人之所急，解人之所困的侠义之行无疑对我产生了示范的作用，那一刻我明白了作为一个男人在关键时刻应该有的担当和责任。我工作后每次回家之前，母亲都会嘱咐我带一些糖果回去，到家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由母亲将这些糖果分赠给院里的儿童，这时候的母亲往往是乐呵呵的，掩饰不住的喜悦，母亲考虑很周到，每家每户都要照顾到。我带回去的一些物品，她也总是乐于与邻居分享，并且从无任何炫耀之态。她也从不在乡邻面前吹嘘在外工作的儿女，性格外向开朗而做人低调和气。我记得每年正月初一，但凡我在老家过年，母亲总会叮嘱我到院子里的每一户人家去登门拜年。我有时候因为旅途奔波略有一点不耐烦，母亲也不以为意，在这一点上她是很坚持的。后来我明白了，这就是她价值排序中最重要的“懂礼”，也就是从细节里的为人处世告诉我应该怎样做人。

韦伯曾经说过，“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其实意义之网有时候并不全然是个体能够选择或者编织的，一个人出身的原生家庭对其行为举止和思想意识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我想家风就是一个家庭里由一些具有典范意义的事情和言语举止所构成的意义之网，它让我们懂得了人之所以为人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念、处事方式和生命尊严，它更让我们明白生命意义的根源与归属，它才是人生真正的第一课。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