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见到令人尊敬的王水照先生,那样一如既往的温厚谦和与思维敏捷,签名时还对我说他读过我写的两篇论钱学的论文,还问我:“我的观点与你的一样不一样?”我回答:“不只是很重要的观点,我还从您这本新书中得到原先不知道的重要信息。”
今天想来,由王水照先生这样一位温雅而精审的江南学人,由北而南,传承江南巨子钱默存先生的学问人生,不但是复旦之幸,江南之幸,也真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因缘和合的一件大事。钱先生的学问生命,先由是支离漂泊南北西东,终而由水照先生,又由北而南,光大钱学,冥冥中似有天意。自古以来,江南文人士子,有两种回应时代的方式,一是刚健的抵抗,直到牺牲生命;一是隐忍而用力,做自己的事情,做到极致,便成为自己的人生主宰。钱先生是后一种。新书发布会上发放的那一张文学所地图,教我们想象钱先生如何在北方中国,那十几平方米的斗室里,冬去春来,神游冥想,与古人心契神交,完成《管锥编》这部大书;而水照先生每天经过钱先生的门口去食堂吃饭,想象紧闭的房门内锺书的身影,也是一番神交心契,他们之间亲近的因缘,谁说不是江南文人之间古老遥远的神交心契?!
从1979年购入《管锥编》,忽忽四十一年,这部大书已成为我案头常读常新的必备书之一。从1998年招博士生以来,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要讲一个学期。但《管锥篇》如高山大海,仰之弥高,挹之不尽。钱先生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要赞美的。我这里试从大的方面来说先生的意义。五四以来,新文化有一项新创造,即将文学研究变成学院派的制度。研究者变成公司职员,以此谋生,更大规模发行课题,成为课题式的学术。将来写中国学术史一定会将这个时期的学术特色,凸显为大规模的课题生产期。这个来源于五四新文化引进的职业化体制化时代趋势,有很高的成就,但弊病也是明显的,文学学术完全变为一种纯粹客观化、社会科学化的模式化生产,与研究者自身的个性情怀生命经历,了不相干,中文学术变得如此枯干无味。而我们看钱先生的世界里,竟是如此机趣灿然,活色生香!水照先生“钱锺书的学术人生”这个书名大有文章。钱先生是化学术为人生,化学术为性情,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化而为自家的血肉,一座亘古美丽的意园神楼,一场自始至终的灵魂冒险。这个肯定与课题式的学术不合辙。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西学非常好,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位西学大专家、翻译大家,然而却义无反顾地钟情于中国旧学。基本上不见他讨论现代中国作家(包括鲁迅在内他也从来没有认真涉及),也基本上不涉及五四文化的命题,如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新人,理性与非理性,文学与国家,传统与反传统等,一生所涉及的西学,也最终结穴为中国学问的大因缘。所以,如果说五四要给中国一个新的文化,而钱先生是生长于五四新文化,却又剔骨还父,认祖归宗,逆了五四;如果有一个后五四的中国古典学时代,我认为他是真正的后五四学术范式的开山人物。
已经被作者翻阅到破损的1979年初版的《管锥编》
钱先生所启示的后五四时代的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范式,还有如下几项特征:
一、尊传统、守文脉。以西学为参照,而不以西学为标准。回归中国文化自信。这虽然也是套话,但我这里所说的华夏“文脉”,是文章、文学、文人、文本,四美集于一身。钱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文本”是一部部中国经典,一条条原典文献。“文人”是钱先生特有的性情智慧与风神意态。“文学”是钱氏贯穿一生所守的生命主线。“文章”是《管维编》这部钱先生精心结撰、宝光内蕴、海涵地负的大书、奇书(有人认为钱先生所做的学术笔记只是为自己写,不是为了发表的,——噫!不读《管锥编》之过也,辜负了钱先生的好一番苦心)。
二、用语文学做文论。尊语文,以张扬文学的虚构权力。五四以还,中国文学学术有两大系统,一是文艺美学的系统,注重文学及作品的情感方式、心理结构,朱光潜、李泽厚等,蔚成大国,至今影响深巨。二是文化政治学的系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国家与人民、社会历史批评等,成果斐然。钱先生是此两大系统之外的另一个系统,即语文学的系统。回到文本,即语文与文学本身,更回到中国语文特色,反对欧化语文(其实是瞧不起新文学只讲白话)。文字与语言,是华夏文化的根脉,这一点对重新认识与发现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建设性意义。
三、地方性知识、具体的文本批评与宏大叙事、元批评的结合。在新发现的钱氏牛津藏书中,比莱尔讨论马修·阿诺德的一段文字旁边,钱先生批注:“从你选择的诗作看来,你没有任何精致的诗歌品味。”后者,正是钱先生所独擅的长处。然而如果只认定钱先生专注于细小具体精致的批评,又是一大误解。钱先生曾讽刺那些只专注于文学作品中的字词的学者,“不禁想到格列佛(Gulliver)在大人国瞻仰皇后的玉胸,只见汗毛孔,不见皮肤的故事”(《写在人生边上·释文盲》)。精致的诗歌品味是“多”,而元批评与大判断是“一”,一与多的结合才是钱学的真本领。看诗文只见一个个的字,正如看人只见一个个的汗毛孔。这是钱先生讥讽的“苍蝇的宇宙观”。钱先生不是没有大判断,如“东西文化心同理同”,“雅俗文化可相通”,“文史哲宗可以互为驿骑”,“文哲相同相异”(认真理为复杂的多重的),“唐宋诗之分”(反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诗可以怨”,“文之二柄”(文学价值的二元性。任何一种意象象征都有相反),“一字之可背出分训、同时分训亦可并时合训”,等等,“以管窥天,以锥指地”,虽然很小很具体,但所窥指的对象是“天地”,又暗含一个俯仰天地的大格局在里面。现在学界流行的趋势是,越来越回到地方性知识,文学理论与学术思想,被弃为已陈之刍狗与无味之鸡肋。
四、照着讲、接着讲与“睽着讲”。五四没有照着讲,只讲创新。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传承旧学,薪火相传,正是华夏文明大业。先要传承,照着讲、接着讲,才谈得上创新。五四一辈对传统还有所了解,如果新一代听信了那些可以任意破坏文化践踏传统的话,让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才是新人才有价值,那么就上了当,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取得讲中国文学的资格。当今讲钱学,其中有非常丰富的中国智慧、非常多的问题意识,是要把他讲大讲深,将其未尽之意接着讲下去。我每年讲《管锥编》,都首先是照着讲,然后是接着讲,生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值得重视的是,钱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册的《周易正义》里,讲到易之“睽卦”,其实是发掘了一种极为重要的中国思维方式。钱先生说“睽有三类:一者体乖而用不合,火在水上是也;二者体不乖而用不合,二女同居是也——此两者皆睽而不咸,格而不贯,貌合实离,无相成之道;三者乖而能合,反而相成,天地事同,男女志通,其体睽也,而其用则咸矣。”第三类是一种积极的“睽”,即和而不同,反而相成的建设性进路。我认为这正是《管锥编》的灵魂的所在。观钱先生所汲取之古典、所运用之训诂、所切近之思想、所发挥之大义,无不是这样的态度,既不是与古典全无相干,也不是与古典貌合实离,而是不即不离,有乖有合。这也正是钱先生所谓“灵魂之冒险”之正解。我写过有关钱学的论文共四篇,一是《略论陈寅恪与钱锺书两种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这是接着讲,将诗史互证的问题提出来;二是《论钱锺书的以诗证史:以〈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为中心的讨论》,这也是接着讲,是补充第一篇论文的观点;三是《发现人类心理情感的深层语法》,四是《真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后面的两篇,都是既接着讲,又积极地“睽着讲”,不是斗胆敢跟钱先生唱反调,而是秉持“和而不同,反而相成的建设性进路”,从钱先生的问题里再重新发现问题,我以为这才是钱学的真意所在。不然,“千千万万个年轻的钱锺书成长起来”(某领导名言),跟钱先生一样,那也是非常可怪之事。
附录:题《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五首
一
素衣京洛风尘地,臣本江南一叶身。
读罢新书人自远,渔歌入浦一篙深。
二
花虽落去春犹在,行亦观云水尽时。
龙蠖卷舒千古事,功名第一是能诗。
三
同器薰莸玉委尘,诗心史意讵堪陈。
谁将寒柳堂中事,说与槐乡梦里人。
四
正气遗篇烁古今,悟空钻入圣贤心。
英雄亦起沟渠叹,道是无情却有情。
五
千年血脉留微明,一语谈谐四海倾。
最爱灵魂冒险句,万山雪尽马蹄轻。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作者:胡晓明
编辑:吴东昆
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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