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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主讲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主张至今已有一年半，目前国家层面的规划已完成，白皮书即将公开发布，2015年将是“一带一路”的实施之年。

 

这里谈得更多是我个人的理解。

 

“一带一路”的基本定位

 

对“一带一路”的认识需要置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之下。讨论“一带一路”的定位既需要考虑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要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为此，我把它与新时期中国的周边战略、经济外交与对外开放联系起来。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其和平崛起具有世界意义。美国日益担心崛起后的中国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

 

首先，“一带一路”是中国周边战略的依托。

 

让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

 

2012年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日蚀：生活在中国支配下的世界》。他选择奥巴马低头和胡锦涛主席握手的照片作为封面，这反映了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崛起从学术层面的关注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第二张照片是两个月前，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会上，国会授予他“快车道谈判权”，以便推动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谈判。他说:中国正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制定全球的规则,这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美国需要什么？继续主导这个地区规则的制定，这是美国最高领导人最明确的表述，推出这两个自贸区目的是继续主导全球经济的规则，而在亚太推出的TPP主要是应对中国在这个地区可能的主导地位。

 

知晓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和立场，我们必须清晰地知道中国的国家定位。我将之概括为：拥有悠久文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中，悠久文明决定了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五千年的历史和整个资本主义三百年发展历史相比，从逻辑上无法推出后者的制度模式必然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第三，社会主义特征不会随改革而放弃。中国即使在对外国际事务中淡化自己的意识形态特征，西方也决不会认可这个意识形态的异己。第四，大国特征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诉求。大国有能力影响甚至主导全球、周边经济秩序。因而，崛起后的中国要什么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理论上，霸主对中国和平崛起有四种选择，第一种，把中国纳入到现行的国际体系内。比如，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整个西方希望中国随着经济改革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向西方趋同。但经过过渡期后发现：中国人把“狼”吃掉了。西方断定中国是实用主义者,是中国和一批发展中国家阻碍了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乌拉圭谈判13年未果。第二种，把中国排除在特定的规则制定载体之外。如TPP前提是中国在初始阶段不能加入。所以很多人担心TPP、TTIP完成之后，发展中国家会面临着所谓的二次“入世”。第三个选择就是扰乱中国的周边，阻碍和平发展；第四种是分化、瓦解中国。

 

周边环境的变化助推中国新的周边战略，“一带一路”将成为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

 

这是一个有趣的调查。2011年，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询问未来十年中国是否会超美国？美国人回答对半开；欧洲多数人肯定；唯独日本，肯定占37%，否定占60%多，原因就是它是中国的邻居。面对中国的崛起，邻国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原来的俯视者，如心态非常矛盾的日本。很多人说，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第二，中日关系出现了甲午战争以来的转折，日本人看中国从俯视进入到仰视；第二类和中国能够相抗衡的国家，如印度以赶上并超越中国为目标；第三类是中小国家，希望从中国和平崛起、经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经济受益，又担心经济上的依赖会演变为政治上的依附。所以面对美国的重返亚太，这些国家呈现出复杂的心态。

 

美国的TPP所包含的12个国家，在亚洲有日本、越南、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并且泰国、菲律宾、韩国还在积极地要求加入。TPP出现以后，带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什么？中国所倡导的“10+3合作机制”基本上被搅黄了；RCEP是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包括美国，如同TPP不包括中国；中日韩自贸区将成为未来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因此，一方面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另一方面，从第三方问卷调查的统计上来看，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至少没有和贸易伙伴地位同步增加，甚至出现相反的走势。原因呢？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引发周边国家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心态——既希望分享中国经济带来的收益，但是又不希望中国在这个地区一家独大。这就是我们周边环境的一个基本格局，也是我国和平崛起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

 

2013年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明确了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落实上述方针与理念，仅仅依靠原来和周边国家的贸易投资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一带一路”就是作为未来中国周边战略一个重要依托而出现的。

 

经济外交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新一轮开放必须全方位对外，“一带一路”恰是经济外交的新平台，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第二个定位是经济外交的新平台。最近一个时期，领导人不断在强调经济外交。与以往只强调外交为经济服务相比，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它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要求。以美国自贸区战略为例，其目标有一半属于非经济领域的。

 

所以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毫无疑问要把未来的经济和外交结合，否则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影响全球的规则制定就是一句空话。如何把“经济外交”新理念体现出来，“一带一路”将是一个新平台。

 

第三个定位是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开放之初到南巡讲话，南巡讲话到中国“入世”，“入世”后到2011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结束意味着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红利已经实现。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推出上海自贸区是一项措施,但整个国家层面的开放到底怎么做？

 

与以往的开放相比，以“一带一路”作为一个重要的举措，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从原来集中在东南沿海，扩展到整个国家，尤其中西部广大的内陆地区；从原来的以多边主义为主，逐渐转向区域主义；从原来的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转向全方位的开放对外投资。以前引进来，现在要走出去，以前更多在贸易投资，现在推广到政策领域、货币领域，甚至包括民心相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

 

一带一路：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

 

基于这三个基本定位，“一带一路”内涵是什么？从国际经济学看，有自贸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政治经济一体化，欧盟区域合作体的从低到高的五种形式。但“一带一路”都不是。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经济学理论框架中，没有可用模型。

 

我试图给它一个描述。

 

第一，继承弘扬古丝绸之路的合作与发展理念。古丝绸之路，留给国人和世界的基本理念是合作与共赢，郑和下西洋跟十字军东征不一样，是贸易、文化传播。所以，以古丝绸之路作为一个通道，是未来“一带一路”的纽带。第二，互联互通将成为基础。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区域经济体中不存在的。

 

第三，合作机制的多元化。未来，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合作机制。未来十年，中国东盟的双边关系应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往上进入到南亚，中印之间暂不可能有自贸区，就需要新的合作机制，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着印度洋有中巴经济走廊；到斯里兰卡，自贸区在洽谈中；再往前到中东，中国和海合组织也在洽谈自贸区协议。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将成为“一带一路”重要特点，这在世界上独一无二，适应了亚洲发展的多元性。

 

第四，最终目标是命运共同体。与此相对应的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我个人理解，前两者是最终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一带一路”上的“五通”是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落脚点。

 

因此，中国所提出“一带一路”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东方智慧的新型倡议，和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都不一样，并不和现有的区域贸易协定冲突，相反可以做到并行不悖，甚至相互补充，因而充分体现了开放性与包容性。

 

为何此时中国领导人要提出这么一个庞大设想？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世界对中国的要求不一样，去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个封面——龙抱着地球，题目是“中国要什么”，这也反映出国际社会最大的关注点，所以到了一个非说不可的地步。中国的国家利益通过怎样的理念让国际社会接受同样变得很重要。我想“一带一路”正在朝这个方向探索。它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方向一致。

 

综上，“一带一路”可界定为：以运输通道为纽带，以互联互通为基础，以多元化合作机制为特征，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区域合作安排。这显然与“马歇尔计划”不同；与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也不同；与新殖民主义不符。

 

构建“一带一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一带一路”进入实施阶段，究竟将面对哪些问题？基于其预期目标，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中曾遇到的问题，需要优先处理下述关系。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前站和基础

 

这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带一路”没政府打前站、做主导易成空话。政府职能是啥？首先，宣传“一带一路”的外交理念。沿途60余国中有四五十国表示支持，但能否全心参与？外交理念的传播仍任重而道远；其次，构建合作机制。由政府决定未来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不同合作方式和机制，显然方为明智之举；再次，构建政府间融资机构。如建亚洲银行、丝路基金等，政府提供部分经费，更多后续则依靠市场；第四，引导企业服务国家战略目标。让企业既要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目标，又要服务于国家外交目标，这是最大的挑战。政府不能采取行政命令，因为中国若组建几个大型的投资公司，在“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方面搞投资，国际社会马上会提出国家安全的质疑，这也和国际上多边贸易体制所倡导的公平原则相悖。

 

虽然政府需要发挥打前站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就变成了一个对外援助项目，无法可持续发展。

 

另外，转移过剩产能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吗？我认为应该是顺利实施产生的一个自然结果。能否转移到“一带一路”的沿途国家，取决于经济合作的需求，不能预先假定，且这种表述容易引起外部世界的反感。所以，这只能是双方基于市场原则的合作所产生的派生结果。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防止国家利益地方化

 

各级各地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倡议给予了很大热情，据统计有31个省市自治区把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没有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无疑行不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试图获得外交决策权，甚至要求与其他主权国家签署自贸区协定。世界各国的外交决策权都在中央政府，无地方政府和别国建自贸区之例，故需防止国家利益地方化。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误解或曲解“一带一路”的定位和目标，把它理解成要投资，要项目，要税收优惠、金融优惠政策，甚至把它理解成新一轮开发区。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起点取决于现实需求和战略目标

 

过去一年多，围绕“哪些省份、哪些城市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和起点”，出现了巨大分歧。必须认识到，就起点之争追溯历史没有价值，更应该基于定位和目标，基于现实的需要。

 

如海上丝绸之路要服务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东北就应该成为它的起点，因为东北地区开放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日本海没有出海口。而俄罗斯的战略重心因乌克兰危机正向东转移，将落定远东。日前，中、俄企业要在珲春附近建最大的港口，中、蒙、俄、朝或可推进一次跨区域合作，对日本海打开一个出海口，为东北地区的开放提供难得机遇。

 

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关系：共同体现

 

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无论是改革开放前的以意识形态为导向，还是之后以经济利益为导向，都和中国的经济外交、和平崛起进程不符。“一带一路”从基础上看是经济合作，但它又不完全是经济合作机制，而是经济和非经济合作的共同体现。所谓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表现就是“五通”：贸易畅通是传统的合作领域；道路联通是互联互通；资金融通指人民币国际化；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显然都超越了传统经济合作的机制，涉及到经济之外的合作安排。比如说保证通道的安全，非企业家能力所及。巴基斯坦、中亚沿途恐怖主义猖獗，联合反恐或将浮出水面；至于“一带一路”上各国领土、领海之争，必须设立争端解决机制；资源的共同开发也不可忽视。

 

所以，理论上“一带一路”既有经济目标又有非经济目标，经济学上只要做模型、找均衡点，但现实却极具挑战。

 

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多元化呈现

 

亚洲发展具有多元性，区域合作的自贸区协定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发展水平最低，尚无统一的自贸区安排。为什么？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使其很难短时间内建立统一的自贸协定。所以未来“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是多元化的，比如说FTA（自由贸易协定）、次区域合作、经济走廊、争端解决等等。

 

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创造新优势的关系：遵循经济合作规律

 

“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得符合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要求——优势互补。比如中国和东盟有自贸区，源于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有互补性。和印度签不了自贸区，因为优势互补不大。因此，与沿途国家的合作肯定是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次区域合作，或FTA等高水平的机制化安排；而对孟缅巴，可能就转而求其次，需要先修基础设施。比如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首阶段实施的最优先目标，但其大段是荒漠且恐怖主义猖獗，运什么实为挑战。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认为，经济走廊的形成至少要经历交通运输设施、城镇化、贸易便利化之后才能完成。所以利用现有比较优势和创造新优势，也是当务之急。同时，在国内最先解决的问题是创造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站在全球视野对接“一带一路”，创造新优势是各地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前提。

 

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利益分享关系：平衡点的挑战

 

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提及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实施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实际上是解决非经济目标和外交目标。如果“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利益多被中国人拿走，那么非经济目标无法实现；如果利益目标更多让渡出去，“一带一路”将不可持续。更重要的让渡原则是什么？60多个国家，有些是盟友，有些可能是潜在的战略对手。如何让步，这是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风险系统总控

 

面对商品流动、人员流动、资金的流动，全方位开放对中国推动改革是有意义的。但全方位开放的背后，各式风险将随之而来。如西北地区的三股势力，这是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还有一些区域外大国也会掣肘，比如美国已明确反对英国加入亚投行；等等。

 

现实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多种多样，很多问题只能边干边学、边干边解决。

 

嘉宾对话

 

“一带一路”可打通亚、欧、美三大洲

 

夏立平：就“一带一路”的路线我做点补充。“一带”古代起点是长安（现西安），但现在最新起点是义乌。义新（新疆）欧铁路已经开通，从义乌直通西班牙的马德里，同时也在考虑对接泛亚铁路网，泰国段已经开工，它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一直到新加坡，是“一带”的延伸以及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一带”可以左手牵新兴的亚太经济圈，右手牵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路”不光有西线，而且有东线和南线。其中东线不仅到原来的朝鲜、日本和俄罗斯的远东，从长远来说随着北极冰域的融化，可以穿过北极航道，到欧洲、到拉丁美洲、北美大陆的东海岸；而南线从中国的沿海港口出发，经过南海、东南亚，抵达南太平洋国家。

 

寻求中美共同利益：缓解恐怖主义、维护航运安全

 

夏立平：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对“一带一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特别是一些政客以冷战思维看待。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对？

 

李向阳：美国目前还不明确中国的“一带一路”要建成什么样，因而会产生怀疑。美国一直把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自贸区作为维护其霸主地位、影响全球经济规则的重要途径，所以他推断“一带一路”是否也会主导地区的经济规则和经济秩序，进而要在这个地区对抗TPP。但是中美应该能找到共识和共同利益。比如，加入TPP的国家也可加入“一带一路”，两者没有对抗关系；一些美国学者提出，如果通过丝路建设能促进沿途的印、阿、中东地区、伊斯兰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缓解通过打仗、制裁一直没有解决的恐怖主义，美国可省大笔军费，何乐不为呢？中国在南海、东海与沿途国家的海洋、领土、领海纠纷问题，如果因为“一带一路”的建设而取得进展，这也符合美国所倡导的维护航运安全的目标。

 

夏立平：“一带一路”的建设并非为应对美国，从长远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是要延伸到美国，所以应该鼓励美国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美国在2011年也提出“新丝绸之路”战略，有的项目和我们有交集。美国一方面在和中国有共同利益或者利益并行不悖的领域里争取合作，同时也在做应对中国崛起的准备。所以可以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处理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可能产生的矛盾，争取合作共赢。

 

对内要防止新一轮产能过剩，对外要预防“国际大撒钱”

 

夏立平：“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和面临的风险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可能遇到怎样的风险，如何应对？

 

李向阳：就国内而言，各地在融入和对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就是同质化。在争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城市里，大家都在扩建、建新港口，结果肯定是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同样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也都在搞类似的大规模项目。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转移过剩产能，但如果同时制造新一轮产能过剩，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而在国外，最令人担心的还是投资风险。某些国家会认为中国政府建设“一带一路”的决心很大，先把你的投资引进来，能不能偿还再说。这种“吃大户”的心态就是经济学上的道德风险。

 

夏立平：从共生系统理论而言，这是一个共生的整体系统，必须统筹全局、照顾共生。它可以倒逼中国国内经济改革和行政改革，包括促使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劳工保护法律，以及实施和落实环境保护的法律；也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政策进行对接，比如哈萨克斯坦正在实施的“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有契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