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杯F组首轮对决中，摩洛哥与克罗地亚战成0比0。摩洛哥队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中，有布努、哈基米、马兹拉维、赛斯、阿姆拉巴特、阿马拉、齐耶赫、布法尔等八名非本土出生球员。

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出生于德国的凯文·博阿滕代表加纳队参赛，彼时“反向归化”还是孤例。而如今，这一现象正变得普遍。本届世界杯上，共有137名球员代表非出生地协会参赛，其中摩洛哥队以14人位居榜首，“反向归化”正成为非洲球队的特色。

36名法国人成为法国队潜在对手

比利时是摩洛哥队最大的“输出国”，14位非本土出生球员中有阿马拉、查伊尔、扎鲁里、汉努斯等四人出生于比利时。

上世纪中期，北非独立运动导致这个西欧小国涌进大批难民，此后，比利时又从摩洛哥大规模引进合同制劳工，弥补本地短缺的劳动力。移民二代、三代在比利时出生并成长。查伊尔的祖父母正是在此期间移民至比利时。布鲁塞尔西部的莫伦贝克区，是比利时非洲移民生活的缩影：人口密度为比利时其他地区的两倍，以早年移民来此的摩洛哥后裔为主。

由于接连的伤病，法国队仅剩24名球员，但卡塔尔并不缺少“法国球员”。除法国队外，共36位出生于法兰西的球员代表其他队伍参赛，法国由此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球员输出国。36人中有33名为非洲队伍效力，其中突尼斯10人、塞内加尔9人、喀麦隆8人、加纳4人，摩洛哥亦有两名球员属于此列。

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等多个非洲国家曾沦为法国殖民地，这些“反向归化”球员中，绝大部分人的父辈或祖辈就已迁徙至法国，不少人来自大巴黎地区的塞纳-圣但尼省。摩洛哥前锋布法尔就在这个以非裔聚居、暴力与犯罪猖獗而著称的地区长大。ESPN（美国娱乐体育电视网）作家西蒙·库珀认为，该地区培养出的足球人才“比亚洲、非洲和北美的总和还多”，背后有两大重要原因——其一，移民父辈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足球摆脱贫穷，其次是这里浓郁的足球氛围，“在这些人口稠密的郊区，孩子们逃离狭窄的公寓在操场上玩耍。即使在智能手机时代，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也投入数小时练球，而不被假期或小提琴课分心。”

回归祖籍的背后因素复杂

过去数十年来，归化球员通常仅限于从较贫穷国家流向较富裕国家，如今这一现象正在快速反转。越来越多出生于欧洲的非裔球员选择回归，代表父母或祖父母的祖国参加大赛。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前夕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参加本届赛事的五支非洲队伍（摩洛哥、突尼斯、塞内加尔、加纳与喀麦隆）的球员中，42%为非本土出生，远超其他大洲，而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一数字为29%。

欧洲足球强国人才济济，一些无法或看不到得到国家队征召希望的非裔球员只能转向原籍国。出生于荷兰的摩洛哥当家球星齐耶赫曾为荷兰U19、U21国家队出战，但在成年队时选择为摩洛哥参赛，凭他的实力或许也能得到几次荷兰国家队的出场纪录，但这位攻击手性格散漫，想要跻身世界杯参赛阵容，难度非常大。而对于非洲国家队而言，这些在欧洲长大的球员是巨大的财富，他们成长于在全球最优质的青训系统，并在竞争激烈的欧洲联赛中站稳脚跟。

“反向归化”还有更为复杂的情感纽带。对于那些移民后裔而言，为长辈的祖国效力，也是自己的“寻根之旅”。阿姆拉巴特表示，为摩洛哥队效力，让自己有机会与父母的过去相联系。而从入选过西班牙队、此次接受加纳征召的伊尼亚基·威廉姆斯则表示，是90岁的祖父梦想他代表加纳而战，自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非洲黑星”的召唤。有趣的是，伊尼亚基的弟弟尼科，这次是西班牙队的一员。

“非洲球员回归，这是一则伟大的故事，”《英雄与史诗的故事：尼日利亚足球史》一书的作者维贝·波尔指出，一些球员选择祖籍国家是因为他们始终受困于这种双重身份，无法融入出生长大的国家。2018年世界杯德国队内就曾爆发相关冲突，拜仁派球员对勒夫启用厄齐尔作为首发不满，因其此前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引发了对德国是否忠诚的争议话题。

就目前而言，似乎所有涉及方都能从“反向归化”中得益，这场足坛“寻根”运动还会轰轰烈烈地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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