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现实题材剧，《都挺好》提供了有益的讨论价值。图为该剧剧照。

《欢乐颂》的樊胜美、《都挺好》的苏明玉，阿耐赋予她们同样的戏剧原点——想要摆脱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虽说两个角色的走向大不相同，樊胜美依旧挣脱不得，苏明玉则在离开后转身返回，但“原生家庭论”又一次火了。

当年，“22楼五美”将原生家庭概念带到观众面前，使得这个原本藏于研究等小众层面的理论，发酵于公共空间。可理论一旦偏离了严谨的学术研究范畴、进入大杂烩式样的舆论场，一些笼统而绝对的言论走红了，“什么样的父母决定了什么样的儿女”“原生有毒”……有人还认定，出生与宿命紧紧链接，仿佛个人的成败早在童年时就写好了答案。

学者指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从来不是什么万用公式。它既不是对必然成功的祝福，更不是生而平庸的诅咒。

苏大强自私自利，所以苏明哲、苏明成也以不同方式遗传了缺点。《都挺好》为什么“都不好”？一部分网友解读，“父母皆祸害”。

他们翻书找观点，美国作家苏珊·福沃德在其著作《原生家庭》中这样打比方：有毒的家庭体系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其恶劣影响会代代相传。好莱坞电影《心灵捕手》里，心理医生反复对有人格缺陷的威尔念叨“这不是你的错”。似乎，原生真的有毒。

但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提醒，原生家庭概念是西方舶来品，并不能照搬套用在中国社会。中国民间，既有“龙生龙凤生凤”的说辞，也有“富不过三代”的提法。足见，出生决定一切，本身是个伪命题。在他看来，原生家庭概念之所以具有“网红体质”，因为它太简单粗暴、暗合一些人自己无缘成功就归咎于父母的心态。“这种心态忽略了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你足够努力、方式得当，完全有可能改变命运。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好让每个人都有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由此来说，我们的社会学研究需要建立自己的、能适应当代中国语境的话语体系。”

即便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里，原生家庭能否推导出一个人成功的概率，也没有足够依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婓告诉记者：“学术研究从不会用一个‘大词’一概而论。研究时，我们可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研看AB两个变量的相关性。但在真实的人的一生中，一切都是变量。”上世纪80年代，美国曾开展一项实验，把三胞胎兄弟从出生起就送入不同阶层的家庭抚养，以观察各项因素是如何左右了人的命运。后来，三兄弟偶然间重逢，他们合伙开餐厅，又黯然拆伙。最后，得知实验真相的他们同时陷入重压，一人自杀离世。那次事件引发了世界关于“科学的底线在于人性”的探讨，但也从某种角度佐证，原生家庭对个体的人格并不存在必然影响力。沈奕婓说，如果一定要给出大致结论，“社会学目前的研究从总体上说，定位家庭的影响超过原生家庭，即你婚后的家庭才是与成功指数、幸福指数关联更密切的”。

《都挺好》的后半程，经过舅舅一家的无理取闹，“一致对外”的苏家头一回实现了四个人的集体和解，而苏明成也破天荒为自己的“啃老”道歉。

“一个相对温暖而光明的结局更符合中国人的心理。但在西方关于原生家庭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结局很可能是阴暗面占了上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徐巍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视角。HBO的迷你剧《奥利弗·基特里奇》中，女主人公既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面对自己的下一代时，她又是原生家庭的施害者。“就连我们普遍认为是励志电影的《阿甘正传》里，也包含原生有毒的叙事，珍妮走上人生的不归路，罪魁祸首就是童年阴影。”他说，同样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日本，因近现代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非常大，也有许多作品在提到原生家庭时负面情绪挥之不去，比如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幻夜》都是“原生有毒”的典型。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刘汶蓉也从相近的地理圈出发，审视中日韩三国在家庭观念上的迥异。她发现，日本近年来的“青年贫困”现象很突出。“因为日本的原生家庭和成年子女间的联结感相对较弱，韩国代际间则是疏离与亲密并存。而在中国，我们的成年子女与原生家庭的心理距离其实很短。”

在刘汶蓉看来，近年来的一些现象彼此是矛盾面。网上看，好像人人急于脱离原生家庭；生活里，却是青年一代的“回流”趋势更明显。“有人提出现在‘妈宝’多，可换个角度，隐藏的逻辑其实是中国社会代际间的观念冲突正在缩小。”尤其是近40年来，随着当代父母自身的教育背景改变，他们更关注孩子成长的细节，也越发注重营造相对平等的家庭环境，这些都使得代际间的价值观隔阂呈下降趋势。

就算中国的70后80后曾嚷嚷着“我的青春我做主”，摆出一副逃离原生家庭的姿势。可一旦迈入婚姻殿堂、升级成为父母，大多子辈的叛逆会消融，“养儿方知父母恩”才是当下比“原生有毒”更让年轻一辈感同身受的话。

作者：王彦

编辑：陈熙涵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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