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上海的卫生健康系统里，有一大批在祖国怀抱里成长的专家名医，他们热爱祖国的医学事业，关爱患者，刻苦钻研医术，为祖国医学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根据国家卫健委与上海市实施“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有关精神，与文汇报共同推出“名医与共和国共成长”大型征文活动。本次活动获得社会各界广泛支持，来稿众多，本报选登优秀作品刊发，希望这些共和国名医的成长经历、爱国奋斗故事成为广大青年医生学习的楷模，激励广大医务人员建功立业新时代。

“我听到耳朵里有好多声音。”

“左耳还是右耳？”

“右耳……”

“不对吧，精神病患者的幻听一般是左耳。”

“哦，说错了，好像是左耳……”

“明白了。”郑瞻培又一次露出微笑。因为他知道，精神病患者表述幻听的感觉时，通常无法指出明确的方向，而是“来自四面八方”。眼前的被鉴定人，显然有伪装精神病的嫌疑。

类似的案例，在他几十年司法精神病鉴定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次。《神探夏洛克》里，夏洛克对华生说：你只是“看到”，而没有“看见”。这句话，对于我国这位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大师来说，同样适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郑瞻培教授，总是能从人们都“看到”的事物中发现那些不被“看见”的信息，并且用他的一生书写一部珍贵的“鉴定实录”。

选择“孤单”的专业，并与之相伴终老

“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58年，研究定向司法精神病学，从我国《刑法》1979年颁布后算起，也已有37个年头。”郑瞻培笑着说道，“司法精神病学是边缘学科，是法医学与精神病学的交叉学科。这些年，我切身体会到，我国当前的司法精神病鉴定工作正处于极大困难的时期。司法界和法学界对这个专业感到陌生，社会人士对这个专业有主观、神秘的偏见，法律上涉及本专业的有关条款又相对规定的比较原则，需要我们去推敲和比拟。而这个专业本身，也缺乏很多过硬的客观证据赖以支撑，使这个专业在社会上很另类、很孤单。鉴定结论常遭人质疑，反复鉴定是常有的事。”

他原来是准备做一名神经内科医生，没想到1958年刚从第二医科大学（即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1960年就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因为当时，第二医科大学精神病学教研所成立了。“精神病患者的权益需要得到合理保障，而如果能及时识别精神疾病、让他们获得治疗和病情控制，也可以维护社会安全。”这，就是他选择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初衷。这一“转型”，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

他发现，司法精神病鉴定和精神科临床工作有很大不同。“比如，对象不同，临床面对的患者比较单纯，而司法鉴定的对象面临法律问题，可能会不同程度受到疾病获益心理机制的影响，或隐瞒病情，或故意夸大做做，甚至伪装疾病。”他说，“还有，条件不同。司法鉴定属于经验型鉴定，根据是完整的调查材料、全面的精神检查和重点的实验室检查。调查材料包括讯问口供、当事人及有关证人的反映、案件过程的调查等，材料的可靠性、全面性、公正性很重要，而临床是没有家属会伪造病史欺骗医生以获得不真实诊断的。”

既然选择定向司法鉴定的道路，他就决心走下去。1992年，他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司法精神病学组副组长；1999年至2009年，担任组长。上海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在全国成立最早，成立之初，他就担任主任委员。他还曾担任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的特约顾问，协助鉴定部门把好技术关。2003年，他被聘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技术专家，“转战”各地进行疑难司法鉴定。每个职务、每个岗位，他秉持自己的座右铭：“言必行，行必果。”“今日事，今日毕。”讲求效率、务实、专业，也正因如此，在鉴定中遇到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质疑、挫败、批评，他都能淡定面对，因为无愧于心。

岁月匆匆，他为许许多多全国疑难和重大案例鉴定所付出的努力与心血，没有被忘记。今年年初，司法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守望初心——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评选，他荣获 “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特别提名奖”。最高人民法院送他的礼物是一个法槌：代表着永恒的公正、严谨、客观、权威。望着这个法槌，他露出欣慰的笑容。是的，这个专业虽然“孤单”，但他从没有退却，亦没有后悔与之相伴终老。

有病？没病？什么都难逃他的“法眼”

“我不行了，我要交代，我是装的。”

一个盗窃惯犯，因有次被抓时，在看守所里看到有人因精神疾病而免责，于是产生了伪装精神病患者的念头。又一次被抓后，他在看守所里不吃饭、不刷牙、不洗澡，生活无法自理，随地大小便，甚至吃自己的大小便，以图让别人相信他有精神问题。可是，郑瞻培说，第一次在看守所看到他时，就觉得他有问题：精神病患者的目光一般比较呆滞或茫然，但他一进来就用眼神扫射四方，十分敏锐，完全不同。之后，听说他在看守所里吃大小便，郑瞻培更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我接触那么多精神病患者，几乎没人会这样做。这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做法。”就这样，郑瞻培迟迟不出鉴定报告，这场“拉锯战”足足长达7个月之久，最终对方“投降”，交代自己的确是在“装疯卖傻”。

这并非个案，不少罪犯企图伪装精神病患者而逃过法律制裁，但他们往往都逃不过郑瞻培的“法眼”。“最常伪装的是幻听、幻视，可能这两类做起来相对容易一些。”他说，“此外，精神病患者的叙述一般比较自然，表达时很放松。而正常人如果伪装精神病患者，通常会有不同程度的紧张感，也会故意乱答，当然也就容易被识破。”

有意思的是，他还找到一个办法可以鉴别：如果让精神病患者自行诉说，对方可以不带重样说上半天，而正常人不太可能，通常说不了多久，内容就开始重复。“因此，司法鉴定不要一问一答，而是可以给对方自由发挥的时间，这样才能从中发现更多问题。”他认为。

而司法鉴定的另一个难点是，对于精神疾病患者，如何判定其犯罪时处于精神疾病发病状态、由于发病而犯罪？郑瞻培遇到这样一个案例：一对情侣原本准备结婚，后来关系破裂，女方提出分手，男方不能接受，把女方掐死了。当地鉴定两次，认为男方患有精神分裂症，因为家属反映他在作案前两个月就“不正常”，比如怀疑父母不是亲生、电视里总讲他坏话、路上有人跟踪他，整天疑神疑鬼，有严重的被害妄想，因此认为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但是，被害人家属不服，提出上诉。郑瞻培负责鉴定后，认为对方确实有精神分裂症，但和作案没有关系，“他的作案有明确的动机——因被女友抛弃，愤而杀人。他能清晰说出作案时的情景和心理活动，这表示在作案时他并没有犯病。”郑瞻培说，因此鉴定其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最后判无期徒刑。

在鉴定中，郑瞻培还遇到过更棘手的问题：特殊精神病患者，患的是急性短暂性精神病。短暂发病，也就意味着更难捕捉其发病的时机。比如有一位患者开车撞死行人，他说当时他看到路上有很多人追赶他、耳朵里有很多声音，让他无法控制自己。他说的究竟是不是实话？详谈后，郑瞻培了解到，他在撞死人之前两个月里也有类似幻觉体验，并因此而报警，后来经过核实，确实如此。“司法鉴定是事后鉴定，必须追溯事件的起源、过程，才能推断出结果。”郑瞻培说，“因此，精神检查，需要仔细观察、深入发掘症状、认真进行核实，缺一不可。

愿这两种“技巧”，让更多后来人知道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北京、江苏等省市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卫生局等多部门联合成立。后来，司法鉴定归口司法行政部门，由司法部认可的鉴定机构纷纷成立，但鉴定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精神检查的技巧缺乏和鉴定文书写作的不规范，是郑瞻培认为最大的两个问题。

精神检查的技巧，最主要是面谈的技巧。“例如，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如何让其讲出作案经过？病人因为各种精神疾病，会导致面谈出现障碍。”他说，曾有位女病人，有被害妄想，一直怀疑别人害她和家人。面谈时，他询问了一句对方父母的情况，谁知她就不再开口了。原来，她认为，问起她父母的人，就是迫害她父母的人。

“要打开话匣子，必须做功课，了解对方喜欢讲什么。例如对于死刑犯，不服要上诉，谈话就可以从上诉开始。”郑瞻培逐步得出经验和技巧。后来，他又遇到一个案例：一个美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中国妻子，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从医院到看守所都保持沉默，却只和律师沟通。郑瞻培通过其律师了解到，对方认为自己不是精神病患者，因此不愿在医院讲话；同时又认为自己不是罪犯，因此也不愿在看守所讲话。于是，郑瞻培选择另一个地方：法院的办公室。一次圆桌会谈，对方一下开口，并且讲了很多。经鉴定，他患有精神分裂症。

“除了谈话技巧，司法鉴定的书写技巧也很重要。”郑瞻培说，“规范的文书，应当详细罗列、分析说明、高度概括、理由陈述。有没有精神疾病、责任能力如何、是不是伪装及为什么、疾病性质如何，这些都要写清楚，而非简单交代或模糊其辞。司法鉴定，事关重大，每个生命，每个家庭都必须被慎重对待。”

曾有一位持有许多鉴定问题的辩护律师阅看了郑瞻培的鉴定文书后，叹言：“我无话可说！”对于郑瞻培而言，对鉴定文书的书写，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思路和描述技巧，并在国内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中得到广泛认可与运用。

而这些年来，他更加深切感受到，精神疾病如何及早干预以防止暴力事件发生，监护人如何做好对患者的监护工作，至关重要。因此，即使退休后，他依然全国各地讲课、教学，把自己的多年经验传授给年轻人。

如今，他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仍继续思索司法精神病鉴定中有关的鉴定疑难问题，力所能及地讲授经验之道，并协助参加一些疑难案例的鉴定，尤其通过鉴定案例可以帮助青年鉴定人获得经验，他认为这就是自己人生余年的欢乐。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实践》是他最新出版的又一专著。“目前大多数司法精神病鉴定人出身于精神科临床，长期习惯于用临床思维来思考问题，对具体案例鉴定缺乏全面的法律思考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无论案例分析、文书表达还是出庭质证等方面，都能反映出来。因此，要努力促使临床思维模式和司法鉴定实践相对接——这正是我写本书的愿望，希望对于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的精神科医师，可以有引导和入门效果。”郑瞻培说，“我国司法精神病学事业任重而道远，因此才更需要我们的努力。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自己毕生积累下来的经验和体会留在人间，留给后来的人。”

作者：宋琼芳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许琦敏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