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档案】

沈志远（1902—1965），马克思主义学者。原名会春，浙江萧山（今杭州市萧山区）钱清镇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共产国际参与翻译工作。1931年底回国，曾在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西北联大等校任教。1933年患伤寒病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日战争期间，在生活书店任副总编辑。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主任。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著有《新经济学大纲》《近代经济学说史》《新民主主义概论》《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译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

沈志远是中国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先行者，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卓越传播者。

1958年，沈（衡山）钧儒老先生来沪，约见沈志远和徐铸成二人。据徐铸成回忆，那次会面时，老先生诚挚地对沈志远说：“我最初学马列主义，都是从你的书里学的，你是我的老师。不要灰心丧志，应该在考验中振作起来，你将来仍然是我的老师。”

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之路

幼年沈志远接受的是私塾教育，1913年他赴杭州求学，就读于浙江省立一中。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在学生队伍中振臂疾呼的沈志远却因此被校方“劝告退学”。那一年，沈志远17岁。

不久，他考取上海交通大学附中。毕业后到绍兴任初中英语教师。两年后，转松江景贤女中执教，教务长是中共早期党员侯绍裘。几经辗转，他又回到了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附中任教务处副主任，出任教务长的是陈望道。此间，沈志远受到了《新青年》《觉悟》《向导》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参加了“五卅”运动，并于1925年上半年经侯绍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受中共组织派遣，沈志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1929年6月，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研究生。其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译处编译，并参加了《列宁选集》第六卷集的中文版翻译工作，现场聆听过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

正如其三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所说的那样：“面对积弱积贫的中国国情，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伟大爱国运动中。追求真理的沈志远自然投身到这一伟大爱国运动之中，并且试图寻找拯救中国的理论，在当时各种思潮异彩纷呈情境下，沈志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之路。”

1931年12月，结束了整整五年的留苏学习和工作，沈志远回到了祖国，历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中央文委委员和社会科学家联盟委员、常委。

一场伤寒病后，1933年夏，沈志远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即便如此，此后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追求真理、阐释真理和传播真理的武器，也从未停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经济学、哲学书籍和文章的写作和翻译工作。在沈志远的全部著作、译著当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哲学作品几乎各占了一半。所以，有学者称“他是一位‘全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

1932年，沈志远的第一部著作——《黑格尔与辩证法》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作者多角度论述了辩证法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革命的逻辑，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也恰恰是沈志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指导思想。序言中，他如是说：“现代哲学不是别的，恰恰就是辩证的唯物论和唯物的辩证论。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底宇宙观。”

1936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沈志远翻译的苏联米丁院士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下册于1938年7月出版）。苏联曾多次尝试编写一本把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体系化的教科书，都没有成功，最后，米丁院士的这本教科书被斯大林定为苏联党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沈志远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抗战时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罗瑞卿曾写道：“读几本哲学书，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首推沈志远所译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比较通俗易读容易懂。”（《关于军队中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刊于《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2月第2期）。全书72万字，分为上册《辩证法唯物论》和下册《历史唯物论》。此后的20多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上册再版了18次，下册再版了13次。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的书刊审查，该书出版时译者名时而出现的是沈志远，时而出现的是笔名“王剑秋”。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主编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初版为1986年）中介绍了毛主席在延安时最爱读、批注最多的五本哲学书中，其中两本即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沈志远译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的联系”，“例如，毛泽东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中提取和复述了这一句话：‘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这表示他注意到这个观点，这句话后来也写进了 《矛盾论》里了。”（见该书第70页，另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

《新经济学大纲》——“荒野里的一株冷艳的山花”

上世纪30年代，空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西方有些经济学家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把苏联的计划方法移植到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去，以挽救资本主义。国内亦有学人附和此观点。1933年，沈志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应时而生。书中，针对改良主义观点，沈志远明确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经济才有实现的可能”，并系统地论述了计划经济得以实行的前提条件。

科学与其普及必然相连，否则，科学就会失去作用的基础。经济学同样如此。

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人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但内容大多不够准确完整，文字晦涩，有的甚至标点符号也没有。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李平心（笔名邵翰齐）曾写道：“单是拉比多斯、奥斯托维柴诺夫合著的政治经济学据我所知道的，就有三个译本——不过适合初学者贴切现实的经济学书籍仍旧很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陈豹隐译）编得虽然很灵活紧凑，解说得相当明白，但新学究的讲义的气味仍太浓重了些，对于实际的经济事项和最新的经济组织差不多没有叙论到。各种的Kalpital（资本论）缩编虽然对于初学者很有用，然而很少节编得够味的，新的世界经济情态当然也关涉不到。至于波哥唐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也有两个译本）之类简直很成问题了，给初学者读是不相宜的。”

于是，为了“提供一本有利于一般的经济学的学习者的书”（李平心语），1934年5月北平经济学社出版了沈志远著《新经济学大纲》。在这本专著中，沈志远用白话文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融合在了一起，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更为完整、更为准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以及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这是一本易学易懂的大学教科书，帮助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据不完全统计，沈志远对此书不断修改，从1934年到1954年再版了18次。上海市社联原主席罗竹风曾写道“我买过这本书，而且认真读过，以为在经济学方面的启蒙作用，相当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的《大众哲学》，不过更有系统、更有深度罢了。”

李平心说《新经济学大纲》是“普及教材”，罗竹风说这本书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因为它所影响到的人并不局限于经济学界，文艺工作者、自然科学家、军人、青年学生等等均在此列。于是，其深入浅出的程度可以想见。

著名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曾写道：“我认识沈志远，最早是通过他的著名专著和译著《新经济学大纲》《黑格尔与辩证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这几本书在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群言》2002年第12期）

程步高是左翼电影工作者，明星公司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就是他导演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原编剧沈寂回忆早年拜访程步高时的情景，曾写道：“当时，他每天手中都拿着一本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看到我，架子还是比较大的。我便对他说：‘我看过您导演的许多影片。’他听了，朝我看看，便问我来干啥？我说我是来写剧本的。”

不只是程步高，《文学报》原总编辑柳无垠也曾抱着一本《新经济学大纲》爱不释手，“1944年，在山城永安，我啃过两本大书:一本是《新哲学大纲》，著者是谁，忘记了；一本是《新经济学大纲》，著者就是沈志远。说是‘啃’，因为我文化不高，这样的理论著作，读起来很费劲，简直同啃吃煮得不很烂的肉骨头一般。所以一部大书，究竟‘啃’到了多少，实在很难说。名词和概念倒记得不少，如:商品生产、剩余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价值规律……等等，至今都没有忘记。啃完《新经济学大纲》，我对著者沈志远钦佩得了不得。他的名字，也就深印在我脑子里了”。

八年后，柳无垠从军队转业，来到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工作。1953年，华东局在如今上海社科院的地方开办了一个马列主义夜大学，“出版社领导知道我没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就让我去上夜大学，读的是政治经济学。没想到，给我们讲课的竟是我心仪已久的沈志远先生”。

“我们当然需要一部内容通俗结合现实兼论新旧经济组织的新经济学书籍”，对于沈著《新经济学大纲》，李平心也并没有吝惜溢美之词，而《新经济学大纲》，“我以为是相当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这位历史学家甚至不惜用“荒野里的一株冷艳的山花”作比，来形容这样一部经济学教科书及它诞生之初周遭的情形。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成员

1936年沈志远在上海参加了“救国会”的成立工作。同年8月，受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任经济系主任的李达之邀，沈志远到该系任教授。卢沟桥事变后，沈志远转赴西北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国民党教育部于1938年底解聘了沈志远、曹靖华等八位进步教授后，沈志远前往重庆，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任副总编，并主编《生活书店》大型理论季刊《理论与现实》。

1940年10月，“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的安排，沈志远与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疏散至香港。在港期间，他参与复刊后的《大众生活》周刊的编辑工作，与邹韬奋、茅盾、金仲华等九人在《大众生活》新四号上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抗日进步力量的摧残，提出抗日的九条主张。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攻香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沈志远与在港的进步人士在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回到重庆，继续从事著述。1944年9月，经沈钧儒、马哲民介绍，沈志远以救国会成员身份加入了民盟。

1946年7月经组织安排，沈志远从上海前往香港。除担任民盟工作和主编《理论与现实》外，还在达德学院任经济系主任兼教授。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举行，通过了《三中全会宣言》等文件，标志着民盟摒弃了 “中间路线”，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沈志远成为沈钧儒的得力助手。据千家驹回忆，《三中全会宣言》是沈志远起草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沈志远从香港回到北平，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成员，担任该小组组长的正是周恩来总理。《共同纲领》在我国宪法制定以前，起临时宪法作用。

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己任

从事政治活动多年，沈志远却从不失书生本色。

在出版人尚丁的记忆中，沈志远的模样从来都是暖暖的，“他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并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在少数人聚会时，他兴之所至，会唱一段京戏助兴。而他的文章，流畅生动，条理清晰，逻辑性强，一笔俊秀逸致的字，一格一字，一丝不苟。作为一个编辑，读这样的文稿，爽心悦目，无异于一种职业享受”。

解放初期，沈志远在北京工作，任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百忙之中，仍为《展望》的“讲座”专栏写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专稿，连载了14期。稿件由北京寄出，从不拖期。

其后在担任展望社社长期间，沈志远不问展望社取一分酬劳，还主动将其在展望社出版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的稿酬降低一半。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四个学部，沈志远当选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成了上海唯一当选学部委员的经济学家。

1956年，为了迎接经济建设高潮和向科学进军，中央决定在经济最发达的华东地区的上海，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当时上海社科院还未成立），任命沈志远为该所的筹备主任（1957年4月至1958年3月）。沈志远为筹建该所和创建《学术月刊》做了大量的工作。

想当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室大咖云集。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袁恩桢却专门用 “更为出名”来形容沈志远，“他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30年代写过一本《新经济学大纲》，蜚声解放区和‘蒋管区’，在整个中国都相当出名”。当时研究室里的学研模式是师父带徒弟，袁恩桢的师父正是沈志远。

1965年1月26日，沈志远心肌梗塞病发突然辞世，留下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等几篇遗稿，其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概说》便成了那部写下13万字而未完成的最后著作，该作品或该是我国经济学界第一本系统地论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专著。

著名经济学家朱绍文曾经写道：“志远同志在党的关怀和哺育下成长，既是一位人民的哲学家，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理论联系实践，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繁荣富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是一位优秀的启蒙运动家。他的一生给我们经济学界留下了深深的足印。”（《经济研究》1986年第1期）

回顾大师的一生，正如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胡绳在沈志远逝世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发言时所讲的那样：“沈志远同志是一个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过许多贡献的经济学家。在三十年代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关头，他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的著述和翻译，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帮助很多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无论在什么环境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并以传播这个真理为己任。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忘不了包括沈志远在内的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竭心尽力的许多革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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