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斋随笔》是凤凰出版社精心打造的学术名家文化随笔“凤凰枝文丛”系列中的一本，共收入作者荣新江老师的学术随笔31篇，按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中古史五个不同领域排列。从自序可知，写作有两个学术背景，一是中国古典学术的“随笔”传统，一是西方现代学术的书评（Review）制度；如果将纳入本书的文章加以归类，读者自会发现，后者对作者的影响更为深远。

作者多年来一直提倡中国学术界建立健康的书评制度，自己亦坚持书评写作。本书所收17篇，包含了对专著、丛刊、目录、资料和论文集的述介，皆就学术前沿问题而发，“议论高简”（语出明马调元《重刻容斋随笔纪事》）。除书评外，笔谈、感言等文字，皆为作者在学术会议、报刊杂志上介绍学科研究动态的产物，既具有相当的学术高度，又深入浅出、提纲挈领，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敦煌学》《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两篇，可谓浓缩版敦煌学、吐鲁番学发展史，而《从“补史”到“重构”》则提示了未来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学术走向。因此，本书名为“随笔”，却并不“随意”，而是与作者多年治学相伴生的“硬核”学术文字，如果将每一篇谈话、书评还原到当时语境，则全书也可视为一部学术史。

以下就笔者的浅陋理解，谈谈由本书所见作者的治学路径与学术工作。

作者为北大历史系出身，深受史料学学术传统的影响，在介绍新材料的使用时，引及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287—288页）；其实，作者曾应中西书局之邀，为此《序》作长篇笺释，于开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句下加按语：

新材料和新问题，是构筑一时代新学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寅恪先生在此不偏不倚地提示给我们。这个提示，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遗憾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却走向两个极端：或则追求材料，或则空谈问题(《中西学术名篇解读·陈寅恪卷》)。

他认为，“新材料”与“新问题”不仅是1930年代中国学者的极致学术追求，置诸当今之学术语境，仍为至理名言。“新材料”与“新问题”，也正是作者多年来坚守的治学路径。

北大中古史中心图书馆最东边有一间单独辟出的资料室，房号315，放置的都是大部头研究资料汇编，有国内外各大馆藏敦煌文献、敦煌石窟全集，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石刻图文编，各类考古报告等，品类齐全。新入学或修读荣新江老师敦煌吐鲁番课程的研究生，一般都会接到进入315系统翻阅英、法、俄、国图藏敦煌文献的任务。后来大家知道，315其实就是荣老师心目中的北大图书馆219房间。

在本书中，作者追忆了1980年代初自己作为本科生“闯入”敦煌学的契机：高校恢复科研、教学后，在季羡林、周一良、宿白、王永兴、张广达等先生的推助下，在中古史中心主任邓广铭的支持下，北大历史系开设了敦煌学课程；而北大图书馆也专门为敦煌学开辟了一间研究室，即219房间，把英、法、北图藏敦煌写卷的缩微胶卷及500多种中外文敦煌学图书集中起来，供有志于此的师生使用（139—140页）。作者作为学习委员，掌握着219的钥匙，并负责为调查资料的师生摇缩微胶卷，因着这样的机会，他饱览了室内几乎所有的敦煌学著作，并将缩微胶卷前后过了三遍。

1984—1985年，作者读研究生，经张广达先生介绍，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从欧洲知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进修；他用了近两个月时间，独自走访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地，调查和收集流散欧洲各个角落的敦煌、新疆出土文献，进展比较顺利，唯在赫尔辛基大学遭到拒绝，未得见Mannerheim Collection。本着做学问的彻底性（Gründlichkeit），1990至1991年，作者到大谷文书的收藏单位——日本龙谷大学访问，在东京、京都、奈良等地调查中国西北出土文献，并向百济康义了解赫尔辛基、伊斯坦布尔所藏吐鲁番文献的情况（204页）；1991年，复由日本转赴伦敦，从事英藏S.6981—13677号汉文非佛教写卷的整理与编目工作（133页），期间还走访了苏联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法国国立图书馆，调查俄藏、法藏敦煌文献。

此后，作者继续考察，于1996年访问德国，调查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1996至1997年初访问美国耶鲁大学，调查北美散藏敦煌吐鲁番文献；1997年访问法国，调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就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作者成为为数不多的走访过英、法、德、俄、日五大海外敦煌吐鲁番文书收藏地的中国学者。他曾总结这段海外调查经历：这个过程有不少心酸的经历，但也有许多收获的乐趣，比如在英国图书馆比定出《列子》残片的时候（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序》，1996年）。

作者本人践行太史公实地考察的传统，走在了出土纸写本调查的前列；虽然如此，他深知，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获得未公布写本的信息。因此，他通过编制目录，如《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残卷目录 (S.6981—13677)》（1994年）《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等，把调查所得贡献给当时仍稀见海外资讯的国内同行们。而1990年代之后，由于国际合作的加强，出版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流散国内外的敦煌文献开始以高清印刷的大本图录形式整理发表，并实现了数字化，在IDP等网站公布，文献的整理校录本也紧随其后，喷涌而出。作者置身其间，为推动敦煌学学术资料整理刊布而努力的同时，也逐渐把目光转移至与敦煌文献具有同质性，同样遭到各国探险家劫掠、流散海内外的吐鲁番文献。

作者关注西域、丝绸之路，很早就注意到吐鲁番的交通孔道地位，认识到此地出土文书对于西域史、隋唐史、中亚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在1980年代，就应胡戟先生之邀，撰写过《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这篇长文，是国内最早介绍吐鲁番历史的著作（收入胡戟等《吐鲁番》，1987年）；在协助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过程中，曾向唐长孺先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团队求教；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游学欧洲、日本时，亦将吐鲁番文书作为写本调查的重要一环，清理过海外及中国散藏吐鲁番文书的“家底”（209页），可以说一开始就站在吐鲁番学的高点。

国内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以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为标杆，但此后吐鲁番地区考古所得，多未能以图文对照的文献合集形式问世，而国外收藏品亦有相当数量未得刊布。作者曾在各种场合呼吁文物部门、出版社和学者共同努力，尽快整理出版国内外收藏的吐鲁番文书，以便更多学者加以利用；而他真正涉足吐鲁番文书的全面整理，则是在承担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后。

在本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编撰感言》篇，作者对整理经过进行了回顾：1997至2006年，吐鲁番文物局先后清理了洋海、阿斯塔那、巴达木、木纳尔等墓地，加上历年征集，所得古代文书多达300余件；2005年北大中古史中心与吐鲁番文物部门达成合作协议，由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三位先生负责，组建“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以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团队确定的吐鲁番文书整理规范为指导，按照最高的学术标准作业；经过读书班释读，核对原卷并进行拼接、缀合、复原，录文初定、撰写论文，据论文改进录文、定名，召开定稿会、向专家请教完善，图文最后对照的工作流程，于2007年完成了这批文书的整理工作；与中华书局合作，最终呈现给学界一套大八开、全彩版、上图下文、释文定性准确的高质量出土文献整理本《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与《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相比，得先进出版技术之助，《新获》不仅提供了所有文书的高清彩版照片，还实现了释文的激光照排，成为新时期纸本出土文献整理的新标杆。2010年，该成果获得中国出版界的最高奖项——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14—231页）。

凭借《新获》的整理出版经验，近年来，作者在持续推动海内外大宗及流散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刊布，2021年新发表的是日本大谷探险队回流旅顺博物馆的26000多片文书，最终成果《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以大八开、全彩版、35册大型出版物的形式呈现（中华书局出版）；而尚待发表的是海内外散藏吐鲁番文献中非佛教材料的合集（荣新江、史睿主编《吐鲁番出土文献散录》，中华书局待版）。

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耗时而艰辛，作者曾提及，“要知道给那些没有前后文，甚至只有半句残文的纸片一个确切名称，谈何容易”，“如果我们只做研究，完全可以选择较完整的文书，不必为一个、半个字去耗费精力”；但他仍选择承担起吐鲁番文书的整理，认为“做学问的人总喜欢探索未知领域”，这是“接受了一项人生的挑战”（《〈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研究论集〉序》，2010年）。在笔者看来，这是作者从搜求资料到整理发表资料的转型，通过这一转型，他不仅将个人“穷尽新史料”的治学目标推向纵深，亦为学界认识、了解新史料，搭建了一架津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陈寅恪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取用新材料”以预流的学术主张，曾经被部分青年学人误读，在学界引发片面扩张新材料而不读基本书的不良风气，引起有识之士的批评，贺昌群先生就曾有这样的反思:

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历史学的新途径》，载《中学生》杂志第61期“研究与体验特辑”，1936年）。

本书作者用敦煌文书治敦煌学起家，曾经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新史料的调查、搜求、整理工作上，不少人称他为“出土文献整理专家”“文献学家”，而他却以新史料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如贺昌群先生所言，勉做一名“入流”的历史学家。21世纪初，当敦煌学的主要学术资料基本问世，而写本研究走向“内卷化”之时，学术界弥漫着“敦煌学还是学术新潮流吗”之问；作者在多种场合正面回应这种质疑，201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的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大声呼吁敦煌学要思考新问题。他说，敦煌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学问，从学术发展上，不宜自限边界，应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利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开发新的课题，提示了女性史、医疗史、书籍史、民族史、家族史等众多可开掘的研究领域（134—136页）；2019年在给《光明日报》做敦煌学研究回顾时，他再次提出从今天学界关注的社会史、医疗史、丝绸之路等新视角来解析敦煌学学术资料（183—184页）。

当然，作者提倡新的敦煌学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自2000年起，他将自己从文献到历史、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理念传递给在北大问学的一些研究生，指导他们根据敦煌文献，采纳后现代史学的视角，结合多学科理论，阐释“新敦煌学”；孟宪实关注敦煌的民间结社，余欣研究敦煌的民生宗教社会，史睿、余欣讨论敦煌写本与知识传播，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刘屹分别讨论祆教、摩尼教、景教、道教信仰对敦煌社会的影响，皆出自作者的学术影响。而为了向学界集中展示这些研究成果，作者又领衔组稿，历时四年，编成一套21本的敦煌学研究丛书，名之曰“敦煌讲座”。这套丛书借助全新的学术视角、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呈现了新世纪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准，全面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敦煌文献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讲座敦煌》（详本书《从〈讲座敦煌〉到〈敦煌讲座〉》，159—168页）。

必须说明的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开展历史问题研究的学术传统早就存在，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最为关注的话题都是中央王朝的制度，总体的研究思路是借助敦煌吐鲁番文书讨论举国的政治、制度、法令，如用纸本户籍、手实、计帐、差科簿等论证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差役制，用府兵番上和征镇名籍探讨唐代的府兵制与募兵制，用出土律、令、式残片探讨大唐帝国的法律制度；而出土材料自身的价值，往往被忽视。作者在由文献整理走向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敦煌吐鲁番文献产生于西北边地，记载下层、少数族群生活，反映基层社会运转的实际情况，因而提倡利用“原始材料”，展开地域历史的研究，重构边陲的社会风景。

作者的第一本敦煌学学术著作为《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正是要走出传统史书以中央王朝、帝王将相为主线的叙事模式，借助敦煌文书中的归义军史料，为我们重写唐宋之际、归义军政权统治下敦煌地方的历史，复原从节度使到一般民众的社会活动。在吐鲁番学研究中，作者也十分赞同孟宪实以高昌文献研究高昌历史的做法，与孟老师共同呼吁吐鲁番学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转向以本地历史为中心；两人曾借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之机，共同编辑了论文集《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与李肖合编，2011年），集中展示了吐鲁番地域社会的研究实践。在收入本书的《从“补史”到“重构”》一文中，作者基于吐鲁番文书的特定内容，提示了地域社会史、家族史、个体生命史等可行的研究方向，以《唐西州道俗合作梯蹬及钟记》文书记载的张无价等人名为线索，为我们勾勒出由豪族、宗教势力、地方小吏、工商业者、庶民互动而形成的一副天山县地域社会风景（147—154页）。

近年来，作者将新史学话题的训练场自敦煌吐鲁番扩展到长安，以读书班的形式，带领隋唐史专业的学生阅读《两京新记》《长安志》等长安文献，同时也关注隋唐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检索西安出土的海量唐人墓志；但目的不仅是进行传统的长安坊里住户增订，主要是基于都城文化的多元性，相关资料的丰富性，来开展社会史、性别史、医疗史、物质文化、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历史记忆等新问题的研究，从而走出隋唐史研究的新路。自2001年至今，“长安读书班”（又称《两京新记》读书班）的成员以都城为舞台，从自己的研究领域解读“长安”，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集中发布于《唐研究》的三个研究专号上（2003、2009、2015年）。尤其难得的是，作者自己的一些学术篇章，如《女扮男装》《从王宅到寺观》《〈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等（大多收入其《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2009年），也都诞生于长安读书班的活跃学术氛围中。他说，读书班上大家谈李欧梵的《上海摩登》、李孝悌的《恋恋红尘》，启示我比较古今城市的异同，因而思考城市的“近世化”问题，关注长安城市的公共空间。

无论是敦煌、吐鲁番，还是长安，随着区域性文献资料的不断积累，地域社会史正日渐成为推动中古史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视角（参作者为拙著《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所作《序》，北京三联书店即刊），相信作者所提议的“新领域”“新问题”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同道的关注与践行。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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