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 年 秋， 在 法 兰 克 福 大 学 任 教 的 汉 学 家 卫 礼 贤（Richard Wilhelm） 出 版 了 新 作《 中 国 心 灵 》（Die SeeleChinas）。在此前的学术生涯里，卫礼贤以翻译中国经典著作而成名，但这本新书却以回忆录、 日记、 游记的综合体裁描述他所亲历的清末民初的青岛和中国，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说，都是卫礼贤著作的一种突破，颇让人感到惊讶。同样让人意外的是，卫礼贤郑重地把这本著作献给了和他关联似乎并不太多的蔡元培。在《中国心灵》的扉页上，他写道：献给人权和自由的斗士、 学者、 朋友，蔡元培先生。

《中国心灵》1980 年在法兰克福再版时，德国学者鲍尔（Wolfgang Bauer） 在再版序中认为， 卫礼贤和蔡元培很可能在此书首版前的二十多年就相识于青岛。合理之处。1903 年 6 月至 9 月，蔡元培曾一度短暂居住在青岛，为留学德国做准备，其间也曾师从一位德国传教士学习德语。 而卫礼贤从 1899 至 1920 年在青岛传教，前后二十余年。但蔡元培的德语老师是否就是卫礼贤？当时青岛有多位德国传教士，这位给蔡元培上课的传教士究竟是谁并不明确。而且，无论是卫礼贤还是蔡元培，在之后涉及对方的文字中，都未曾提及在青岛相识之事。以二人重交游重友情的性格来说，似乎不太会故意避而不提这段往事。

但可以确定的是，蔡元培和卫礼贤比较密切的交往，发生在 1922 年下半年的北京。“一战”结束后，卫礼贤被迫从青岛返回德国。1922 年初，他脱离教会，再度回到中国，在北京德国公使馆出任学术顾问一职。作为负责文化教育的专员，卫礼贤自然免不了和大学发生工作上的联系。到北京后不久，他便拜访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和西文系主任胡适，还和正在北大执教的德国教授厄尔克见了面（1922 年 4 月 25日卫礼贤日记）。

蔡元培对“东方学社”的支持

卫礼贤对蔡元培的感激之情，很大程度上来自蔡元培对他的“东方学社”设想的鼎力支持。卫礼贤在北京公使馆的主要任务是整顿由于一战而陷入混乱状态的德国在华教育机构，但他同时还携带着一份自己的“创业”计划，这就是在北京筹建一所学术机构。卫礼贤对这个机构已经有了相当详细的策划，并在欧洲筹措资金。

一到北京，卫礼贤便开始接触各方人士，推动计划的实施。在卫礼贤拟订的一份《北京东方学社简章》里，他把该社宗旨定为：“一、 联合东西学者，共同研究中国一切学术，并介绍欧西重要学术于中国。二、 联系中外学者之私交，俾双方交换知识，互获效果。”根据计划，东方学社将下设图书部、 博物馆、 理化实验室、 询问处、 出版社、 讲演会、 翻译处等。

但卫礼贤很快便意识到，没有来自中方强有力的支持，他的宏伟计划很难付诸实现，甚至连寻找合适的建社地点都困难重重。他一度考察有待出租的恭王府，但终因王府过于破败而放弃。6 月间，蔡元培致函卫礼贤，希望他能够为北京大学在德国购买教学仪器提供方便。 借此机会，卫礼贤也终于开口向蔡元培求援，并且当场得到了蔡的支持（“3 点为东方学院事去见蔡元培。他承诺给予帮助。”1925 年 6 月 19 日卫礼贤日记）。这一年的下半年，卫礼贤开始在北京大学德文系授课，和蔡元培见面的机会自然就更多了。蔡元培还把卫礼贤介绍给了其他学者，中国学者饭局上的讨论让卫礼贤感觉受益匪浅。刚从欧洲归来的徐志摩也在一次饭局上和卫礼贤相识（“晚上在北京饭店，在座有蔡元培、 罗叔蕴、 沈兼士、 王天木、 徐志摩、 陈。”1922 年 12 月 4 日卫礼贤日记）。也就在这一天，“东方学社”的名称被确定下来，学社的地址则被安排在翰林院的旧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徐志摩频繁和卫礼贤见面，协助他翻译“东方学社”的章程，上文提到的《简章》很可能也经过徐志摩之手，徐志摩和卫礼贤由此也结成至交。

1923 年 1 月中旬，卫礼贤前往武昌和南京考察当地的大学，途中得知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消息，这使他顿时感到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他在安庆和芜湖之间的长江航轮上给在德国的妻子写信说，“在我离开北京期间，事态再次陷入混乱。北大校长、 我的朋友蔡元培因和教育部长彭允彝的矛盾而辞职。学生在国会前遭警察粗暴对待，因此发生严重骚乱。结果将会如何，尚无法预料。东方学院一度进展顺利，则因此再次被推迟。”（1923 年 1 月 26 日卫礼贤致妻信）。1 月底，卫礼贤回到北京，此时蔡元培已经离京南下。半年后蔡元培前往欧洲，居住、 游学于法国、 比利时、 英国等地。失去了蔡元培的支持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卫礼贤渐渐淡出了“东方学院”的筹备工作。

次年年初，正在欧洲的蔡元培受北京大学委派，作为该校代表参加在柯尼斯堡举行的康德二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卫礼贤为此写信给德国外交部，“我建议安排专人接待，因为他在当地全无知名度”（1924 年 3 月 19 日卫礼贤给德国外交部信）。这一年的夏天，卫礼贤返回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就任汉学教授。当年的 11 月，蔡元培和妻子也定居汉堡，并在汉堡大学注册入学。不过卫、 蔡两人似乎也并没有再恢复交往。直到 1925 年的 3 月，卫礼贤受邀前往柏林中国公使馆演讲（1925 年 2 月 26 日中国公使馆致卫礼贤电报），这次演讲的消息可能让蔡元培想起了两年前的旧交，便委托公使馆和卫礼贤联系。卫礼贤演讲后没几天，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给卫礼贤转来蔡元培的来信及其生平简历，并示意蔡元培有意前往法兰克福拜访（1925 年 3 月 10 日中国公使馆致卫礼贤信）。7 月 23 日，蔡元培从汉堡来信，感谢卫礼贤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大作《中国与列强》已读，先生之友善，文章之精之雅，我当替国人感谢。”

就在卫礼贤和蔡元培重续友谊之际，在法兰克福文化名流的支持之下，卫礼贤筹备的法兰克福大学附属中国学院也即将成立。三年前在北京未能实现的理想，终于即将在法兰克福成为现实，而当年的志同道合者蔡元培竟又在不远。卫礼贤萌生了建议法兰克福大学向蔡元培颁发荣誉博士学位的念头。

北京旧识：厄尔克与李佳白

1922 年卫礼贤初到北京时，便结识了德国教授厄尔克与美国传教士李佳白。

瓦尔德马 - 厄尔克（Waldemar Oehlke，1879—1949） 是柏林工业大学的德国文学教授，1920 年他接受正在德国进修的北大教授朱家骅的邀请，到北大德文系任教三年。和北大的合约到期后，厄尔克又转到日本和美国的大学授课。在来北京之前，厄尔克对中国知之甚少，加上夫妇两人都不擅长英语，因此在北京缺少朋友，去拜访过他们的胡适在日记里也提到，厄尔克夫妇是“很寂寞的”。当然，厄尔克也并不甘于寂寞，除了教书之外，他在北京还前后组织过两个协会，只是最后都无疾而终。

卫礼贤一到北京，他早年在青岛时的学生闻讯就纷纷找上门来，其中也包括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杨震文。厄尔克在他为《南德意志月刊》撰写的文章《德国学术在中国》里，提到了杨震文和卫礼贤之间的关系，“德文系主任杨震文，想必完全受到他昔日老师卫礼贤的正面影响。卫以前是青岛的牧师，后来学了中文，翻译了很多中国著作，他受学生杨的邀请，在这里的大学教授了一段时间的课程，现在在法兰克福教授汉学。”从厄尔克对卫礼贤轻描淡写的介绍，也多少可以体会出两人之间的距离。而厄尔克文章中对于杨震文的描述，则语气更显轻蔑。

厄尔克和卫礼贤关系不佳，多少和卫礼贤到北大授课有关。作为德文系主任的杨震文，礼聘自己的老师上课，这似乎并不令人意外。精通中文且结交广泛的卫礼贤到北大授课，这显然让厄尔克感受到了威胁。厄尔克为此专程找卫礼贤谈话，要求“只有在他的工资提高到 600 元的前提下，我（卫礼贤） 才能去北京大学任教”。次日，卫礼贤在公使馆内部商讨此事后去找杨震文，告诉杨“暂缓寄出我的大学聘书。随后去厄尔克处告之。他却不断提出令人讨嫌的问题”（1925 年5 月 31 日—6 月 1 日卫礼贤日记）。不过，到了 11 月，卫礼贤依然开始在北京大学授课，显然矛盾已经得到解决。而按照厄尔克自己的记述，他在北京大学的月薪从开始时的每月400 元后来上涨到每月 500 元。也许，这次涨薪便与卫礼贤的到来有关。

在北京的后两年里，卫礼贤和厄尔克仍然偶有来往，但卫礼贤对厄尔克的印象并没有太大的好转。

卫礼贤和美国人李佳白和（Gilbert Reid, 1857—1927） 的关系则大不相同。和卫礼贤一样，李佳白也有传教士的背景。他早年作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在山东传教，后以自己创办的文化机构“尚贤堂”为基地，成为独立传教士。李佳白和中国上层人士关系融洽。一战期间，李佳白公开表示中国应该保持中立国立场，此举惹怒了动员中国对德断交的美国公使芮施恩。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之下，李佳白被驱逐出境。一战结束之后， 李佳白重返中国。1922 年他在北京逗留期间和卫礼贤来往甚多。李佳白对卫礼贤很为器重，不仅邀请卫礼贤在他组织的活动中发表演讲，还试图说服卫礼贤参与他的“尚贤堂”事业 (1922 年 8 月 30 日卫礼贤致妻信 )。

1921 年，李佳白出版了他的新作 China, Captive or Free ？。在这本书里，李佳白详尽地叙述了中德有关青岛和胶济铁路协议的起源和细节，以及一战期间美、 英、 法、 日各国角力，游说中国政府对德绝交宣战的幕后。在卫礼贤的推介之下，李佳白自己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印刷费用（1925 年 8 月 21 日卫礼贤致福兰阁信），这本书的德文译本得以于 1923 年出版 。

此时的卫礼贤未曾想到，厄尔克和李佳白两人的文字，几年后居然影响到他在法兰克福的动议。

蔡元培的“反德亲法”形象

让卫礼贤始料未及的是，关于向蔡元培授予荣誉博士的提案，在法兰克福大学内部遭到了非议，而其根据便是厄尔克撰写的文章。

厄尔克的《德国学术在中国》刊登在颇具影响力的政论与文化杂志《南德意志月刊》1925 年 6 月号上。厄尔克在文章中介绍了德国读者还很陌生的北大主要学术人物，如蔡元培、 蒋梦麟、 胡适、 顾孟余和杨震文等。他提到了蔡元培在德国留学的经历和生平：“他（蔡元培） 曾在莱比锡学习哲学，此后也曾到访过德国，撰写了大量著作（伦理学专业），出任过教育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虽然他大部分时间在欧洲逗留，也兼任中国在文化和国际联盟的代表，但在北京大学他依然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文章中，厄尔克提到了蔡元培在一战中的对德立场：“（他的）共和及社会主义世界观，使得他在战争期间成为德国的敌对派。他憎恨普鲁士王朝的武力，却热爱‘德国精神’，并且想通过他的反德宣传来支持‘德国精神’。他只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但中国的当权者却并不喜欢他，反而怕他。他一面进行反德演讲，一面在北京大学设立了德文系，北大的上万学生对他奉若神明……我和他只谈过一次话，他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一对睿智的眼睛，他说的德语很机智，选词恰当。”

厄尔克在文章中也承认蔡元培在学术界和政界的地位：“在每次民意调研中，蔡元培总是被列为当代中国十大最知名、 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他和广东首领孙逸仙和前总统黎元洪一起，被认为是导致民国建立的辛亥革命的始作俑者和精神同盟。”

蔡元培在一战中的立场，在其多次演讲和媒体采访中表述得非常鲜明。一战的初期，蔡元培尚在法国逗留，他于1916 年返回中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甫入国门，他便在杭州五千人参加的“蔡孑民先生演讲会”上公开他所属的政治阵营：“德以帝国主义破坏人道主义者也，法以人道主义抵抗帝国主义者也。以公理言，法终当占优胜。”年底，在北京政学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又发表演说提到“今兹之战，虽参与者不下十国，而其实，则德与法战耳，军国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战耳。从多助与寡助上观察，德之败也必矣。”次年 3月 3 日，他在一千人参加的“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上说道：“观于德国之侵犯比利时中立，纯取强权主义，即所谓以强欺弱也……故德国可谓之为强权代表。英、 法、 俄为扶助被欺凌之各小国而战，可谓之为扶助代表。故此次欧战，谓之强权与扶助战也可，谓之为道德与不道德战也亦可。”此时离中德断交已经为时不远，作为公众人物的蔡元培，虽然并不直接参加政府决策，但他在大规模群众集会上的亮相，演讲内容更经过媒体广泛传播，理所当然在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战停火之后的 11 月 14 日，北京大中小学生 3 万余人参加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盛大集会游行，在天安门的演说会上，蔡元培出任大会主席，会上美、 英、 法公使分别发表演说。次日，北京大学又在天安门举行针对民众的讲演大会，蔡元培以《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为题发言，他说：“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 奥的贵族之外，没有不高兴的。”由此，蔡元培在一战前后保持始终的“鄙德扬法”的立场，对于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来说，应该都是印象深刻的吧。厄尔克对于蔡元培的叙述，并不偏离事实，甚至可以说也并无贬义。但是，厄尔克这段文字似乎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信息，却让法兰克福大学的决策者犹豫不决。

对于卫礼贤的提议更加不利的是，李佳白的 China, Captive or Free ？已经在德国出版，而其中有关蔡元培的段落也似乎印证了厄尔克的观点。在这本书里，李佳白把当时支持对德断交宣战的中国知名人士分成三个派别，其中提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的外长、 前驻法公使陆徵祥先生，著名改革家、 反对袁世凯称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梁启超，还有刚从欧洲访问回来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们三人是亲协约国一派的最重要的代言人。实际上，这是一个亲法国的派别。”

一战之后，德法结怨最深，蔡元培“反德亲法”的形象一旦被锁定，自然难以被德国学界所接受。于是，卫礼贤的提议被法兰克福大学搁置起来。

福兰阁心中的一战悲情

遭到挫折的卫礼贤，想到了柏林的汉学家福兰阁（OttoFranke，1863—1946）。1925 年 8 月 21 日， 卫礼贤给福兰阁去信，一方面邀请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学院”，另一方面则就蔡元培的荣誉博士学位一事征询福兰阁的意见。

此时的福兰阁在德国学术界已经是功成名就。他早年以翻译身份在德国驻华使领馆工作，回德后一度被清朝驻德公使荫昌延揽到公使馆内担任秘书职务。1908 年他又被德国外交部派回中国，和时任学部尚书的张之洞谈判建立青岛德国高等学堂事宜。这次使命完成之后，福兰阁告别外交界而转入学界，在汉堡的殖民学院教授“东亚语言与历史”。1923 年初，他由汉堡转到柏林任教。从青岛时期起，卫礼贤和福兰阁就有书信来往，已有十年余，每有译作完成，卫礼贤也必然要寄赠福兰阁一阅。1922 年初卫礼贤再度赴华前，曾写信告知福兰阁自己的行程与计划。福兰阁事后致信卫礼贤，为未能在临行之前会面表示遗憾，又表示他对卫礼贤设想中的“北京学院”（即东方学院） 一事十分关注，祝愿此事进展顺利（1921 年 12 月 30 日福兰阁致卫礼贤信）。

卫礼贤向福兰阁求援，不仅仅因为福兰阁是汉学界同行，更因为福兰阁还有着一个特殊身份。早在汉堡任教时，福兰阁便是德国高校联合会的涉外事务顾问。到柏林之后，他又成为柏林大学在高校联合会的正式代表，兼任高校联合会涉外委员会主席。卫礼贤显然相信，向蔡元培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一事，如果能获得福兰阁的支持，对消解法兰克福大学内部的反对声音，会起到很大作用。

卫礼贤在给福兰阁的信中，称赞蔡元培为中国学术界的领袖，他认为授其荣誉博士学位不仅名副其实，而且在文化政策上影响深远。当然，卫礼贤更用相当篇幅说明厄尔克的为人和其言论之不可信，并详细解释李佳白对蔡元培本身并无恶意。他还用不少笔墨描述一战期间中国所处的外交困境，为中国战时对德政策开脱。卫礼贤引用另一位对德主战派人物梁启超的话，“他（梁启超） 后来亲自向我解释说，完全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存亡的重大政治决策，才导致他（梁） 不得不采取当时的立场”。为了说明蔡元培对德国的友好态度，卫礼贤还举出蔡元培以北京大学校庆的名义，向柏林大学捐赠过一百万马克以资助汉学研究的事例。

不过，卫礼贤的这一封信是否就能说服福兰阁呢？

虽然两人结交多年，但卫礼贤对福兰阁的政治观点未必十分了解。 福兰阁之子、 同为汉学家的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 曾经对其父的政治立场有过很好的说明：“我父亲（指福兰阁） 成长于俾斯麦和德意志帝国奠基时代，这个时代的经历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他从未加入任何政党。战前他可能更倾向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派别。而在一战期间和战后则投入转向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傅吾康还举例说，一战之后，德国社会支持共和和反对共和的政治阵营泾渭分明，他的父母成了拒绝革命和共和的一派。在他年1 1923 年 1 月 8 日，卫礼贤致信德国外交部：“借北京大学 25 周年校庆之机，我向现任校长蔡元培先生建议，捐款资助德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以此作为东方向西方之问候，重新确认中德两国学术界之间友好关系。蔡元培先生十分乐意接受我的建议，附件中是他以校庆捐款的名义给我汇来的一百万马克的支票，赠给柏林大学以资助该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他并在信中请求将该支票“寄给普鲁士教育部次长贝克尔博士，以便该笔捐款尽快能供其支配”。原信存卫礼贤遗稿档案。少时，有一位邻居是民主党籍的汉堡市政府部长，傅吾康常和这家的孩子一起玩，“有一天我们在家正好谈到了这家的孩子，我的母亲，她认同我父亲的政治观点，顺口说到，我不该那么经常和民主党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傅吾康将母亲的话告诉了其他孩子，话的内容传播开后，结果导致孩子们之间真的不再互相往来。

福兰阁全家在战争期间的行为，也为傅吾康的描述做了注解。1914 年 10 月 16 日， 三千名德国大学教授签署《德意 志 帝 国 教 授 宣 言 》（Erklärung der Hochschullehrer desDeutschen Reiches），为德国参战辩护。宣言提到所谓的“普鲁士军国主义”时说，其实“德国军队的精神和德国人民的精神并无不同，因为两者本来就是一体，我们（指德国大学教授） 也隶属其中”。这份毫无掩饰、 力挺“军国主义”的宣言，得到当时德国高校绝大部分教授的联署。作为汉堡殖民学院教授的福兰阁也不例外。在这种家庭氛围之中，福兰阁的长子，也就是傅吾康的哥哥，刚考完中学毕业考试便自愿报名参战，不幸于 1916 年 8 月在法国北部阵亡，年仅 17 岁。战争给福兰阁的家庭直接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

对于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福兰阁耿耿于怀。在他的笔下，他始终把《凡尔赛和约》称为“不平等条约”（Versailler Diktat）。战后他曾投入大量时间，参与对一次大战起因的研究，目的是反驳德国承担战争全责的论点。11929年初，正值《凡尔赛和约》签署十周年之际，福兰阁的报告《驳凡尔赛和约的战争责任说》发表在高校联合会会刊上。2也就在此年，高校联合会还通过决议，认为德国承担一战全责的说法已经被证伪，《凡尔赛和约》相关的追责条款应该被取消。此时的福兰阁已不仅仅是联合会涉外事务负责人，并且早已进入了联合会的最高层理事会。

除了热衷于澄清德国的战争责任之外，福兰阁还承担了抵制协约国学术封锁的组织者角色。一战之后，协约国学术界发动了对德国学术界的抵制行动，以削弱德国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力，惩罚德国学术界一战期间支持政府的立场。德国学者被拒绝参加国际会议，德语也不再被作为学术刊物和学术报告的官方语言，新成立的国际学术联合组织将德国和其一战盟友排除在外。这次抵制行动直到 1926 年德国被国际联盟接纳为成员之后才逐渐停止。

对自己在高校联合会的工作经历，福兰阁曾经做过如下的自我定位：“从 1921 年到 1932 年，我在德国高校联合会工作的重点，便是领导反击以‘凡尔赛不平等条约’为根据的抵制德国学者和学术的行动。高校联合会正是这样的机构，代表德国学术界来应对并领导这场战斗，而作为涉外负责人则要在技术层面进行组织。”

也就几乎在蔡元培迁居汉堡、 注册汉堡大学的同时，福兰阁提交了他的涉外委员会年度报告，其主要内容便是关于德国学术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他提供的统计数字说明，1923—1924 两年间召开的 91 个国际学术会议中，有 58 个会议没有邀请德国学者参加，而有德国学者参加的 31 个会议，法国和比利时学者则拒绝出席。福兰阁在报告中点名法国和比利时两国为抵制德国学术的中坚力量，“有个别国家试图邀请德国参加学术会议，但立刻会遭到法国和比利时的反对或者退出威胁。通常情况下邀请方只能选择让步，否则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就会拒绝参加会议，导致会议事实上无法成为国际会议”1。高校联合会还通过一项名为《针对外国敌意，保护德国学术的措施》的决议，决议更明确将法国、 比利时作为“外国敌意”的主谋，“某些国家，比如法国和比利时，试图系统性地将德国学术及其组织排除在国际合作之外，拒绝德国研究人员参加所谓的国际会议，抹杀他们的工作，因个别学者群体在战争中的立场对其进行排挤，尽可能地取缔德语”，对于某些国际会议邀请德国学者以个人身份参加，高校联合会的观点是，德国高校教师应“对这种将个人分裂出其民族的企图，作为不可接受的侮辱加以拒绝”。这份措辞强烈、 民族情绪鲜明的决议文本，理所当然地经过高校联合会涉外事务负责人福兰阁之手。

假如说梁启超支持对德宣战的举动，尚可以作为政治家的策略与权宜来理解，而蔡元培反对“军国主义”与“强权”的言论，则是在理论上挑战福兰阁和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前者或许尚可被通融，后者则绝对难以被福兰阁等接受。在反驳《凡尔赛和约》的同时，在福兰阁的自传和文章中，在德国高校联合会的一篇篇讨伐性的檄文中，读不到关于大国崛起与纷争之中德国责任的任何探讨。1925 年的 8月，当福兰阁得知卫礼贤的建议时，一战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他心中的一战悲情远未化解。作为历史学者和学界精英，他将针对“凡尔赛不平等条约”的“斗争”视为己任，而他面对的“敌人”主要就是法国和比利时。此时此刻，福兰阁心理上的天平显然难以倒向“反德亲法”、 长年游走于法比两国的蔡元培。

福兰阁婉拒卫礼贤

福兰阁不愧是外交官出身的学者，接到卫礼贤的来信，他并没有立刻答复卫礼贤的问题。从巴伐利亚的度假地，福兰阁发出了一封简短的明信片，告诉卫礼贤他会在返回柏林之后才详细作答（1925 年 8 月 26 日福兰阁致卫礼贤明信片）。9 月中，也就是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福兰阁才从柏林回信，发表了自己对此事的观点。

福兰阁在信中称，他已经通过德国高校联合会得知此事，他“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表示赞成的意见”。不过，他很赞赏法兰克福大学愿意事先听取大学联合会意见的态度。对于厄尔克的文章，福兰阁和卫礼贤一样不以为然，但福兰阁话锋一转，却认为对李佳白的看法不能不予以重视，因为“他书里的说法对蔡元培的政治影响力表述得非常清楚”。福兰阁还评价蔡元培“是一个持激进意识形态和头脑混乱的人”。对蔡元培中国学术界领袖的地位他也表示怀疑，称“我从这里的中国人那里还听到其他的名字”。至于德国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他认为更应该用来奖励年轻的中国学者，而不是“具有政治倾向的知名人士”（ 1925 年 9 月 16 日福兰阁致卫礼贤信）。

卫礼贤提到的蔡元培向柏林大学的汉学研究捐款一事，发生在 1923 年初，此时正值德国金融动荡，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帝国马克汇率一落千丈之际。蔡元培开出的一百万马克的支票究竟还有多少价值，可以用福兰阁自己的经历来做一说明。1923 年 4 月福兰阁因赴柏林任教，全家从汉堡搬至柏林，他在自传里回忆道：“1923 年我们迁来柏林时，正值可怕的通货膨胀达到顶峰之际。我们的搬家费便花去几十亿马克。能买得到的少数物品，其价格也每天甚至每小时在无限地上涨。工资金额的数目也相应上升，纸币捆扎起来每周分发若干次，没人清点，只能根据重量来估测其数值。人们拿到工资之后，尽快地将其换成货物，最好是食物，以在下一轮涨价之前抢先一步。” 连搬家费都要几十亿，那蔡元培托卫礼贤转交的一百万马克支票早已是一文不值，难怪福兰阁在回信中也对此未作任何回应了。

尽管卫礼贤在信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他的意图，但福兰阁当然知道，卫的来信是希望他以高校联合会涉外事务负责人的身份，向法兰克福大学出具支持授予蔡元培荣誉博士学位的意见。显然，仅从福兰阁此时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情绪来看，他很难心甘情愿地为蔡元培投下赞成的一票。当然，福兰阁也不想过于打击卫礼贤的心情，因此在信的结尾，他奉劝卫礼贤将此事暂时搁置，甚至还安慰卫礼贤：蔡元培尚还年轻，或许还可以再等几年。外交官出身的福兰阁并没有忘记一再声明，他的建议也仅仅是建议。

没能如愿得到福兰阁的支持，卫礼贤的设想只能就此搁浅。而蔡元培也从布鲁塞尔来信，表示无法来法兰克福参加中国学院的成立典礼（“我现居布鲁塞尔，接奉惠请，我极愿赴会，聆听先生的重要报告并观看专题展览，无奈不得抽身，尚须在此逗留数日，不能速往法兰克福。在此谨祝中国研究所圆满建立，前景无垠。”1925 年 11 月 12 日蔡元培致卫礼贤信）。

可以想象，这一年的年底，卫礼贤多少带着些歉意，把自己的新作《中国心灵》作为一种补偿献给了蔡元培。而福兰阁心目中的中国学界领袖究竟是谁，或者说他当时“听说的其他名字”究竟是哪位，我们终究不得而知。不过，到了1932 年，胡适获得了德国学术界最高的荣誉头衔，当选为普鲁士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而推荐者正是福兰阁，这或许是个间接的答案。这时，卫礼贤已经去世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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