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竺可桢日记后页的通讯录，可见其朋友圈之精彩，似乎所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与他有着往来。胡适、赵元任是与他同期的“庚款生”，陈寅恪是他的同学，还有中国科学社中的同人任鸿隽、杨杏佛等，每一个名字叫出来都响当当，或是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先驱，或是某一学科领域的奠基人。

说起来，似乎那是个谈笑皆鸿儒的时代，我们或许能从竺可桢及其所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代科学家身上，找到一些当时学人的共性及背后时代的特点。

1910年第二批“庚款生”于北京合影，立者一排左5为竺可桢，第3排左一为胡适，后数第3排有箭头所指者为赵元任

“他是最早一代受过严格科学训练，进而以科学的眼光来生活、来看世界、看社会的中国人。”这是王作跃对竺可桢的评价，对于竺可桢代表的第一代科学家，他认为他们是具有很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严格的现代科学训练的一批人。“之前的人可能国学基础很好，但是没有严格的科学训练，后来的人现代科学训练很好，但说实话国学基础已经很难跟这批人比了。”

谈到第一代科学家的共性，在他们身上西方自然科学和东方传统文化做到了最强联合，是所有学者都感悟最深的。竺可桢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从古书、俗谚中找到证据与自己的气象专业结合，为众多学人津津乐道，1926年发表《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一文，获得学者徐炳昶“欢喜赞叹，感未曾有”的评价，“以为必须如此才能配得上说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样短短的一篇严谨的文字印出，很多浮烟涨墨的考古著作全可以抹去了！”他80多岁时完成的著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更是集其研究之大成。

这样一批学人在国学和西学上实现了“1加1大于2”，对于他们的出现原因，散木给出的答案很直接：他们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发展的转折点。

这一观点与樊洪业的想法遥相印证：19世纪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转折期——当时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清王朝不得不把维新变法里的主张以新政运动的名义推出来。

新政运动总的来说并不成功，但是在教育制度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兴学堂，废科举，出现了留学大潮。“兴学堂”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教育模式，移植了日本的学制、教材，聘请了日本、西洋方面的教习，学的是现代的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而在此之前，中国推行的还是科举制度，学的是儒学经典，讲究的是伦理纲常，学堂除了教会办的，就是洋务运动中推出的几个，主要用于培养军工、外语人才，中国自己的学堂非常少。

“原来是想学堂跟科举制度并行前进，逐步废掉科举兴办学堂，到后来看人才培养实在太慢了，1905年就索性把科举制废除了。”樊洪业认为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现在人们对其意义还远远不够看重：“通过废科举，整个教育制度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就跟着改变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原来都是‘诗云子曰’那一套，一下子变成要学数理化才有出路，毕竟伦理纲常对抗不了洋枪大炮。”

竺可桢生于1890年，义和团起义时大约10岁，废科举那年15岁，在此之前，他已在故乡绍兴读了新式学堂。后来到上海求学，读的是复旦公学与澄衷学堂，先后与陈寅恪、胡适同学，这几位都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领军人物；再后来到唐山路矿学堂读书，同学里有钱崇澍，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1910年，刚满20岁的竺可桢参加了庚款留学的考试，成为第二批庚款生。“清末庚款留学生以理工科为主，是当时留学大潮中造就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杰出代表。当然也不止他们，譬如地学方面还有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是欧洲留学的代表，对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功劳也非常大。但总的来说，他们和竺可桢都属于一个时期。”樊洪业说，他们身处学制改革时期，在年轻学习的阶段赶上了这个潮流，与比他们年长的学人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大不一样。

踏上美国国土的竺可桢，在大洋彼岸前后呆了8年，受到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而且他与其他赴美留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20世纪初年美国引进德国学制，改革了美国的大学，此举使得美国大学开始走向世界前列，竺可桢等留学生选择的一些大学又是其中的佼佼者。竺可桢到美国后先到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农业，因为发现所学的东西与国内实情不同，所以转到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新兴的气象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名校。

“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中有一句话叫积累优势，每一个台阶都处在优势上，就造就了诺贝尔精英。就中国第一代科学家而言，他们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个情况。”樊洪业总结了一下：“首先，这批人底子打得好，其知识结构又走在国人的最前面。他们出去后，学到的内容比如地学在科学最前沿，又适逢美国大学改革，很多的导师都是世界大师的水平。当他们学到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科学方法后，结合自身的国学底子，再来研究中国的科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都非常具有开创性，其中的翘楚自然就成为大师了。”

在散木看来，第一代科学家是弄潮头的那拨人，这批人中很少有人受到后来人们所认识到的某种“过度化”“极端化”的“文明污染”，对他们来说，没有经历过科学主义、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平面化等过程，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簇新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被貌似“先进”的东西左右，而是取其长处，因地制宜。“尽管当时的科学尚未展现出其负面性，但竺可桢等人已经非常重视科学和人文的结合，避免彼此的负面，这个非常罕见。”正如王作跃所说，第一代科学家都不是死读书的人，这源于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他们强烈责任感驱使下一颗学以致用的心。

“第一代科学家的知识范围也非常广，博学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樊洪业说：“竺可桢那一代的学人出去学习的时候处处都感到新鲜，什么都愿意看，他和胡适看书都看得非常广，从专业性书籍到医学、文艺、政论无一不包。而且他们没有陷在学校的课本里，经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文化交流活动，跟各国人打交道，广泛地吸取国外的东西。”

“评价人如何，离不开背后时代。所谓时势造英雄，那样一个时代造就了他们这样一批英雄，这些英雄们各自在不同领域甚至在整个国家建设上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樊洪业说，20世纪之前，中国已出现了零星的科学家，有归国的华侨，有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如詹天佑、严复等，但是囿于时代，这些科学家往往学非所用，甚至回来还要重考科举，否则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

但前人也为第一代科学家的出现做了铺垫。“第一代科学家受到早期维新启蒙，尤其是严复的《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严复对此的鼓吹影响是非常大的，‘中华民族不去努力，就要灭种亡国’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这拨人都有，所以他们的爱国观念非常强烈。”樊洪业说，科学知识对竺可桢等一代人的影响是全面的，洋务运动以来科学知识的传入不仅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人们面前展示了中西社会对比的图像，影响到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他们亲眼看到国外的情况，发现中国实在是太落后了。于是有的人想回去搞革命，有的想回去搞实业，有的想搞教育、科学，坚持科学救国的理念是竺可桢这批人身上的显著特点，在留学时期他们已经在发文章表达这种强烈的愿望。”

这在竺可桢的身上表现明显。竺可桢就曾在浙大开学仪式上告诫学生：这绝不是我们有较高的智识，就没有卫国的义务。只说明我们要本其所学，准备更大的更多的卫国的义务。

（节选自《中国第一代科学家的故事》，刊2016年11月1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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