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赋予上海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必然性。”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政治发展空间。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先进性相统一，体现着上海地缘政治的机理。

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

人们都熟悉课本里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胚胎里的红色基因。

“如果不具有新的品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多添了一点水滴，没有实质性意义。而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国内当时其他政党的根本特质。”齐卫平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出现过好几百个。中华民国初年各种政党蜂拥而立，但停留于权力争夺的政治乱象，使政党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脱离，因此，民主共和的新型国家形态落于徒有虚名的空壳。

“可见，当时的中国正在寻找一种先进力量和先进文化的结合，而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种结合。2000年江泽民以‘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本质，这样的品性不是到了21世纪才突显出来，它贯穿于党的历史始终。”齐卫平认为，是上海以近代城市的先进含量，为中国共产党画上了组织基因的红色符号，“上海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能量和工人运动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整个过程中具有典型性；同时，作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无疑也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义。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是培养中国共产党先进品性的最佳土壤。”

历史的确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发展，在这片土地上，1920年6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等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商议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就表现出了另起炉灶的建党志向。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重镇

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这样描述工人运动的深远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这一条十分重要。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而且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天国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上海诞生，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

关于工人阶级的特殊性与重要性，金冲及在接受采访时 进一步作了阐释：与农民不同，工人阶级跟现代化大生产结合在一起，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马克思主义则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个现代工业大城市，是十分自然的。”

上海工商业最为发达，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期间，还是在甲午战争后以及辛亥革命前后，具有规模的大型企业几乎都选择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

上海适合开展工人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上海工人的组织程度比较高。齐卫平领衔著成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与上海》里有这样一段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海虹口——杨树浦、浦东陆家嘴、沪西曹家渡等工业区的形成。这些工业区均临靠黄浦江或苏州河，航运便捷、地价不高，从而使近代工业在兴办和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自然集中的趋向。“大规模集中工业区的形成促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成长，使得这里的工人运动开展组织水平比较高，政治上的成熟也相对领先于全国。五四运动后，上海工人罢工斗争显示的强大威力更是突出表现了质量水平上的政治觉悟。”

齐卫平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从根本上看是中国革命力量主体力量向工人阶级位移的历史象征。之后中共中央长期设在上海，也与此有关。1923年7月15日，在广州的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称：“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中央委员会宁愿在上海处于非法地位，也不愿在广州活动，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1927年4月，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后来经过多次讨论，还是决定迁回上海，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899年，第一次有中国刊物提到《共产党宣言》里的内容，就是在上海。” 忻平告诉记者，他学生时期曾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到过当年的《万国公报》相关材料：“那也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中文刊物介绍。”

作为对外交流中心和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中心，上海在传播先进文化、集聚知识分子方面优势明显。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日本思潮影响较深，许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通过日文出版物被大量翻译进国内，上海集聚的大批日本留学生在其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金冲及回忆道：“解放初，我曾问过陈望道，当初为什么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说是在日本受到的影响。”《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在上海出版。

齐卫平指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共有9人留学日本，占据全部成员的一半以上。他们在日本各大学学习法律、教育、新闻、理工等知识，并在此期间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的还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日本共产党员山川均、堺利彦等有接触。“而其他各地早期党组织成员，大多在国内高校或中等师范学校接受教育。”

再来看出版业的助力。清末民初的上海，已是中国出版中心，全国出版业的80%以上集中在这里，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从著书、编书到印刷、发行，都相当齐备。“出版业发达说明这个地方相对安全，且输入西学的东西多、容易传播。”熊月之说，“从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开始，到戊戌变法提倡制度变革，到辛亥革命，新文化相关内容的出版，主要是在上海。”

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就不能不提到《新青年》，这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分量的杂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成为党的机关报。熊月之说，从陈独秀经营《新青年》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对于陈独秀的事业有实际意义。“即使陈独秀到北大任职、《新青年》编辑部移京以后，其排字、印刷、发行地点仍是上海。”1920年5月，从北京搬回上海的《新青年》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这期专号被视作《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其筹备时间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时间重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很大一部分成员与《新青年》、《觉悟》副刊、《星期评论》社等有着重要的关系。他们或是其中的骨干成员，或是重要的撰稿人。可以窥见，上海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时起到的作用。

而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工业重镇的上海，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优质土壤，而知识分子就是两者之间的粘合剂。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评论过京沪两个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研究比陈独秀深。而陈独秀有着烈火样的性格，往往更急于行动。这时他的目光已更多地转向工人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光靠学生运动难以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上海让他看到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此时的陈独秀明显表现出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动向。“一些活动于上海的党的创始人，会自觉到工厂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扬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之中培养运动骨干；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创办《劳动界》《上海伙友》等面向工人的刊物，开展宣传启蒙教育。这些条件在其他城市不是很充分，也因此促进了更多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选择到上海来。”齐卫平说。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建党做准备的过程。

（节选自《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开始》，刊2016年7月1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本报记者 刘力源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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