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 容闳、黄胜、黄宽3人跟着美国传教士布朗前往美国东岸进修，其中，容闳经过7年艰苦奋斗，最终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正是这位“中国留学生之父”，学成归国后希望“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大力推动留学教育计划，最终说服清政府官派学生留美。1872年至1875年间，有4批共120名学生赴美，因为平均年龄只有12岁，史称“留美幼童”。1881年，原定15年的留美计划终断，最终有94人分3批被召回国。彼时的美国正在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些经过先进西学熏陶的留学生里，就有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等先驱人物，还有一些分散到教育、军政界，如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民初国务总理唐绍仪等。

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虽然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在晚清社会的动荡不安里，“留美幼童”的故事多少有点凄然忧伤，但正是这些小小年纪就远涉重洋的留学生们，最早开眼看了世界，饱吸自由空气。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以帮助中国办学，同时资助中国学生留美。1909年首批录取的47人中，多数在美学习工程、科学类，少数习文，基本符合清政府“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的规定。他们中出了不少教育界名人和科学家，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胡刚复、近代生物学奠基人秉志、化学家张子高等。1910年第二批录取70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1911年第三批即最后一批录取63人，他们归国后服务于建筑、土木工程、机械等各领域。

不少学者认为，留美学生个人同群体相比，特殊性和复杂性比较明显，许多宏观结论虽已成定势却有待拓展，不妨利用原始材料对一些个人作新的研究和发现。

唐国安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考察了唐国安在清末禁毒运动中的突出表现。“留美幼童”中的唐国安肄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上海的活动之一就是参加基督教青年教会的工作——反对女人缠小脚，反对吸食鸦片，“正是他和颜惠庆及菲律宾的美国主教勃伦脱的努力，促成中美共同发起召开了13国代表出席的国际性禁烟大会，即1909年的上海万国禁烟会。”苏智良说。

万国禁烟会上，唐国安作了一场颇有说服力的英语演说，指出“中国非常不幸地对于本次会议的结果要比其他各国更要深表关切。对于你们大多数人来说，吸鸦片烟的问题是你们国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但也许不是最重要问题之一。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国家所必需面对的最紧急的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万国禁烟会的最大成果是相关国家在鸦片、吗啡问题上初步达成共识，揭开了国际联合禁毒的序幕，同时促进了中国国内的禁毒运动。1912年，唐国安代表中国参加海牙万国禁烟会议，再度与勃伦脱合作，制定并通过了《禁止鸦片公约》。

颜福庆

复旦大学克卿书院即以颜福庆的字来命名，以纪念这位医学泰斗对中国医学事业和上海医学院的突出贡献。

颜福庆于1906年到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190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为第一位获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亚洲人。随后，他又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攻读热带病学，很短时间内就获得学位证书。回国后，颜福庆力促中外合作办学的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1914年），并任校长，因学校的教学质量受到美国考察团的肯定，才有了“北有协和，南有湘雅”的美名。颜福庆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首任会长，协和医院第一位华人副院长，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在中国近代医学建设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他的身影，创造了近代中国医学上的诸多第一。“然而，毋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即便是在中国医学史界，颜福庆都是一位熟悉的陌生人。”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介绍，除了一部传记形式的《颜福庆传》，缺乏从学术上对颜福庆与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全方位研究。她借助医学报告、洛克菲勒档案、耶鲁大学医学院档案及颜福庆的演讲稿、论著等多重材料，从“新医：博弈中的中国医学”、“公医：中国精英的平民意识”、“医学建设之格局”、“医学经济”几个方面展开，呈现了颜福庆的医学生涯中成功与失败、理想与现实、坚持与妥协、合作与博弈，最终得出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颜福庆的思想和行动影响了中国医学近代发展的走向和格局。”

胡适

在中国赴美留学生中，胡适无疑是位顶尖人物。中国与亚太研究学会副会长许治英重点关注了胡适早期留学经历对其和战观念的影响。作为庚款留美的第二期生，胡适在美期间已经流露出对政治社会事业的浓厚兴趣，他亲身经历了美国1914、1917年的两场总统选举，1916年的纽约女子参政运动，以及大学国际政策会议和非兵主义运动……正是这些“青年期政治训练”，胡适形成了曾被视为体现了“低调”阵营主张的和平观念，即“战争的后果，对交战双方都是悲剧，没有胜利者”。

胡适不赞成轻易言战，但从未止歇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抗战爆发后，他的和战抉择发生了转变，但其“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的信仰和用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来保障和平的主张始终没有动摇。许治英认为，胡适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力图把留美获得的知识和学理化作报国的利器。

在这一点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克武也有同感：“胡适较其他留学生更为特殊之处则是他有机会到美国，以外交人员的身份从事宣传工作。”1938年至1942年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作了数百场演讲，为中国获取舆论支持进行奔走呼号。这些讲演词还编印成册，广为流传，主旨是呈现胡适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让美国民众意识到，中美共同面对的是一个“独裁的、愚民的、黩武的、疯狂式帝国主义的日本”。黄克武认为，这段论述可能经不起严格的学术检验，但作为外交辞令和文化宣传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促成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作者：荏山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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