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叙事框架中，似乎改革派和保守派是先天区分的，是必定要发生斗争的，一个政治人物必然倾向于两方中的一方。这样的历史观忽略了历史人物的实际处境以及派系划分的建构性特征。在雅伊哲奥卢博士的书中，巴尔干地区的地方显贵们可以跟随鲁塞的伊斯玛仪帕夏反对塞里姆三世的改革，与安纳托利亚的改革派显贵对立，然而在一年后，他们又陪着支持改革的“旗手”穆斯塔法打进了伊斯坦布尔——那他们到底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在混乱的年代中，实际的政治斗争需要往往优先于改革理想。

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感”逐步提高，这个亚欧交界处古国的历史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中文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有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译作，查尔斯·金（Charles King）的《佩拉宫的午夜》、尤金·罗根（Eugene Rogan）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等书籍都让中文世界的读者们更好地了解了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痛苦挣扎直到最终灭亡的过程。不过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国家，它的现代化改革也有100多年的历史，若是仅仅阅读帝国最后几十年的历史，恐怕不能全面了解帝国的改革历程和现代土耳其的诞生。这样一来，阅读一本描述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现代化改革之时的状况的书籍就显得很有必要，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青年学者阿里·雅伊哲奥卢（Ali Yaycioglu）博士的处女作《帝国合伙人：革命年代中奥斯曼秩序的危机》（Partners of the Empire:The Crisis of the Ottoman Order in the Age of the Revolutions）就是这样一本分析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好书。

▲阿里·雅伊哲奥卢博士

▲《帝国合伙人：革命年代中奥斯曼秩序的危机》

阿里·雅伊哲奥卢博士是一位学术经历丰富的青年学者。在相当于“土耳其清华大学”的中东理工大学（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拿到国际关系本科学位后，他先后在土耳其的比尔肯特大学（Bilkent University）和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分别攻读历史和阿拉伯语及伊斯兰法的硕士学位，之后他前往哈佛大学历史系，在研究古典奥斯曼时期的著名学者杰马尔·卡法达尔（Cemal Kafadar）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先后以博士后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伊斯兰建筑研究和希腊研究。在几次跳槽后，他来到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并于今年拿到终身教职（tenure）。丰富的学术经历使得雅伊哲奥卢博士拥有了比一般历史学家更广阔的视野，从而让他能够避免落入学术碎片化的陷阱（作者指出，这在对17-18世纪奥斯曼历史的研究中相当普遍），向读者呈现出从塞里姆三世上台（1792年）到马哈穆德二世上台（1808年）之间，也就是传统上被认为现代化改革开始时期的帝国历史画卷。

雅伊哲奥卢博士在全书的前言部分梳理了对这段时期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研究情况，虽然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奥斯曼历史中被研究最多的年代之一，但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图景，地方史、外交史、改革史等课题的研究是分裂的。作者的目的就是进行一项以这段时期里帝国的制度和话语（discourse）转变为主要关注点的综合性研究。作者在导论部分中介绍了时代背景，标题中“革命年代”指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约是1760-1820年间），当时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为进行军事重组而开展以增加资源为目的的改革，统治阶层与其他集团进行谈判和政权重组，最终导致全方位的重大变革。传统的历史叙事将这一年代中帝国的改革视为最初的现代化尝试，并将地方显贵（provincial notables，这是全书最重要的概念）和近卫军视为反改革的保守力量。这一历史叙事在60年代后有所修正。作者认为，深陷危机的奥斯曼帝国在当时面临三种改革选择，一是“帝国的新秩序”，即自上而下的集权改革，二是“显贵的秩序”，即中央改革派与地方精英间通过财政、政治和制度纽带进行合伙（partnership），三是“社群的秩序”，即地方社群（communities）自下而上的集体性参与。

第一章《帝国：1700-1807年的秩序、危机与改革》介绍了奥斯曼帝国在17-18世纪间产生的影响深远的秩序变化以及赛里木三世上台后进行改革的背景。15-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官僚本质上是苏丹家户（household）的一部分，地方上的土地被分为“蒂玛尔”（timar）和“宰麦特”（ze’amet），这些土地被封给军官，军官则要在战争时提供军队（sebkan）。到17-18世纪，独立的官僚机构发展起来，地方显贵也越来越多地参加地方治理。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遭受了一系列战败，财政紧张，中央收回了许多蒂玛尔和宰麦特，再把这些土地转包给终身包税人，这些被外包的土地被称为“马里卡内”（Malikane），不受地方官僚的干涉，包税人的义务是提供定额税收，他们往往会再把马里卡内转包给更下一级的地方人士进行管理。与此同时，原有的税收法律体系瓦解，地方各个社群的代表开始在宗教法官辖区（kaza，奥斯曼帝国的基层行政单位）的法庭处讨论税收分配问题，作者认为这让地方法庭有了代表大会（assembly）的性质。同样在17-18世纪，帝国的城市生活更加丰富，咖啡馆等公共场所成为了政治讨论的场所，同时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村青年冲击了现有秩序。在新的城市生活中，近卫军扩大了其影响，成为联系都市诸多团体的一支社会力量。1792年塞里姆三世上台之时，中央的许多官僚都认为，军事和财政改革是拯救屡战屡败、国库干枯的帝国的必要手段，但是改革者之间没有具体操作改革的共识，他们也分裂为受不同外部势力支持的不同派别。

第二、三章是对地方显贵和社群的介绍。在第二章《显贵：治理、权力与财富》中我们看到当时以父系家庭为核心的地方显贵家族积极参与地方治理，他们被中央派来的官僚任命为副手“受任官 ”（mutesellim），从事征税等事务，并利用参与治理的机会从事广泛的商业活动，作者称其为“治理商业”（business of governance）。他们成为了地方商业的协调者和监督人，取得巨大的财富，并且与基督徒和犹太商人（sarraf）积极合作，在地方上进行放贷。同时，地方显贵大量接收中央政府重新分配的蒂玛尔和宰麦特，将它们变为自己的田产（ciftlik）。此外，他们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甚至试图通过在叛乱后接受招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过显贵家族在地方上的控制是碎片化的、马赛克式的，他们并不是铁板一块，其权力和财富的传承也得不到法律的保证。第三章标题为《社群：集体行动，领导和政治》，介绍了帝国（主要是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基层社群的情况。宗教法庭在18世纪成为了公众参与政治的场所，苏丹的政令在这里被宣读，向上层递交的陈情书在这里被翻译成奥斯曼土耳其语公文体，各个社群的领导人在这里讨论税收分配和公共事务，并推选出负责地方公共事务的领袖人物阿扬（ayan，基督徒的领袖人物被称为巨头 kocabasi）。帝国在18世纪末的改革中试图制度化这套基层体系。帝国规定阿扬应由地方各社群在宗教法官监督下集体推选产生，并由大维齐尔（类似宰相）最终任命。阿扬制度成为18世纪地方的基础制度，而集体行动成为地方秩序的关键。

在介绍了地方政治的新变化后，作者在全文的第四章《危机：1806-1808年的骚乱、阴谋和革命》和第五章《协议：1808年的〈同盟誓约〉与信托帝国》中详细叙述了地方显贵参与历史进程的具体情况。1807年，改革派苏丹塞里姆三世在近卫军哗变后下台，穆斯塔法四世上台，次年7月，“旗手”穆斯塔法（Mustafa Bayrakdar）拥立马哈穆德二世上台，重新开始现代化改革，11月，近卫军再次哗变，穆斯塔法死于自宅，改革废止。传统观点将这段历史视作代表改革的塞里姆三世、穆斯塔法与代表保守势力的近卫军之间的斗争，认为最终保守势力扼杀了帝国第一次现代化改革的努力。但雅伊哲奥卢博士指出，地方显贵足够能构成改革派、近卫军之外的第三股势力，地方显贵先和近卫军一起击败了塞里姆三世领导的改革派，然后又与近卫军进行斗争。穆斯塔法本人就是地方显贵的代表，他崛起的背景就是地方显贵与改革派的斗争。1806年8月，巴尔干地方显贵手下的武装在埃迪尔内集合，阻止塞里姆三世按西方模式组织的新军队“新军”（Nizam-i Cedid）进入欧洲，据传巴尔干显贵的领袖是鲁塞的伊斯玛仪（Ismail of Ruse，鲁塞位于今天保加利亚多瑙河畔）。8月底，伊斯玛仪被刺杀，新军也撤回伊斯坦布尔。穆斯塔法抓住机会成为鲁塞的新阿扬。此时，俄国军队进入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穆斯塔法趁着帝国要在巴尔干作战的机会，爬升成为整个多瑙河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并积极与俄国、法国展开谈判，连苏丹穆斯塔法四世本人都不了解谈判的细节，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1808年春天，帝国有两个首都：伊斯坦布尔和鲁塞”。鲁塞成为了近卫军第一次政变后流亡者的避难所。穆斯塔法在当年夏天集合巴尔干显贵的军队攻入伊斯坦布尔，拥立马哈穆德二世上台。

▲马哈穆德二世

新政权组织了帝国历史上第一次行省显贵大会，会议的25名代表签订了《同盟誓约》（Deed of Alliance），它与之后的一系列法令一起确定了马哈穆德二世新政权的地方行政体系：阿扬忠于苏丹，苏丹和中央政府则保证阿扬的既得权益，未经法律手段不得处死签约的阿扬或没收其财产；地方根据自己的具体状况组织数目不一的常备军，具体数量和补给问题由阿扬和社群领袖协商决定；大维齐尔由苏丹任命，签约的阿扬可以集体弹劾大维齐尔；大维齐尔和大穆夫提在上任前必须向《同盟誓约》发誓。作者指出了《同盟誓约》中许多值得注意之处：这份文件区分了作为“人”的苏丹（zat）和苏丹拥有的君主权力（salanat），作为人的苏丹是《同盟誓约》的执行者和最高监督者，但他本人并不高于《同盟誓约》本身；此外，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强调也与19世纪后来的改革精神一脉相承。虽然《同盟誓约》本身是密约，影响力局限在精英小圈子之内，并且没有被真正执行过，但它仍然是危机中奥斯曼帝国对未来道路的重要探索，体现了参与性的精神，是接下来现代化改革的先声，其精神为后面的坦齐马特改革和宪法改革奠定了基础。作者在全书结论部分再次强调了帝国改革的世界历史背景，并指出地方显贵和社群的集体性参与为后来民族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制度背景和领导人储藏库。

雅伊哲奥卢博士的著作在为我们描述现代化改革初步探索阶段中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图景之外，更是为中文世界的读者提供认识奥斯曼帝国的另一种可能。如果仅仅从中东的角度上看问题，就很难理解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对于一个从中东角度认识土耳其的读者来说，本书的一些内容可能与他的传统认知不符。比如作者认为，15-16世纪是地方显贵被边缘化的时代，他们到17-18世纪才重新活跃在行省政治中。但是安德烈·雷蒙德（Andre Raymond）、迈克尔 ·温 特（Michael Winter）等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指出，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统治本来就是松散的，原有的马穆鲁克体制并没有被改变，埃及被征服后仍然进口奴隶，新来的奴隶形成了“新马穆鲁克”阶层，并在 1611年后走上埃及政治的前台，这么看来作者所说的“边缘化”似乎无从谈起。而伊拉克在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崩溃后就是一个部落政治、家族政治兴盛之地，奥斯曼帝国对那里的控制并不强。希贾兹原本就是谢里夫家族的势力范围。这么看来，只有大叙利亚地区才多少符合作者所说的情况。阿扬崛起后利用经济实力和武装谋取更大权益的现象的出现也远早于18世纪，16世纪末17世纪初黎巴嫩的统治者法赫鲁丁（Fahr al-Din ibn Maan）就在黎巴嫩山推行现代化改革，谋求更大权力。尽管作者将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纳入地方显贵中进行研究，但是书中所述情况并不非常符合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中东的实情。

然而这些看起来不合理之处并不影响全书总体观点的合理性。作者将奥斯曼帝国划分为三个部分：巴尔干、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书中奥斯曼帝国在17-18世纪所经历的地方政治转型基本发生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也说明了革命年代中帝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塑造力量是巴尔干、安纳托利亚显贵与伊斯坦布尔之间的互动，以及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显贵之间的互动，后者明显更亲近于塞里姆三世的改革。比起阿拉伯地区的显贵，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Ali Pasha of Ioannina）、鲁塞的伊斯玛仪等人处在帝国政治中更加中心的位置，他们的行动更能代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帝国的政治潮流。这是由奥斯曼帝国的本质决定的，即使它不能算是一个“欧洲的”帝国，它也至少是一个“在欧洲的”帝国。巴尔干不仅是帝国与西方及俄国斗争的前线和重要粮食产区，也是帝国政治的核心区域。“欧化”不仅仅是奥斯曼帝国出于救亡图存需要而采取的策略，也是帝国本质的体现。土耳其一直以来就更多是欧洲而不是中东的延伸，理解了这一点，或许读者在阅读晚期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了解当代土耳其政治新发展时会有不同的看法。

▲塞里姆三世

更重要的是，雅伊哲奥卢博士在书中挑战了传统的世界近现代史叙述框架，这使得这本书有超过土耳其历史研究的意义。中国的传统认知，是现代化史观和叙事带来的影响。传统的叙事框架认为，现代民主共和体制来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逐步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而扩散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作为“其他地区”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从18世纪末开始为了现代化而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塞里姆三世的改革是第一次现代化努力，但是遭到以近卫军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绞杀，帝国在马哈穆德二世灭近卫军后重新开始现代化的探索，其主要的政治现代化成果是1876年的宪法和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最终一个世俗的、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于1923年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建立起来。这样的传统叙事框架是中文世界的读者相当熟悉的。但它是片面的，是二元对立的，甚至有污名化非西方因素的倾向，伯纳德·刘易斯在《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三版序言中的某些言论就非常露骨，比如认为西方就是“治理”（governance）而东方就是“专制”（rule）；此外，这样的史观还有西方中心论和历史宿命论的倾向，在这样一种历史叙事中，非西方国家似乎除了放弃自己的身份，全盘西化以外无路可走。本质上，这种叙事是缺乏扎实历史研究和严肃理论反思的结果，而雅伊哲奥卢博士扎实的研究则是对这种传统历史观的有力回击。

在传统的叙事框架中，似乎改革派和保守派是先天区分的，是必定要发生斗争的，一个政治人物必然倾向于两方中的一方。这样的历史观忽略了历史人物的实际处境以及派系划分的建构性特征。在雅伊哲奥卢博士的书中，巴尔干地区的地方显贵们可以跟随鲁塞的伊斯玛仪帕夏反对塞里姆三世的改革，与安纳托利亚的改革派显贵对立，然而在一年后，他们又陪着支持改革的“旗手”穆斯塔法打进了伊斯坦布尔——那他们到底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在混乱的年代中，实际的政治斗争需要往往优先于改革理想。近卫军最终在1808年11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穆斯塔法政权，终结了改革。可能会让许多对土耳其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震惊的是，近卫军背后的支持者居然是以改革闻名的马哈穆德二世——他为了摆脱穆斯塔法而煽动近卫军发动了政变。作者指出，在当时，几乎不可能预料到马哈穆德二世在多年后最终清洗了现代化改革最大的反对者近卫军。然而事实便是穆斯塔法和马哈穆德二世都成为了改革的英雄人物。事实上，“改革”与“保守”的划分本身就是后世塑造的产物，受到后世历史叙述者实际需要的影响，行省显贵明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改革过程中发挥过建设性的作用，但这一阶层在19世纪中叶反对过立宪派，支持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的专制政策，因此被纳末克·凯末尔（Namik Kemal）等知识分子抨击，其积极作用被抹杀，甚至被和近卫军一起归结成保守势力，这极大影响了后来人对历史的理解。全书的内容体现出了现实需要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历史叙述的建构性特征，在作者翔实的研究面前，带着宿命论和二元对立色彩的传统史观是站不住脚的。

并且，读者们可以从这本著作中看出，传统叙事框架中西方的、现代的、世俗的因素与东方的、落后的、宗教的（在奥斯曼帝国的案例中主要是伊斯兰教）因素的对立也是不存在的。《同盟誓约》中区分了作为人的苏丹和苏丹的统治权，强调政治参与和保证人身和财产，一定程度上限制苏丹权力，这似乎很像欧洲历史上一些限制君主权力的文件，作者也认为某种程度上说《同盟誓约》可以算作“迟来的《大宪章》”。然而作者指出，这份改革中的重要文件的精神来源其实是伊斯兰教哈乃斐教法学派中的契约精神，而非西方的政治思想。至少在帝国开始改革之时，伊斯兰教和现代西方的因素并不是二元对立的，相反，用书中引用的土耳其著名历史学家凯末尔·卡尔帕特（Kemal Karpat）的话说，伊斯兰教在19世纪反而成为了塑造现代国家的话语的来源。也就是说，非西方的因素同样可以在现代化中扮演积极作用。如果多了解对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的研究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从强调现代化中的西方因素（包括强调本国的亲西方族群的作用，比如强调阿拉伯基督徒的作用）到强调本土因素中蕴含的现代化元素，这在7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研究就是如此，乔治·安东尼乌斯（George Antonius）等第一代学者强调阿拉伯基督徒的中心作用，强调民族主义的舶来品属性，60、70年代后西尔维娅·哈依姆（Sylvia G.Haim）等人指出现代伊斯兰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精神来源，到90年代以后，哈桑·卡雅勒（Hasan Kayali）等人强调阿拉伯地方显贵对民族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青年土耳其党统治的影响，本土的因素越来越被重视，西方中心论的叙事也逐步被解构，这或许是对非西方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进行严肃研究的必然结果。

传统观念中必然要推行到全世界的西方模式，也最终被学术研究祛魅和解构。在引用拜利（C.A.Bayly）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雅伊哲奥卢博士指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了从缅甸到海地的全球性的危机和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标题所说“革命的年代”。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仅仅是应对危机的两条道路，其他国家也进行了各自的探索，波兰、伊朗等国的探索是失败的，波兰最终被瓜分，伊朗萨法维王朝在集权改革失败后被权力结构松散的卡加王朝取代；俄国、瑞典等国则采取了通过领导人赐予臣民权利的方式进行体制重组；奥斯曼帝国以中央精英和地方显贵在一系列财政的、政治的纽带中进行合作共享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它既没有崩溃，也没有经历制度的大变革。从宏观来看，作为危机应对方式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很难说是独创的，更不是注定会胜利，必然要被其他国家所效法的。其他国家同样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方中心论的史观和叙事彻底无视了这一面，然而非西方国家探索的价值不应被西方的最终胜利掩盖。

▲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里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国对全球性“17世纪危机”的反应。

当然，本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18、19世纪之交市民社会的分析有虎头蛇尾之嫌（当然这可能是因为史料不够）。再比如，作者在全书结尾阶段花费了许多笔墨描述地方显贵在后来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然而在指出显贵秩序崛起对民族主义兴起的影响以及帝国对政治新秩序的探索的精神遗产外，他似乎没有对这场短暂探索的实际历史影响做出一个相对详细的评价。作者的分析框架让笔者想起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里的分析，魏斐德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国对全球性“17世纪危机”的反应，并明确指出清朝的政策在短期内帮助中国走出了17世纪危机，但是从长期来看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面对西方影响时的无力。那么作为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全球性危机的回应，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探索有什么总体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呢？作者的笔锋非常犀利，体现出青年学者的冲劲，但是在评价问题上，作者选择了沉默，这让人有些遗憾。不过，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在同为非西方国家的中国产生“土耳其热”的背景下，它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给了读者认识奥斯曼帝国的另一种可能，提醒读者：非西方的因素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蕴含着无限的可能。（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作者：陈功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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